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传播研究的伦理关切传统
在媒体传播研究领域，从技术哲学的视野出发对传播科技的社会影响作出价值判断的伦理关切可谓由来已久。这种关切同人类社会长期以来对技术的哲学思考密切相关。撇开这种思考在中国可追溯到诸子百家争鸣时期（如老庄学派的“淫巧机心”说），在西方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如柏拉图等人的技术模仿自然说；亚里士多德关于技术在某些情况下模仿自然，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完成自然不能完成之事的论点）不谈，仅从技术哲学作为哲学中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逐步形成以来的发展史来看，学界对于技术的哲学思考始终在探讨技术发展的社会后果，始终在关注人-自然-技术-社会的关系。围绕技术是否总是好的或有用的、什么构成技术发展的内部机制、技术的意义何在、技术与人类生活的其他方面如何相联系等问题，技术哲学学界见仁见智、反复思考，由此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或者说充满忧患意识的技术批判的思想观点。技术乐观主义相信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将使技术的力量不断惠及人类社会生活，使人类不断实现追求幸福的新目标，即使技术的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始料不及的负面作用，这种负面作用终究能通过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而被克服。技术悲观主义则对技术发展带来的负面后果忧心忡忡，并且进行了诸多反思和批判，认为人类难以通过这种发展而获得真正的幸福。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欧美若干哲学家和社会科学理论家的相关研究可被视为对技术社会作用的不同看法之典型。首次使用“技术哲学”这个术语并撰写科技哲学第一部著作《技术哲学纲要》（Grundlinien Einer Philosophie der Technik，1877）的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恩斯特·卡普（Ernst Kapp）在书中表达了一种相当乐观的技术理念。这部发表于19世纪70年代后期的技术哲学著作涉及技术哲学的一系列研究议题，包括人类通过技术改造天然自然界、创造人工自然，天然自然与人工自然的关系等。这本书将技术看作人类器官力量的改进扩充，对技术作为人类拓展自身能力的工具手段在改善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很乐观。这本书的基本思想是人类的能力有限：人们的视觉能力有限，肌肉力量有限，存储信息的资源有限等。这些限制导致人类试图通过诸如起重机、照相机镜头之类的制造物来提高自然能力。在卡普看来，技术制造物旨在增加人体器官的力量和用途，旨在执行与人体器官功能相同的功能[1]。德国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等人则审视了技术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负面作用。斯宾格勒发表了《西方的没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1918），针对当时西方发达国家进入追求物质舒适阶段的现状，认为这意味着西方文明的文化创造阶段已经过去，其未来会是一种无可逆转的衰落。1931年，他又在《人与技术》（Der Mensch und die Technik）一书中警示说，技术和工业主义危及文化。存在主义创始人海德格尔对技术发展的负面作用忧心忡忡。在他看来，技术的本质是“框架”（Gestell），“即把人、物，乃至整个自然界都纳入某种规范系统中去将之展现出来的方式”，这种框架“使得现代社会中个人趋于消失，人找不到自己的本质”[2]。有感于技术在社会中支配的已经不只是烟囱林立的大城市，也不只是整个工业园，而是“同时包括人原先没有转让的隐秘的内在生命”，他认为，“要避免技术的急剧运动带来的灾难，就必须转向自我，摆脱框架”[3]。换言之，转向关注人自身。
基于现代信息传播科技的现代新闻传播业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全面登台，为技术哲学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对象，也为相关人文社会科学提供了热点研究领域。事实上，从大众传播学在那段时间孕育起，上述这两种技术哲学思潮就始终在传媒研究中得到反映。例如，在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社会学家库利（C.H.Cooley）和帕克（P.E.Park）这几位哲学人文社会领域的理论家都从19世纪90年代起，“开始将现代传播的整体作为社会进步的一种力量”加以探讨[4]。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之一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核心人物霍克海默（M.Horkheimer）则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在建立社会批判理论中，对信息传播技术的负面作用，乃至整个工具理性展开了批判性反思。他和他的法兰克福学派同事们提出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反映了他们对（基于现代信息传播技术的）大众传媒的精神麻痹功能之批判性思考。在论文《艺术和大众文化》（Art and Mass Culture）中，霍克海默写道：“家庭的瓦解，个人生活进入闲暇的转变，闲暇进入管理细节的常规程序的转变，闲暇成为棒球场和电影、畅销书和收音机消遣的转变，这些转变会导致人内心精神生活的崩溃。很久以前，文化就被这些驾轻就熟的乐趣取而代之。因此，它已呈现出一个逃避现实者的特点。”[5]显然，他将个人精神生活的崩溃和作为传统社会结构中主要社会团体的家庭之瓦解，同大众传播媒介提供消遣娱乐产品的负面效应联系起来进行探讨。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类对技术发展的社会后果的认识不再仅限于简单的技术乐观主义或技术悲观主义。尽管如此，对技术发展的社会后果，对人-自然-技术-社会的关系的不断追问，始终构成哲学的重要分支范畴，偏于技术乐观主义或技术悲观主义的观点也依然不断浮现。
