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伦理思想的萌发和道家、儒家的伦理思想
史学研究的成果表明，中国在夏商时代形成宗法制，与之相应的礼仪制度也开始兴起。随后，周朝继承与发展了夏商时代萌生的宗法制和礼仪制度，礼法制渐趋完备，形成了一些道德和制度观念。在礼法制形成的过程中，中国逐渐出现诸如要求王者“敬德保民”这类带有伦理性质的理念，以及“孝”、“悌”、“敬”等维护等级制度的道德范畴。至周朝时，对道德的重视开始被置于“明德于天下”的“修齐治平”立国平天下的高度，试图“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45]。这种制度设计是在当时等级制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其局限性显而易见——普通人或者说“庶民”根本没有机会参与治国平天下，但它毕竟是中国古代重视伦理道德的写照。
中国早期的哲学中就有围绕人性的善恶、道德的起源、原则和评价等道德哲学基本问题的伦理思想。围绕这些问题，古代道家、儒家、法家和墨家等思想流派还曾展开争鸣，春秋战国时期一度出现的百家争鸣的局面，推动了中国伦理思想的发展。
道家主张“无为而治”，认为“无”生于“道”，“道”就是“无”，强调“返璞归真”。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老子所言体现出不害（不加害于天下）不争（不与世人相争）的观念。对于“善”，老子认为，最高的“善”就像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道德经》中反映的伦理道德思想还包括对“仁”、“信”（“言善信”）、“容”（包容）、“公”（公义）、“见素抱朴”（现本真、守纯朴）等的推崇。道家思想强调“道法自然”，体现出对尊重自然规律的重视。其“无为而治”的思想，也与推崇自然规律（“道”）紧密相关，但“无为”二字带有消极意味。
由孔子奠基、后经孟子等发展的儒家伦理思想，突出强调“仁”、“义”、“礼”、“智”、“信”。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奠基者，提出了一套德性伦理的观念和仁政治国的政治哲学理念。“中庸”是孔子学说中的一个重要观念，孔子将其看作重要的道德原则。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篇》）可以看出，他在这番话中推崇中庸为美德的极致，因这种美德在人们身上缺少已久而叹息。在孔子看来，行事的准则是不走极端，取不偏不倚的常道，既不要过度，也不要不及。他与学生子贡的一段对话强调“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原则。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论语·先进篇》）“仁”和“礼”在孔子的学说中占有重要地位。孔子强调“仁”，将之视为重要的政治伦理和品德修养的极高境界。他高度重视道德品性的培养，认为培养美德需要自我克制（“克己”）并使言行符合他称之为“礼”的社会规范。当时语境下的“礼”，就是礼法制的一套社会规范。在孔子看来，周朝的那套“礼”对社会秩序的维系很重要，对个人来说也是美德的反映。《论语》中记载的他和弟子颜渊的一番对话表达了这样的思想。“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篇》）在孔子看来，依“礼”而行是“仁”的根本要求。《论语》中谈到“仁”的语篇还有许多。例如，“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论语·雍也篇》）。又如，“能行五者于天下者为仁矣”。他解释说，“五者”指“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篇》）。后面这一番话显然是将谦恭端庄、宽厚、诚信、勤敏、慈惠视为施仁政者需要具备的美德。
孔子把“仁”看作人生的最高原则，提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篇》）孔子还提出“义”，作为道德评价的准则之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孔子脍炙人口的名言。在评价子产时，孔子说他“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篇》），把子产说成在使用民力中符合道义的人。当有学生问到如何提高道德修养（“崇德”）时，孔子回答说：“主忠信，徙义，崇德也。”（《论语·颜渊篇》）他认为，以忠信为主，追求道义（正义），便是提高道德修养。当有学生问及士人（知识分子）怎样才算通达时，孔子给出的结论是：“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论语·颜渊篇》）孔子还谈到统治者（上层人物）如何处事以获得老百姓的敬重、心悦诚服、真情拥戴。他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篇》）孔子对于“智”也很重视，不止一次说道：“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篇》、《论语·子罕篇》）把“仁”、“智”和“勇”视为君子之道的三个方面。关于怎样算“智”，《论语·颜渊篇》中有这样一段话：“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在人际关系方面，孔子倡导“忠恕之道”，倡导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卫灵公篇》）在与学生子贡的问答中，把“恕”说成可以终身奉行的“一言”（一个字）。“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篇》）孔子的德性伦理思想后经战国时期孟子、汉代董仲舒等儒学大家进一步阐述，《论语》中记述的孔子与学生的对话中曾经提到的“仁”、“义”、“礼”、“智”、“信”后来作为五种道德品行（“五常”）在知识界和社会上流传，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儒家学说具有浓重的等级观念。孔子曾说“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篇》），对下层的轻视可见一斑。在人伦关系方面，孔子曾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后来，孟子发展了儒家的人伦关系观点，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董仲舒则进一步结合自己的思想，概括出封建人伦关系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封建规范。由于自汉武帝起开始推行封建统治阶级“独尊儒术”的政纲，受此影响，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儒家伦理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经后世思想家的推进，儒家伦理思想形成了奉“三纲五常”为圭臬的价值观，反映儒家伦理的封建道德规范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宋明理学将“三纲五常”奉为“天理”。“三纲”将封建等级思想化为要求为臣、为子、为妻者绝对服从君王、父亲、丈夫意志的道德教条，从而成为压迫为臣、为子、为妻者的纲常，给为君、为父、为夫者随心所欲提供依据的礼教。正因为如此，进入20世纪后，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礼教曾受到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的猛烈抨击。鲁迅的作品曾借“狂人”之口，揭示封建礼教压迫摧残人性的“吃人”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