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自由至上的重现

劳动法的大发展至此结束。此后60年间，劳动法的基本框架保持稳定，而美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美国人来说，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记忆恐怕并不美好。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人享受完了战后的繁荣，突然惊奇地发现国内还有众多人口挣扎在贫困线上。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一方面提出“伟大社会”计划加以应对，另一方面却将美国拖入了越南战争的泥潭。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不得不实行收缩政策，从越南撤兵，与中国和解，而经济却陷入了滞胀的困境。与此同时，苏联在国际事务中咄咄逼人，国力与美国的差距有所缩小。美国人不得不再次面对国本问题：美国要靠什么再次强大？如何打赢冷战、击败苏联？以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为代表的保守派的答案是：美国应当返回初心，重申个人自由至上的价值理念。以此为契机，所谓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粉墨登场。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落幕，美国人直观地将胜利归因于理念，并由此对个人自由更加坚信不疑。虽然过程民主思想并未完全湮灭，但其相对于个人自由的地位有所下降则是不争的事实。冷战结束以来，尽管民主党又有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和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两任总统上台，劳动法改革的动议也曾获得认真考虑，但是改革并未付诸实施。相反，最高法院逐渐被保守派占据，司法机关再次成为向工人运动发难的中心。大法官们以保护雇主的财产权为由，不断蚕食劳工的言论自由。许多州的政府一改保护工人结社权的传统，转而立法支持所谓“（不被工会代表也能）工作的权利”（right to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