第二阶段：需求侧改革

第二阶段（1998年至2008年），经济改革的重心转移到需求侧，主要矛盾在于内需不足。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走出了短缺经济，供求关系从卖方市场转向以买方市场为主，供给侧矛盾有所缓和。1998年，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影响遍及全球，导致外需萎缩、出口不振，外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下降。有鉴于此，国家实施需求侧改革，将内需设定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以扩大内需为核心，调整各项政策。^[8]劳动政策在其中居于重要地位。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单纯依赖少数巨富消费的经济体注定难以为继，劳动者才是消费者的主体。然而，劳动者的消费并不容易启动，这既是因为“没钱花”，也是因为“不敢花”。“没钱花”是指劳动者的消费能力不足，劳动报酬水平偏低。国家必须通过劳动政策保障劳动者取得体面的收入。“不敢花”是指劳动者的消费意愿不足。现代职业生涯充满风险，包括失业、受伤、生病、生育、年老等。劳动者势单力孤，缺乏抵御风险的能力，自然倾向于压缩消费、提高储蓄，以备不时之需。国家必须通过劳动政策帮助劳动者应对职业风险。(https://www.daowen.com)

从扩大内需出发，我国劳动法制发生重大变化，掀起了社会立法浪潮。为了提高劳动者的消费能力，《劳动合同法》建立了劳动报酬支付令制度（第30条），将劳动报酬列入集体协商事项（第51条），强化了最低工资标准（第85条），从个别劳动关系、集体劳动关系和劳动基准三个角度，全方位加强了劳动者的收入保障。为了提高劳动者的消费意愿，《劳动合同法》鼓励劳动合同长期化，特别是降低了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门槛（第14条），建立了严格的解雇保护制度（第四章），增强了职业安定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以下简称《社会保险法》）则通过失业、工伤、养老、医疗和生育五大社会保险制度，摊薄了主要职业风险。《劳动合同法》和《社会保险法》总结了我国以劳动政策扩大消费、启动内需的尝试。然而，与《劳动法》类似，这两部法律出台不久，国家经济改革的重心再次发生转移。劳动政策和劳动法制的再次调整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