进入20世纪后半叶后，西方哲学界不乏围绕技术发展的社会后果展开深入研究的学者。在北美，加拿大科技哲学家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即以技术批判理论的研究著称。作为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的技术哲学研究主任，芬伯格在20世纪90年代推出了三本技术批判的著作，被称为“技术批判三部曲”——《技术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可选择的现代性——哲学和社会科学中的技术转向》（Alternative Modernity：The Technical Turn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和《质问技术》（Questioning Technology），引起颇大的学术反响。进入21世纪以来，芬伯格继续在技术哲学领域深入耕耘，出版了许多著述，包括《技术批判理论》的更新版（Transforming Technology：A Critical Theory Revisited）。作为技术批判理论的第二代代表人物，芬伯格师从法兰克福学派著名成员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在从马尔库塞等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的批判理论中吸取其批判精神和一系列观点的同时，顺应当代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趋势，通过将对技术的探讨融入当今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广阔语境中，并且结合结构主义社会学的成果，探寻一种能回应社会现实新问题的“处于听天由命和乌托邦之间”的技术研究新路径，一种技术批判新理论。在他的笔下，决定技术发展的，不仅有技术标准，而且有社会标准，许多社会因素影响着关于技术发展的决定，“文明的选择不是由自主的技术所决定的，而是可以被人类的行为影响”，“不仅技术体系的使用中含有社会价值，而且技术体系的设计中也含有社会价值。从这一点上来看，技术不是天命，而是斗争的舞台”[6]。作为一个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西方批判学者，芬伯格非常关注如何使技术进步有助于社会的改造，研究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包含的技术批判思想，并且试图对此作出自己的解读。在他的解读中，马克思的技术批判思想包含三种批判——产品批判、过程批判和设计批判。在他看来，设计批判是暗含在马克思的技术批判思想中的第三种批判[7]。他感到当下需要强调技术设计批判在探求文明进步中的重要性，技术批判理论需要“解释如何重新设计现代技术”[8]，以便使之适应社会进步的需要。他认为，“技术的设计是一种充满着政治后果的本体论的决策”[9]。作为批判学者，他洞察到人类不可能逃离技术的现实和盲目的技术发展对人类的潜在危害，但他并未由此滋生人类对此无可奈何的悲观论点，而是努力探索如何通过公众参与技术设计过程的民主化决策，解决技术的问题，建构民主导向下设计而成的这样的技术体系：它事前就将避免技术负面效应考虑在内。
在欧洲，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高度关注技术发展的方向问题，并且认为哲学家有责任提醒大家“要对技术的高速发展心存警惕，要重新认识技术问题”[10]。在其《技术与时间》（Technics and Time）这部三卷本的名作中，他不仅对人类存在的性质展开了哲学探讨，提出人类先天具有缺陷，依靠技术弥补缺陷的观点，而且对当今技术高速发展进行深入反思。斯蒂格勒笔下的技术，是指“人类赖以生存的一切‘身外之物’，包括从史前的石器到现代的计算机等”[11]。面对数字化时代的社会现实，他对当今技术高速发展进行了深入反思，在提出“代具性”（对技术的依赖）是人类的“第二品性”、承认人类始终与技术代具协作共存、人类持续进化的过程“始终在被技术塑造”的同时指出，对人类社会的问题而言，技术既是解药，也是毒药，“对人类具有反噬性”，唯有对此时刻保持警觉，才能在技术浪潮中不迷失方向。面对大数据技术的迅速发展，他洞察到大数据产生自动化的、高速的理解系统，“但这是基于机器的理解，而非人类的理性”。他认为，要“给人类留出更多的时间去思考人类与技术如何更好地共存”，这样才能使大数据起到积极作用[12]。对于社交网络，他也看到这种既有社会性又有技术性的网络是“工业式可控的”，并且对其负面影响表示出担忧。
在传媒研究领域，从技术主义视野考察已构成一种研究传统。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媒介理论，即展现出技术主义的视野。他的一些脍炙人口的论断，比如“媒介即讯息”、“万物皆媒”、“地球村”等，无不反映出技术主义的视野。不仅麦克卢汉如此，在他之前即率先系统考察传播技术及其发展对人类社会变迁及其文明发展史的影响的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又译伊尼斯），以及继他之后的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等一些媒介理论家，他们的研究和理论也展现出技术主义的视野。被麦克卢汉称为良师益友的加拿大著名经济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英尼斯，提出了以“传媒的时、空偏向性”及其对文明兴衰史和对国家权力的影响之观点著称的媒介（发展史）理论，将传媒技术视为历史变迁的轴心，技术主义的色彩可见一斑。梅罗维茨一般被认为是继麦克卢汉之后媒介理论或者说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不少研究者以此指称麦克卢汉一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出“情境论”的媒介理论，主要论点之一是“电子传媒的普及促成情境型式的变化”。他对于传媒技术与社会变化的关系的阐述，主要是媒介技术动因论的。他的理论也明显具有技术主义的视野。莱文森被认为是媒介环境学第三代的一位代表人物，他提出以“补偿性媒介”或者说新媒介对旧媒介的“补偿性功能”等为核心观点的媒介理论，用“人以其理性能够主动去选择和改进媒介，媒介的发展将越来越人性化”的观点，对此前媒介环境学的成果做了改进。但技术主义的路径可以说依然是他的理论的主脉络。
评说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及其在传媒研究领域的反映并非本研究的任务。对于本研究来说，重要的是，这些技术理念都充满价值判断，显示了技术相关的价值判断之争，都是对技术的本质及其社会影响的善恶问题的理论思考。对传媒研究而言，不论是对于传媒技术推动社会进步信心满满的观点，还是对大众传媒业负面效应的忧思，其背后也都有价值判断。由此可见，伦理关切始终是传媒研究领域的一种研究传统。
在新闻学研究领域，为新闻传播业政策提供理论支撑的规范性的新闻传媒理论，阐述的核心问题是新闻传媒在社会上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当然也离不开怎样做才是正确的价值判断。为应对传媒业兴起后媒体领域伦理道德问题和规范传媒业运作及媒体传播行为而兴起的传媒道德建设，不言而喻更是从学界和社会的伦理关切出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