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对象的传播伦理认知分析
我们尝试对调查所得数据进行一些关于调查对象情况的相关性分析。通过斯皮尔曼相关性检验发现，与受教育程度显著相关的变量包括：使用网络时间（网龄），平均每天上网时长，对网络媒体的信任程度，无法判断网络消息真实性时是否会质疑，是否同意“‘人肉搜索’是伸张正义”的主张，网络上下载资料是否会考虑版权，是否可以随意使用私人文件资料或照片，在发现网上流传的某一消息是假消息时的态度（自己警惕不上当）。
斯皮尔曼相关性检验表明，受教育程度与使用网络时间存在正相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网龄越长（见表20）。
表20 受教育程度与使用网络时间的关系
Correlations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2-tailed）.
斯皮尔曼相关性检验表明，受教育程度与平均每天上网时长也存在正相关性（见表21）。
斯皮尔曼相关性检验显示，受教育程度与对网络媒体的信任程度存在负相关性（见表22）。
表22 受教育程度与对网络媒体的信任程度的关系Correlations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2-tailed）.
当个人无法判断网络消息的真实性时，是否会进行质疑？通过斯皮尔曼相关性检验，我们发现，受教育程度与受访者在无法判断信息真实性时是否会质疑之间存在正相关性（见表23）。
表23 受教育程度与无法判断网络消息真实性时是否会质疑的关系
Correlations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2-tailed）.
对于受访者是否会在社交平台上转发未经核实的信息，斯皮尔曼相关性检验并未发现受教育程度与是否会转发未经核实的信息之间存在相关性。
对于“是否同意‘人肉搜索’是伸张正义的主张”这一问题，斯皮尔曼相关性检验发现，受教育程度与此存在相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越不同意这一主张，即越反对“人肉搜索”（见表24）。
斯皮尔曼相关性检验发现，受教育程度与对网上资料的版权问题的考虑存在正相关性（见表25）。
斯皮尔曼相关性检验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越不能认同侵犯隐私的做法（见表26）。
受访者对“发现网上流传的某条新闻是虚假信息时，您的第一反应会是怎样的”这一问题的回答，斯皮尔曼相关性检验发现，受教育程度与自己提高警惕不上当正相关（见表27）。
表24 受教育程度与是否同意“‘人肉搜索’是伸张正义”的主张的关系
Correlations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2-tailed）.
表25 受教育程度与在网络上下载资料是否会考虑版权的关系
Correlations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5 level（2-tailed）.
表26 受教育程度与对侵犯隐私的看法的关系
Correlations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5 level（2-tailed）.
表27 受教育程度与自己提高警惕不上当的关系
Correlations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2-tailed）.
此外，我们还通过斯皮尔曼相关性检验，来检验年龄与一系列变量的相关性。检验发现，与年龄显著相关的变量包括：平均每天上网时长，获取新闻的渠道，无法判断网络消息真实性时是否会质疑，是否同意“‘人肉搜索’是伸张正义”的主张，在网络上下载资料是否会考虑版权，对网上色情、暴力等不良内容的态度，对网上语言不文明现象（是否可以使用粗话、脏话）的态度，在发现网上流传的某一消息是假消息时的态度（进行举报、自己提高警惕不上当、写评论分析）。
斯皮尔曼相关性检验发现，平均每天上网时长与年龄显著相关，年龄越小，平均每天上网时长越长（见表28）。
表28 年龄与平均每天上网时长的关系
Cor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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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皮尔曼相关性检验发现，是否同意“‘人肉搜索’是伸张正义”的主张与受访者的年龄相关，年龄越大，越容易对这一主张持同意态度（见表29）。
就对网上色情、暴力等不良内容的态度而言（不论是对出现此类内容时的看法，对观看含此类内容的图片、视频，还是转发此类内容），斯皮尔曼相关性检验发现，受访者年龄越大，对此类不良内容越不能容忍。对网上语言不文明现象，同样存在这样的相关性（见表30—表33）。
斯皮尔曼相关性检验发现，受访者的年龄与在发现网上流传的某一消息是假消息时的态度存在相关性，年龄越小，选择“进行举报”和“写评论分析”者越多。这大概与当今年少者更习惯于表达自己的看法有关。
表29 年龄与是否同意“‘人肉搜索’是伸张正义”的主张的关系
Cor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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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0 年龄与对网上出现色情、暴力报道的态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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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年龄与对在网上观看色情视频或图片的态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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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年龄与对在网上转发色情视频或图片的态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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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年龄与对在网上用脏话、粗话的态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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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调研结果来看，对于涉及传播伦理基本原则的几个问题，调查对象大都有比较明确的认识。
