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研究的社会影响议题

二、互联网研究的社会影响议题

自互联网研究兴起以来,赞扬互联网在促进民主、平等、参与、赋权给草根民众中的作用,构成许多研究的主基调。例如,丹·吉尔摩(Dan Gillmor)专注于考察网络时代新闻传播领域的变迁,他的《我们即媒介:民治民享的草根新闻事业》(We the Media:Grassroots Journalism 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一书认为,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博客(网页)等的兴起,新闻传播已进入“我们即媒介”的“民治民享的草根新闻事业的时代”[13]。又如,当2011年美国纽约曼哈顿发生“占领华尔街”抗议事件后,不少研究都涉及互联网的使用在其中的作用。凯文·德卢卡(Kevin Deluca)等人的论文《社交媒体公共屏幕上的“占领华尔街”事件:描述一场抗议运动的诞生的许多框架》(Occupy Wall Street on the Public Screens of Social Media:The Many Framings of the Birth of a Protest Movement),比较了传统媒体上同互联网平台上社交媒体报道这场抗议事件的不同框架。研究发现,在传统媒体上,这一抗议运动最初被忽视,然后被置于“轻浮的框架”中;在社交媒体上,这一抗议运动则被描述成“其兴起充满活力,其表现形式受到广泛讨论”,赞扬者有之,抨击者也有之。凯文·德卢卡等由此认为,推特(Twitter)、脸书和优兔(YouTube)等社交媒体“为行动主义开创了旧媒体中不存在的新语境,并且培育一种个体与集体参与的伦理标准”[14]。不论是互联网发展早期的网上公告板系统(BBS),还是后来的网上论坛,抑或是近年来发展态势猛烈的脸书、推特之类的社交媒体,都曾激起许多关于互联网促进平等参与、民主等的期待和遐想。一篇分析社交网站研究史的文章指出,由于社交网站不需要用户掌握节目编排和设计技巧即可上传内容,一些研究中滋生出一种技术乌托邦式的看法:将社交网站视为通过人们与志趣相投的他人交换信息和形成交往关系而实现全球连接、平等、民主参与等的工具[15]

另一些研究则把互联网与西方国家现存的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以批判数字资本主义为论述主基调,或以对互联网出现后的网络成瘾、网络暴力、网络诈骗等负面影响的忧思为论述主基调。例如,美国学者丹·希勒(Dan Schiller)在2000年出版了《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一书,尖锐地批评那些将互联网视为救世良药的网络神话,批评那些认为因特网将振兴儿童教育,将社会带入健康的直接民主时代等的观点[16],认为此类观点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在他看来,互联网的出现没有消除现实社会中的一系列问题,比如美国社会分裂为贫富两极的现象、广告商通过广告费和赞助形式操纵商业化媒介的现象、教育的商业化现象等,而是将这些问题拓展到网上或是使之增添了新的形式。又如,有些关于社交媒体的分析为“业余爱好者崇拜”现象而担忧,感叹在社交媒体上专业知识的力量让位于外行对虚假新闻、流行但不知情的观点和猜测性内容的发布,感叹关于日常琐事的业余内容的泛滥[17],认为社交媒体使人们接触低质量的信息内容,影响公民的知情程度。还有些社交媒体相关分析呼吁人们关注视觉媒体背后的商业逻辑等的负面作用。

当然,并非所有的互联网研究的论述基调均可简单地归于互联网技术乐观主义或互联网技术悲观主义。有许多研究的论述基调是既承认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社会变迁创造了机会,又强调社会制度、社会关系、文化脉络对互联网的制约和影响,主张互联网空间是充满争斗的场域。例如,英国著名传播学者詹姆斯·柯伦(James Curran)在他和琼·西顿(Jean Seaton)合著的《没有责任的权力》(Power Without Responsibility)一书中,引用不少经验研究的发现,既指出一味乐观的“网络乌托邦”思想具有简单化的缺陷,又不认同与此截然相反的认为“数字资本主义旋风式的力量已经接管互联网”的观点。对于一味乐观的“网络乌托邦”思想,他们认为,这种思想对网上世界同实体世界的社会结构和过程之间的复杂联结视而不见,例如,忽视了网上全球范围的交流受到富人与穷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的歪曲,忽视了产生根本性的变迁需要“集体的行动和政治权力”,忽视了数字化鸿沟对网络民主的代表性的影响等[18]。而对于与此正好完全相反的观点,他们则指出:“激进的黑客和倔强难管的消费者令人生畏的联合已经非常有效地发起后卫行动,这种行动防止商业化削弱互联网,并且使商业化的网络经济岌岌可危,而不是所向披靡。”[19]他们指出,互联网是一个充满竞争的空间,其未来悬而未决。

尽管对互联网社会影响的论述存在几种不同的基调,但不论哪一种的背后都有价值判断,对其正面作用的肯定固然蕴含着应然性评判,对其负面作用的忧思批判同样显示出应然性评判。认为网络空间是充满争夺的场域之观点,背后也有着价值观判断的逻辑。可见始终贯穿在互联网研究中的对社会影响之关注,说到底体现了一种关注伦理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