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与教育助推
数字化新媒体背景下传播伦理的重构，需要厘清一些与社会传播新环境下媒体伦理困境有关的问题。在这方面，研究的助推作用不可忽视。中国新闻传播学界近年来开展了许多传播伦理相关的研究。
2018年5月，我们在中国知网的数据库中进行相关学术文献的主题搜索，分别键入“媒介伦理”、“媒体伦理”、“传播伦理”和“新闻伦理”，发现在数量非常可观的相关研究成果中，许多论文都直面数字化新媒体背景下的伦理困境。例如，李文冰和强月新在传播社会学视野下考察网络传播伦理失范，将之归因于社会转型期下层民众的社会焦虑、社会中层组织的缺失及知识分子集体失语的反映，提出了治理的对策[16]。李伦提出，根据解决的问题不同，网络传播伦理的建构可以有几种不同的路径：基于现实社会伦理与虚拟社会伦理的关系的路径，基于道德朋友伦理与道德异乡人伦理的关系的路径[17]。彭增军和陈刚针对新媒体背景下传播全球化对既有媒体伦理的挑战，指出媒体伦理的文化差异导致现实矛盾冲突的频频出现及其蔓延趋势，探讨了调适、重构新的媒体伦理在促进不同文明之间和谐共处中的作用[18]。王延粉分析了自媒体新闻传播中的伦理失范问题，认为原因有：追逐眼球带来的利益之逐利冲动，“把关人”机制的弱化，自媒体自身存在的伦理隐患。针对这些问题，从政府的主导作用、公众媒介素养和相关约束机制三个方面讨论了对策[19]。兰甲云和艾冬丽针对微信公众平台中失控失范行为频生的现象，探讨了协同治理的路径，把行业基于伦理道德的自治视作协同治理的组成部分[20]。
中国哲学社科研究管理机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教育部社会科学司，高度重视互联网时代的传播伦理、信息传播业治理。近年来，在这些机构批准立项的新闻传播领域的研究项目中，每年均有这方面的项目立项，包括：2014年的国家社科项目“新浪‘大V’传播行为与失范应对研究”、“社会化媒体环境下网络谣言传播及其协同治理研究”、“UGC媒体语境下的信息变异与治理研究”等，教育部项目“基于传播力模型的微信不良信息扩散机制及监管体系研究”、“回归童真：新媒介环境下我国儿童电视的节目创新及绿色传播研究”等；2015年的国家社科项目“新媒体视角下传播伦理从职业伦理到公民伦理的演变研究”、“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职业话语研究”、“基于社交网络的青少年新媒介素养与公民责任意识培育研究”等，教育部项目“环境风险社会放大的传播机制及其治理研究”、“大数据环境下的网络谣言监测与治理研究”等；2016年的国家社科项目“网络媒体伦理规范研究”、“自媒体侵犯名誉权的归责问题研究”等，教育部项目“移动互联环境下我国媒体素养的测评及影响因素研究”等；2017年的国家社科项目“网络视频直播的多元协同治理模式研究”、“新媒介环境下灾害信息传播与媒体社会责任研究”等，教育部项目“大数据时代的数据新闻生产与伦理研究”、“基于社会责任视角的网络视频直播管理研究”等；2018年的国家社科项目“社会责任视角下网络意见领袖传播效能的实证评价”、“我国互联网信息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体系研究”等，教育部项目“面向社会责任的社交网络意见领袖传播效用研究”等；2019年的国家社科项目“社交媒体公众号从业人员的主体责任及职业生态治理研究”、“新闻推荐算法的把关机制、伦理问题及其对策研究”等，教育部项目“人工智能背景下媒介伦理及技术规范建构研究”等；2020年的国家社科项目“重大突发事件舆论传播中的网络负面情绪及其引导研究”、“重大突发灾难事件中的讣闻报道伦理规范及影响因素研究”、“人工智能对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危机的影响机制研究”、“新媒体环境下的公共传播对国家治理、社会认同的影响研究”、“情感视角下的‘圈层舆论’引导机制研究”等，教育部项目“网络视频青少年‘防沉迷系统’优质内容体系建构及智能把关模式研究”、“老年人群体微信场域谣言的传播及阻却机制研究”、“人工智能移动网络文化产业创新的价值风险与治理研究”、“基于刷屏上瘾的媒体社会责任履职困境及治理方略研究”等。这些研究项目紧贴数字化时代中国社会传播发展变迁的现实，对于新时代中国传播伦理重构会起到助推作用。学界在这方面的努力，还表现在数字化新媒体传播及其社会影响和治理研究成为新闻传播学术刊物中论文发表的前沿话题，在学术会议上也渐渐从占会议议程一席之地发展成专门聚焦的会议主题或分主题。这也构成了中国传播伦理研究领域的一道风景线。
