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时代外国传播伦理学的发展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传播伦理学在许多方面有了新的发展。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媒体伦理研究进入繁盛时期。美国学者克里斯蒂安把这一时期看作传媒伦理学的演进新阶段或者说复兴时期[47]。一方面，社会进入数字化时代，伴随着互联网产业及随后出现的移动互联网产业的迅猛发展，社会公开传播的行为主体呈现出多元化倾向，计算机等数字化技术在信息生产、传播和管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而一系列新问题也随之出现，人类社会迫切需要研究如何规范基于数字化信息技术的新媒体传播，以及应对数字化背景下的新问题。这就把作为社会传播的规范系统之一的传播伦理在数字化背景下的新发展，提上了议事日程。网络传播伦理成为传播伦理研究的新领域，促使传播伦理思想有新的发展，传播伦理概念和传播伦理学研究范畴得到拓展。另一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起，西方传播伦理学的发展更因公民新闻学、社区新闻学等理论之兴起，进一步拓展了传播伦理思想的内涵，将倡导公民的更多参与和更加健康的公共生活包含在内。这些正同公共治理领域的参与式民主、协商式民主理论具有相同价值追求。
网络传播伦理伴随着数字化技术的日新月异和互联网的迅速发展而兴起，拓展了传媒伦理的内涵，推进了传播伦理研究的学理发展。数字化技术元素在社会信息传播中日益重要的作用，使计算机伦理学也成为与信息传播业高度相关的伦理学前沿领域；范围更为广泛的科技伦理学在信息传播新技术创新层出不穷的背景下也吸引了传播学界的高度关注，给传播伦理研究增添了新的研究视角。“赛博/网络伦理（学）”、“信息传播伦理”、“数字化伦理”、“社交媒体应用中的伦理”、“（大）数据伦理”、“人工智能伦理”等纷纷成为该领域的前沿研究话题。例如，马特·卡尔森（Matt Carlson）在《数字化新闻学》（Digital Journalism）上发表文章指出，在新兴的以数据为中心的新闻实践中，自动化新闻的潜在颠覆性最甚。他认为，自动化新闻意味着“将数据转换为叙事式新闻文本的算法过程，除了最初的编程选择外，几乎不受任何人工干预”[48]。在他看来，机器撰写新闻文本的能力不断增强，给新闻内容带来新的广阔领域的可能性，远远超出传媒人的制作能力。马特·卡尔森通过案例分析及调研传媒从业者的看法指出，自动化新闻给新闻工作者带来新的挑战，并且警示说将出现的是一场关于这种新兴新闻技术潜力的技术大战，涉及一系列问题：“新闻劳动力的未来，新闻构成形式的严格惯例，以及新闻权威的规范性基础。”[49]康斯坦丁·多尔（Konstantin N.Dörr）等人撰文分析了伴随着算法技术在新闻内容生产中的运用，职业新闻传播工作面临的变化和新的伦理挑战。他们在数字媒体伦理学和控制论的交叉部透视算法新闻学（algorithmic journalism）。他们展开的一项研究发现，算法新闻学技术给新闻实践和研究带来了一系列新的伦理挑战，涉及新闻生产中的客观性、权威性、透明性，以及隐含的或显性的价值观，并且带来了新闻生产中责任转移的问题[50]。
这一时期，西方传播伦理学领域研究成果显著增多，或从哲学视野研究的思路探讨各种相关议题，或从以案例分析为主进行道德推理的思路，引导读者分析思考新闻传播中的伦理状况。这一时期，传播伦理研究范畴在如下方面得到拓展。第一，联系数字化时代传播领域的新动向，提出一系列新概念，如前文提到的“信息传播伦理”、“赛博伦理（学）”、“社交媒体伦理”、“（大）数据伦理”等。第二，将传播伦理研究融入不同的社会领域，展开对“健康传播伦理”、“商务传播伦理”等的深入研究。第三，从跨文化视角和全球视野，通过比较研究，探讨具有普适性的媒体传播伦理原则。第四，从关注女性、关注民族歧视问题等入手，拓展新闻伦理内涵的表述。在世界范围内，在相关领域研究成果的推动下，传播伦理学研究者从多元视角（如跨文化视野、公共领域同沟通的关系角度、女性主义研究角度、公共治理角度、信息社会研究的视角等）研究传播伦理，进一步推动传播伦理研究的发展和思想的演进，拓展了传播伦理的研究范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多种声音，一个世界》（Many Voices，One World，1980）的报告，倡导公平、文化多样性、民主、自由等信息流通理念，将对传播伦理的认识置于全球的、跨文化的视野下。在欧洲，欧盟的传媒政策追求传媒多元主义，其背后的价值观也与传媒伦理不谋而合。
在这一阶段，伴随着传播伦理学思想的新发展，传播伦理学中的“平等权利”概念拓展到包括网络空间的平等权利，比如倡导普遍接入、反对全球数字化鸿沟等。
我们从关注中外学术对话出发，在文献梳理中还试图考察在国外全球视野和比较研究视角下的媒体传播伦理研究中，与中国相关的研究有哪些，以及涉及的话题有哪些。带着这两个问题，我们在电子数据库中进行了相关文献收集和梳理。我们在美国Jstor数据库上检索（2017），键入英文“中国的传播伦理”、“中国的媒体（传媒）伦理”、“中国的新闻伦理”主题词，未获得检索结果，但以“中国的伦理学”为主题词进行搜索，获得147项搜索结果。对这些搜索结果进行梳理后，我们发现，这些国外的中国伦理学相关研究成果，对中国伦理学的整体关注主要聚焦于中国古代的伦理学，有些成果围绕中国古代思想流派中的伦理思想展开探讨。有一篇论文围绕“共产主义伦理和中国传统”展开探讨。研究中国社会各领域中的伦理道德的著述，未见直接聚焦于传播、传媒、新闻传播伦理的著述，但有不少散落在若干直接或间接相关领域的成果，如商业伦理、广告伦理、医学伦理领域的研究，涉及一些与传播相关的问题。中国传播伦理研究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无疑需要加强中外学术界的对话和共同探讨。
当下，在数字化信息传播高新技术发展突飞猛进的背景下，公众借由网络平台，纷纷成为运用社交媒体自主进行公开传播的自媒体。大众自传播已成为当今社会公开传播中的突出现象。网络传播中出现的和潜在的失范问题与危机，促使全球学界提高对公民在网上自主公开传播中的伦理道德的重视程度，从而推动传播伦理学研究进入新阶段。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是，传播伦理的研究范畴和概念内涵得到新的拓展，正在新闻职业伦理的基础上向包含宽广的公民传播伦理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