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中国伦理思想的现代化转向
中国社会进入近代后，有识之士纷纷探索救国之道。这种探索的一个重要部分，即是努力试图变革思想和价值观。“从改良派到早期的共产主义学说的追随者们，都希望通过思想和价值观的变革与发展，建立以民生为本的主权国家。他们在伦理价值观与政治哲学互动的理论架构下，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提出了一系列公民伦理价值观，并结合学术上对西方的借鉴，尝试建立现代伦理学学科体系。”[48]在近代早期，洋务派基于“中体西用”的思想方法，展开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口号的洋务运动这一改良运动。应当承认，这一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曾国藩和张之洞等人并非持有改变传统封建价值观的意愿。对他们而言，要进行“器物革新”才是当务之急。但是，随着这一改良运动的展开，一些当时的改良措施，如改革科举制度、办洋务、通商、办厂等，客观上开始逼近政治制度改革，并且成为更进一步的改良思潮的思路先兆。1875年，王韬发表《变法自强（上）》、《变法自强（中）》、《变法自强（下）》三篇著名的政论，明确提出“变法”的观点。1894年，郑观应编著的《盛世危言》出版，以“富强救国”为主题，表明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对中国进行改造的看法，主张改变专制，提出建立议会式立宪政体的构想，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向进行探索。改良派变法思想为中国伦理价值观的现代化转向做了铺垫，其富国强兵、国富民强等主张中蕴含重视民生、视民生为大事的人道主义思想，其采用的中西比较视野，必然涉及对社会体制的人性基础和伦理基础的深入思考。
到19世纪末，近代思想与价值观的酝酿“达于高潮，并且指导着政治制度和社会风俗的改良，形成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士大夫救国救民的改良运动”[49]。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主要领导人物的改良派，在开展戊戌变法（又称维新变法）的过程中，其思想纲领上以“大同说”为基础，“否定了封建专制主义的不平等的所谓‘义理’”[50]，蕴含倡导臣民权利的思想，以及博爱观念等。他们的伦理价值观代表当时中国伦理思想转变的趋势。百日维新的失败，宣告改良主义方案在当时行不通。忧国忧民者转而探索革命之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提出“世界大同，天下为公”的思想，既可见中国传统文明崇尚“公义”、“和谐”的影响，又可见西方现代文明强调“公意”的影响。“大同”理想体现的和平价值观说明，伦理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全球共享性。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后，“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等受到西方伦理学影响的伦理概念逐渐在社会上流传。建立伦理学学科的努力在旧社会曾一度出现。例如，中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撰写的《中国伦理学史》于1910年7月由商务印书馆发行初版，书中对中国古代伦理学界重要的流派及主要代表人物做了系统的介绍。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为探索救国之道的革命者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开启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也推动了基于唯物史观的社会道德教育实践的开展。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封建政治伦理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宣传以平等为核心原则的道德理想，倡导人格尊严和道德自律，在共产主义道德学说的指导下，身体力行地开展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实践。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逐渐加强了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教育。这一运动集中体现在吸收近代以来救国救民的献身精神和重视公德的思想成果并加以发展，提出团结、互助、友爱和为人民服务的基本道德原则”[51]。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围绕共产主义道德原理，基于唯物辩证的伦理思想，撰写和发表著述。中国革命的领导人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高度重视共产主义道德理论建设与共产党人的道德修养。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两个中国之命运》、《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演讲、报告和文章中，再三强调“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道德原则。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毛泽东强调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和人民群众的利益的原则，赞扬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呼吁共产党员提高自己的思想意识修养，把自己锻炼成品质优良、政治坚强的革命家。他强调坚定、平等、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患难之中挺身而出的担当和矢志不移的革命气节等品性，指出党员应具有的优秀共产主义道德：“……他有明确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所以他能够对一切同志、革命者、劳动人民表示他的忠诚热爱，无条件地帮助他们，平等地看待他们，不肯为着自己的利益去损害他们中间的任何人。他能够‘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人家着想，体贴人家。另一方面，他对待人类的蟊贼，能够坚决地进行斗争，能够为保卫党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利益而和敌人进行坚持的战斗。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党内、在人民中，他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同别人计较享受的优劣，而同别人比较革命工作的多少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他能够在患难时挺身而出，在困难时尽自己最大的责任。他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革命坚定性和革命气节。”[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