第一，绝大部分调查对象都认同或基本认同网络新闻报道要遵循真实性原则。态度不明确者占比微乎其微，给出否定或基本否定回答的受访者更是少之又少。尽管如此，要使公众对真实性作为互联网新闻报道的基本伦理原则形成共识，并且将之付诸自身参与网上传播行为的实践，还需要加大对这一原则的传播力度。此外，对于是否会在社交平台（如微信）上“转载未经核实的消息”，还是有相当比例的调查对象回答说“可能会”。这一点也应引起注意和重视，未经核实的消息的转发扩散中隐伏着虚假消息，乃至谣言传播扩散与蔓延的危机。由于网络传播的瞬时可达特征，以及内容进入网络空间后将之完全剔除难度之大，以讹传讹的消息和谣言流传速度极快，可能迅速引起刷屏，引起混乱，甚至出现后面又“死灰复燃”的困局。要使这一点引起全社会的重视，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关管理部门任重而道远。
第二，调查对象对于网上色情、低俗、暴力等不良内容的问题，根据问题涉及情况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从绝大部分调查对象对于在网上转发色情视频或图片现象持明确反对态度（见表15）来看，社会上对于抵制网上色情内容的传播，有较高程度的共识。这构成了反对此类内容在网上流传的社会心理基础。在这一点上态度不够明确的人非常少，认为“可以”或“基本可以”的人则更少。尽管如此，还是不应忽视继续在提升对这一问题的社会共识上作出努力。而对于在网上观看此类内容，调查对象中持容忍态度者占比并不怎么小，而且回答“基本可以，只要不传播就行”和“可以，是个人自由”的被调查者，占比都超过回答“基本不可以”的调查对象（见表14）。如前文提及，这或许是由于不少网民感到观看是私人的事情，是个人自由。
应当承认，对于不良内容，私下观看与转发之间的区分有其道理，但问题在于，此类内容的消费与此类内容的传播有关联，毕竟内容的消费构成内容传播的一个市场驱动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观看不良内容也不是完全与社会无关的事情，因为此类内容的消费行为与其传播行为客观上存在一定的互为支撑关系。因此，有关部门应当注意将这二者的关联，向公众作充分的说明。在“网络中是否可以出现带有色情、暴力细节的新闻报道”这一问题上，态度鲜明的反对者在调查对象中占大多数。但是，回答“不确定”者占一定比例，持容忍态度者尽管数量很小，也还是说明在这一点上社会认知度还有提升空间。总体而言，调研结果表明，在中国，反对网络传播中的色情、暴力等低俗不良内容具有较好的社会认知基础，但还不乏态度不够鲜明者，观点不同者也并非完全没有。在应对网络传播中的这一伦理问题时，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不但需要进一步展开更多的、更深入的有关研究，而且需要做深入细致的网民教育工作。
第三，调查对象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问题的回答显示出对信息安全重视程度相当高，对于公共传播中应当尊重公民隐私权的伦理原则认知度较高。对于“记者为了采访和报道需要，是否可以随意使用私人文件资料或照片”这一问题，绝大部分调查对象认为不能随意使用，换言之，他们绝大部分了解并认同公共传播活动应当尊重公民隐私权的伦理原则，对个人信息安全问题重视度较高。但在对“人肉搜索”的看法上，回答的情况则略显复杂。尽管调查对象大部分对“人肉搜索”持反对观点，但几乎有四分之一的调查对象的回答是“不确定”，即没有明确的态度。这与“人肉搜索”现象在实际案例中显示出的复杂性有关。鉴于在近年来中国涉及反贪反腐的事件中，“人肉搜索”手段被有些网民使用，客观上对迅速了解一些事实起到一定的作用，因此，对与此现象相关的问题出现相当一部分看法不明确者并不奇怪。事实上，这种现象的复杂性本身就是互联网传播中伦理困局的一种表现。重要的是，要冲破这种困局，就需要在承认这一现象中存在保护隐私与社会了解某些事实之间的悖论的同时，理性地对待这种手段有悖伦理原则，甚至法理的不正当性。否则，任由“人肉搜索”现象蔓延，必将造成混乱。
第四，对于“是否可以在网络中使用粗话、脏话”，调查对象中大部分人认为“不可以”或“基本不可以”，但态度不明确，甚至觉得“基本可以”或“可以”者还是有一定的比例。这说明要使语言文明在社会上蔚然成风，还需要以各种方式反对网络传播中的语言不文明现象。从目前语言不文明现象在网上频频出现的事实来看，降低和消除语言不文明现象将是一项长期和艰巨的任务，需要与提高公民素质的持续努力有机结合。
第五，涉及网上传播中的版权问题，情况似乎不容乐观。对于“在网络上下载资料（文章、音乐、电影等）时是否会考虑到版权问题”，调查对象中占比最大的是回答“基本不会”者（见表17）。这可能与互联网文化中对“分享”的崇尚具有很高的优先度有关，也与互联网发展早期大量网上内容都是免费提供从而培养出一种免费获取的社会心理有关。因此，尊重版权原则在互联网新媒体系统中的确立，有其复杂性。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产业已发展成规模巨大的产业，其运作再也不可能在免费模式下持续下去。在社会公众中广泛树立起网上行为中的版权意识，已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第六，调查对象对于传统媒体的信任度远高于对网络媒体的信任度（见图2、图3）。尽管目前传统媒体在数字化网络新媒体的冲击下面临广告收入下降、传媒消费者时间配置减少或转向网络媒体等困境，但传统媒体在受信任程度方面仍有优势。因此，传统媒体要在接受和应用技术创新、迈向媒体融合的同时，在坚守伦理准则中起表率作用（从历史上看，传播伦理原则的奉行、传播道德自律的实践正是传媒公信力的来源），而不是沉湎于悲叹载体的更换（如接收终端的改变等）。载体的更换在历史上早已发生过。以中国为例，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即已用纸张代替竹简、木简作为承载文字信息的工具。古代的这一载体更替不仅没有减缓中华文化保存和传播的进程，而且能够更轻便、大量地保存文字信息供后世阅读。当下传媒载体的更换，不会削弱而只会提升人们对新闻等信息的需求。因此，要把握新趋势，用好新载体，使之用于善的目的。习近平2018年8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强调：“要把握正确舆论导向，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1]主流媒体在宣传思想工作中具有重要地位，在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上具有责无旁贷的使命，应当努力发挥好公信力优势，使自身的权威性在传播格局发生变迁的现实背景下得到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