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时代中国传播伦理学的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外文化交流、学术交流的增强，新闻传播伦理研究在中国不断深入、细化，并且在系统、综合研究中不断推进。
20世纪90年代，尽管借鉴他国经验、展开中西方对比的文章依然是中国新闻传播伦理学研究成果中的一大类，但更为重要的是，学界开始挖掘中国历史上的新闻伦理思想并探讨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伦理思想。例如，《对中国历史上新闻伦理思想的一些认识》（《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一文，探讨了中国古代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中蕴含的新闻伦理思想因素，阐述了先秦诸子百家思想中推崇的“诚”、“信”、“实”、“公”等概念[51]。《浅析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伦理思想及其现实意义》（《采写编》1998年第2期）一文，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生“都与新闻工作紧紧联系在一起”，并且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少著作中讲到的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责任义务，以及他们对不道德的新闻工作者的批评，联系中国反对“有偿新闻”现象的斗争实践，从四个方面分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闻伦理思想及其现实意义：新闻工作者要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为人民的利益服务；应捍卫新闻的真实性，坚持真理；要对社会负责，对群众负责；新闻工作者应有高尚的操守[52]。与此同时，系统阐述新闻伦理学的专著和阐述新闻职业道德的教材开始出现，如周鸿书的《新闻伦理学论纲》（1995）、陈桂兰的《新闻职业道德教程》（1997）等。与兴起阶段相比，研究范畴有所拓展，深度也显著提升。凡此种种，都说明20世纪90年代中国传播伦理学研究稳步发展，开始迈向系统、综合的研究。
21世纪第一个十年，新闻伦理研究进入迅速发展阶段：发表的成果数量激增；开拓联系社会发展现实的论题（比如市场化、商业化、全球化对新闻伦理的影响，网络空间的新闻伦理道德等）；针对具体的媒介事件进行新闻传播伦理的案例分析文章大量涌现，显示出从案例分析的角度切入成为中国新闻传播伦理研究的思路之一；不少研究融入一些具体的相关领域。从成果发表数量上看，我们于2016年3月在中国知网上输入“传播伦理”、“传媒伦理”、“媒介伦理”、“媒体伦理”、“新闻伦理”和“新闻道德”六个关键词进行联合检索，获得836篇论文。其中，整个20世纪80年代，有关文献数量仅22篇；90年代有所增加，有40篇；21世纪第一个十年，成果数目上升至292篇，是20世纪80年代的13.27倍。
就开拓联系社会发展现实的论题而言，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推进、传媒业走向市场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传媒业经历着全球化、商业化、网络化的世界潮流的冲击，也经历着在市场化下运作带来的新挑战，媒体传播的伦理面临新的问题，学界由此开拓了与这些相关联的论题。一系列研究纷纷论及全球化、市场化、商业化对新闻传播伦理的影响，如《企业公关与新闻伦理的冲突》（《新闻爱好者（理论版）》2002年第2期）、《全球化与新闻伦理文化》（《伦理学研究》2003年第5期）、《媒体市场化对新闻伦理道德的冲击》（《新闻与写作》2003年第7期）、《消费文化时代的媒体伦理精神》（《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广告传播伦理和制度建设》（《新闻前哨》2007年第12期）等。此时，有关研究已从主要聚焦于新闻报道中的伦理问题，拓展至包含广告伦理、公关伦理等在内的媒体伦理研究。
就从案例分析的角度切入传播伦理的研究而言，有的研究从新闻传播伦理的角度分析灾难报道，如《从坠机报道看韩国“新闻伦理”》（《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灾难报道中的新闻伦理——基于汶川大地震的案例分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9期）等；有的涉及与虚假新闻相关的传媒公信力危机，如《如何为市场化中的新闻道德疗伤——掰开“纸馅包子”假新闻事件》（《青年记者》2007年第12期）、《由“假老虎”引发的新闻伦理思考》（《合作经济与科技》2009年第22期）等；有的关乎医患关系，如《“茶水发炎”事件牵出新闻伦理争论》（《采写编》2007年第3期）；有的将各种其他事件同新闻伦理问题联系起来探讨……此外，新闻伦理的综述类研究在这一阶段开始出现，包括《我国传媒伦理研究综述》（《哲学动态》2003年第7期）、《2007年新闻伦理与职业道德研究综述》（《新闻大学》2008年第1期）、《2009年国内新闻传播伦理研究述评》（《新闻爱好者》2010年第8期）等。
在数字化时代，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中国学术界对基于数字化技术的互联网崛起后社会传播领域的格局变化、传媒业的转型，倾注了大量学术关注，这些内容日益成为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关注的热门话题。网络传播中的伦理，即是其中一个前沿性话题。进入21世纪后，许多研究涉及网络传播中的伦理，如《为“网络新闻伦理”拓荒》（《南风窗》2005年第5期）、《网络传播伦理原则简论》（《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3期）、《论网络新闻伦理的失衡与构建》（《新闻爱好者（理论版）》2007年第6期）、《网络时代的新闻道德问题》（《青年记者》2009年第5期）等。