在有关研究对传播伦理构建的助推方面还值得一提的是，媒体伦理问题研究报告和新媒体社会责任报告的推出。自2013年起，《新闻记者》每年发布《传媒伦理问题研究报告》，由《新闻记者》杂志社与上海市新闻道德委员会推出。这些研究报告选取若干典型案例（其中许多均与网络新媒体有联系），对年度传媒伦理问题进行梳理分析，并且联系相关理论和相关管理措施展开探讨，旨在加深传媒业界对自身社会角色和责任及专业边界与伦理规范的理解，促进行业道德自律。这些年度报告中分析的案例，都是当年鲜活的实例，其中大部分都显示出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交叉、交织在一起的迹象。以2017年为例，报告中梳理分析的九个案例为：（1）“哑巴开口说话”与媒体责任意识；（2）体育解说员号召球迷骚扰韩国队与职业言论边界；（3）《刺死辱母者》报道及引发的舆情；（4）艾滋病疫苗误读及夸大的科学报道；（5）马顺龙案暴露出来的记者站权力寻租问题；（6）江歌案中机构媒体与自媒体的舆论生态；（7）女主播车祸现场微笑自拍；（8）齐鲁晚报记者公器私用；（9）媒体发布极限高空挑战者坠楼视频[21]。这些案例中，除了第五件案例外，都不仅涉及传统媒体及媒体人的传播行为，而且或因网上转发、转帖或自媒体公众号的介入而迅速引发网上热议、造成较大影响，或因新媒体端的网友互动与电视节目直播的交织而复杂化，或是媒体人运用社交网络展开的传播行为引起热议。这些案例显示出在数字化、网络化背景下，传统媒体与网络化新媒体在内容生产中已日益交融在一起。在此现实背景下，对于职业传媒机构及媒体人来说，尤其不能在伦理规范的坚守方面有所放松。正如《2017年传媒伦理问题研究报告》中指出的，“传媒业规范和禁忌并不因为传播载体的变化而变得无关紧要，甚至由于新媒体广泛扩散的便利性，而变得更加重要”[22]。
以论文形式推出的年度《传媒伦理问题研究报告》受限于篇幅，主要展开案例分析和讨论。而自2014年起推出的《中国新媒体社会责任报告》作为新媒体社会责任的蓝皮书，有几十万字的篇幅，自然而然容纳了较多的内容。报告包括“总报告”、“评价篇”、“专题篇”和“案例篇”，在概括总结中国新媒体行业社会责任履行状况的同时，设定和逐年优化指标体系，并且对一系列典型新媒体类型、平台进行社会责任的实证评估，还对新媒体传播中的热点议题和典型现象展开探讨，对典型案例进行社会责任分析。这些系统考察新媒体社会责任的蓝皮书，有助于为数字化新媒体背景下传播伦理的重构，积累和提供实证资料。
公民的传播伦理意识、传播主体的社会责任意识的形成，体现公民伦理素养的践行伦理准则之社会行为习惯的养成，离不开传播伦理教育。在中国新闻传播教育领域，新闻传播法规与新闻传播伦理多年来均被列入必修课板块。鉴于当下人人都可以通过数字化新媒体平台成为自主进行公开传播的自媒体，公民都需要具备良好的媒介素养、传播领域的伦理素养，传播伦理教育应在公众中普及。值得欣慰的是，目前已出现社会组织介入数字化媒介素养教育的迹象。例如，由上海中青年知识分子联谊会成立的受静安区委统战部和静安团委的双重业务指导的社会组织“梦想加油站”，就推出媒介素养社团课程。该社会组织结合各学校的学科特色通过对接优质社会资源，联络各行业专业人士担任导师，开发体系化的学校社团课程，以此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作为学校素质教育的一部分，在学校采购、政府补贴、社会各界支持的模式下，媒介素养社团课程已进入上海市多家中小学，初中媒介素养社团课程是其中之一。根据“梦想加油站”常务副理事长王勤智和社团课程项目负责人高正晓的介绍，该社会组织创建初中媒介素养社团课程，是为了帮助学生掌握使用媒介、制作内容的技能，并且帮助学生发展批评性认识媒体的能力[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