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新媒体传播伦理问题的若干种类和个案
自基于数字化技术的网络传播崛起以来，种种网络传播新手段、新方式在为人类提供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既有的传播秩序，带来了新的传播伦理问题。不论是网络发展早期就出现的网络病毒侵袭和网上销售中的违规，还是近年来成为关注热点的用户个人信息泄漏事件和网络诈骗等，这些问题都带有网络传播特有的复杂性。由于互联网平台的运用已渗透到公众的日常社会生活之中，互联网传播中林林总总的问题出现的数量甚大。在中国，根据中国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提供的数据，2017年7月，全国网络违法和不良信息的有效举报量达677.5万件，创月度历史新高，环比、同比分别激增约84.7%和1.6倍。此外，全国网络举报部门直接处置或向执法部门转交有效举报约665.9万件，通过各类渠道向网民反馈处置结果660.5万件[34]。2017年上半年各月的举报数据也显示网络空间的信息乱象相当严重。2017年全国网络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受理的数据如表1所示。
表1 2017年全国网络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受理情况
（续表）
资料来源：中央网信办（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www.12377.cn。
2018年，互联网空间信息内容中出现的问题在数量上依然居高不下。中国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12月，全国网络违法和不良信息的有效举报量达860.4万件，环比、同比都有增无减。表2显示了2018年下半年全国网络违法和不良信息的有效举报量。
表2 2018年7—12月全国网络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受理情况
资料来源：中央网信办（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www.12377.cn。
网络空间中的种种乱象，可以归纳为几个大类。我们将讨论若干能够代表某些问题类别的个案。
1.网络暴力、欺凌后果严重：少年之死等引发对网络暴力的愤怒抗议
网络暴力、网上欺凌时有发生是不争的事实，这种现象会带给受害者伤害，而对于这种伤害可能会达到何种程度，许多人并不一定能清楚警觉到。实际上，在一些严重的个案中，网络暴力、网上欺凌的软刀子，会导致死亡事件。例如，2013年，英国发生14岁女孩汉娜·史密斯（Hannah Smith）在遭受长时间的网上恶毒谩骂和人身攻击后自杀的事件。事情发生后，她的父亲戴夫·史密斯（David Smith）说，汉娜是在一家网站上受到网络暴力欺凌后自杀的，那家网站“允许用户在未披露身份的情况下发送消息”。戴夫·史密斯愤怒地要求有关当局关闭这家社交网站和类似的网站。他后来发现汉娜留下了一张便条，上面写着她想知道情况是否会好转。对于发布网络欺凌内容的人能够上网并躲在匿名面具的背后暴虐易受伤害的青少年这一情况，戴夫愤怒不已，发出质问说：如果还不马上采取行动，难道还要等到更多其他青少年遭受网上欺凌而自杀身亡吗？这一悲惨事件发生后，在英国引起了传统媒体和社会上的广泛关注。《每日镜报》、《卫报》、BBC等纷纷报道这一事件并刊载有关评论，学生家长等人士发起了一些请愿，要求有关部门采取措施提高青少年网络保护力度[35]。
在这一事件中，尽管事情的来龙去脉似乎简单清楚，但涉及的问题却有其复杂之处。它关系到提供社交媒体平台服务的企业在对平台上的内容管理中有没有责任，以及责任如何界定的问题，也关系到此类企业与在平台上参与信息发布等的行为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不是仅靠特定的企业凭自身的想法就能做到，而是需要在社会各方充分讨论形成共识的基础上，就社交网络传播的秩序建设做出制度性安排。
汉娜事件并不是网上欺凌、网络暴力导致死亡的唯一个案。其他比较突出的此类案例还包括2012年16岁美国少女杰西卡·莱尼（Jessica Laney）自杀事件、15岁加拿大少女阿曼达·托德（Amanda Todd）自杀事件等。
2012年16岁美国少女杰西卡·莱尼在佛罗里达州休斯敦的家中上吊死亡，起因是她不断受到有关她的外貌和爱情生活的网上欺凌辱骂，以致最后她无法再对付和忍受这种欺凌。她去世后，数千人签名要求关掉那家曾出现欺凌杰西卡的内容的社交网站[36]。