除了论文发表展示的数量激增、研究范围拓展、新的研究课题的开拓外，这一阶段也见证了更多相关著作的出版，如2001年蓝鸿文的《新闻伦理学简明教程》、陈超南的《彩色的天平——传媒伦理新探》，2005年钟瑛的《网络传播伦理》，2006年陈汝东的《传播伦理学》，2009年郑根成的《媒介载道——传媒伦理研究》等。这些著作纷纷论及新闻伦理，乃至广义的传播伦理相关的诸多议题。这表明，在中国传播伦理研究领域，系统、综合的研究在进入21世纪后正大幅度向前推进。
自2011年起，中国传播伦理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数量上，2011—2015年，中国知网上的相关文献猛增至近500篇。从文献的关注焦点来看，传播伦理研究在持续21世纪第一个十年所显示的发展势头之外，还出现了新的特色：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使学界对它的关注度大大提升，学界开始加强对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传播相关伦理问题之探讨，如《手机微博传播伦理失范现象及规避——从手机微博直播“捉奸门”事件说起》（《新闻世界》2011年第7期）、《论记者在微博上的媒介使用行为及其新闻伦理争议》（《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2年第3期）、《自媒体伦理问题的产生机制与伦理建构》（《文化与传播》2013年第1期）等。此外，文学作品、电影作品等传统上中国传媒研究甚少关注的事物开始被纳入传播伦理研究，如《小说〈通天河〉中的传播伦理问题》（《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从电影〈1942〉中白修德人物形象看新闻伦理》（《新闻研究导刊》2014年第9期）等，展示了传播伦理研究向多方面拓展。
我们试以图1来概括自改革开放起至2015年中国传播伦理学研究的演进。
近年来，数字化传播新技术的社会应用及在社会各领域中的渗透呈加速发展的趋势，在带给人们更多方便的同时，也加剧了失范的风险。国内学界在传播伦理研究中密切关注数字化传播实践中出现的新动向、新问题。例如，与算法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相关的伦理新挑战，发表了许多论文，如《新闻传播领域算法伦理建构》（《湖北社会科学》2018年第12期）、《人工智能传播规制基础：伦理依据与伦理主体的确立》（《学术界》2018年第12期）、《视觉传播场域中的短视频伦理探讨》（《青年记者》2018年第27期）、《机器新闻写作带来的数据伦理问题》（《新闻与写作》2017年第12期）、《泛媒语境下公民传播的责任伦理建构》（《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年第10期）等。传播伦理方面的著作数量也超过以往，包括一些针对数字化背景下传播伦理的研究。例如，阴卫芝的《选择的智慧——职业传播者网络传播伦理问题、案例与对策》（2014），科德·戴维斯、道格·帕特森的《大数据伦理：平衡风险与创新》（2016），迈克尔·J.奎因的《互联网伦理：信息时代的道德重构》（2016），赵云泽等的《中国社会转型焦虑与互联网伦理》（2017），黄瑚的《网络传播法规与伦理教程》（2018），卢恰诺·弗洛里迪的《信息伦理学》（2018），吕耀怀等的《数字化生存的道德空间——信息伦理学的理论与实践》（2018）等。吕耀怀等尤其围绕数字化时代信息活动的社会影响，对当下信息活动中的伦理问题展开多维度的讨论。
图1 中国传播伦理学研究的演进（1979—2015）
当前，除了新闻伦理、媒介伦理、媒体伦理外，健康传播伦理、广告伦理、网络传播伦理、信息传播伦理、智能传播伦理等，在中国均已位列新闻传播学科学术研究主题之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大众自传播现象日益凸显的现实，引发了许多关于公民的传播伦理的重要性的讨论；数字化传播技术，如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在媒体传播中的运用，激发了许多伦理学视野下这些信息传播高新技术最新发展的社会影响研究。例如，陈昌凤的《互联网时代的传播伦理：从专业伦理向公民道德拓展》较早提出传播伦理的概念向公民道德拓展的论点[53]。又如，陈汝东的《论国家传播伦理秩序发展的新向度》从伦理主体、伦理领域、伦理形态和伦理感官四个维度，讨论了传播伦理的演变，提出一些探索性观点：当今传播伦理正经历着从传者伦理向受众伦理的伦理主体演化，从职业伦理向业余伦理、从专业伦理向普遍伦理、从单一文化伦理向多元文化伦理的伦理领域演化，从静态伦理向动态伦理、从结构伦理向建构伦理、从规范伦理向实践伦理的伦理形态转变，从听觉伦理向视听伦理、从平面伦理向立体综合伦理、从单一时空伦理向全时空伦理、从现实伦理向虚拟伦理的伦理感官转化[54]。数字化背景下传媒理论与实践的坚守和创新、新闻职业精神何去何从，也成为包括郭镇之、吴飞等许多中国学者关注的话题。事实证明，中国学术界在全球传播伦理学研究的新发展中，也是一股重要的研究力量；在跟踪最新数字化传播实践展开研究方面，中国学术界显示出高度的学术敏感。
在学术界和业界为推进当今数字化背景下传播伦理应用着力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对公民道德建设的高度重视，并且明确地把网络空间道德建设作为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写入党和政府的纲领性文件中。对此，我们将在第三章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