导致15岁加拿大少女阿曼达·托德自杀的原因也是她曾在网上饱受欺凌。阿曼达在七年级时在网上被陌生人诱拍袒胸照片，约一年后她被人威胁说将散发此裸照。很快，她的裸照被大量转发。受此网络欺凌，阿曼达得了焦虑症和忧郁症。后来，为了忘却网上欺凌，她转校并结交了一群新的朋友。令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那人竟然又在最大的社交网站上用她的照片开设了简介页（profile），导致阿曼达失去了朋友的友情和人们对她的尊重，她因此夜夜痛哭。为了逃避，她再次转校，但依然没能摆脱欺凌，而且还受到网下的欺凌。在她饱受网络欺凌后，心理咨询和抗忧郁症药品都未能起到有效抵抗她的严重忧郁之作用，最后阿曼达自杀身亡[37]。
这几则实例说明，发生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的网络暴力和欺凌，伤害是实实在在的，为虚拟暴力的剑刃所刺的被害者是生活在实体世界中的生命个体。事实证明，随着互联网日益紧密地渗透到人们生活之中，虚拟空间发生的事情同现实世界发生的关联不容忽视。诚如有研究者指出，“虚拟空间其实早就不再单纯独立了”[38]。
网络暴力、网上欺凌现象在中国也存在。据央广网2018年5月底的一则消息，由三家有关单位联合发布的《中国青少年互联网使用及网络安全情况调研报告》（以13—18岁青少年为调查对象）显示，调查对象中曾经遭遇过形形色色的网络欺凌的青少年比例高达71.11%[39]。由此可见，对于网络暴力、网上欺凌，人们不能因发生在虚拟空间而缺乏足够的警惕和重视。网络暴力、网上欺凌不仅会与网下的暴力和欺凌交织在一起，而且其后果必然涉及对现实社会中个体的伤害。
2.社交平台和新闻媒体共同涉入刺激性等不当内容传播
在这类问题中，有社交平台上刺激性内容被盲目跟进对信息环境建构产生不良影响的情况。2019年4月，在上海发生了一起少年从卢浦大桥跳桥自杀的悲剧。事件发生后，拍摄下事件过程的现场监控视频被迅速上传到腾讯视频平台，不仅引来社交媒体、自媒体的转发，还上了微博热搜榜。新闻媒体随后也跟进报道该事件，包括顶级新闻媒体的客户端和公众号。在跟进报道中，视频中该少年跳桥和他的母亲扑地悲泣的主要片段等内容被转发。该事件的刺激性信息通过不同的渠道在网上广为传播，在社会上引起形形色色的议论，博文、跟帖纷纷出现。有学者指出，媒体对该“惨烈”视频进行报道的行为“受到了舆论批评，其中有的批评文章点击达到10万+，跟帖评论无数”。从传播伦理的角度来说，此次事件中媒体报道违背有关对自杀问题负责任地做出报道的新闻传播伦理：根据有关报道自杀问题的国际公认的新闻伦理要求，此类报道中应“避免使用使自杀敏感化的语言（渲染），以及避免对使用方法进行详细描述等”[40]。
这一事件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腾讯视频迅速从平台上撤下该视频后，视频依然可以通过其他渠道在网上看到，显示出数字化传播环境下维护合理传播秩序需要更多更深入的考量，因为在网络空间传播内容的流传过程中，其间牵涉的各种社会关系均有其不同以往的复杂性。上传到网络空间的内容，由于在传播过程中会有层层转发、多元化的传播者参与传播的情况发生，通过网络个人间的传播、群体传播和公开传播会交织在一起，一旦发现有的内容不当，要使其消失非常不易，不是仅从首个发布内容的传播渠道进行删除即可立即彻底切断传播来源，而是需要多方参与者（包括平台机构和新闻媒体机构）通力协同合作。从内容流传过程中涉及的社会关系来说，个案涉及的各种社会关系中不仅有平台与个体的关系，还有自媒体与新闻媒体、涉足新闻传播的商业网站与职业新闻机构的关系。当下，新闻媒体机构实际上在人口覆盖率和报道先机等方面遭遇自媒体与涉足新闻传播的商业网站的竞争，这些又必然同经济运作紧密联系，并且关系到新闻机构重视宣传阵地的目标。这客观上对主流媒体的守正定力和传媒业何去何从构成挑战。学者魏永征指出：“新闻媒体在新的新闻传播生态中，再也不可能一统天下，因此无论是出于宣传目的还是商业目的，都需要与非机构媒体争夺覆盖率、粉丝数、流量等”，“这种现象提醒我们，一方面新闻媒体要加强自律；另一方面必须加强对新闻传播新秩序和新机制的研究”[41]。新的传播生态中各种社会关系的处理，呼唤传播伦理的发展跟上新闻传播实践的发展，需要新闻传播业治理中对此做出具有通盘考虑的设计。
3.用户信息泄露显示数据安全问题
脸书（Facebook）卷入数据泄漏事件引发用户信任危机就是一个突出的案例。2018年3月，发生了脸书上巨量用户数据被泄漏的事件，引起轩然大波[42]。3月17日，美国《纽约时报》和英国《卫报》共同发布报道，揭露脸书上超过5000万用户信息数据被一家名为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的公司泄露。网络巨头脸书上数千万用户的信息，被政治数据公司剑桥分析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不当获取”，并且被用来精准投放广告内容等。这种信息泄漏和利用被指还牵涉到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过程。此后，事件持续发酵。在欧盟、美国、英国，对脸书和剑桥分析公司的批评声纷纷出现，并且响起一片要求调查这一数据泄漏事件的呼声。脸书用户信任度大受影响。有在线调查发现，只有41%的美国人相信脸书会遵守个人信息保护法，相信亚马逊（Amazon）的比例为66%，相信谷歌（Google）的比例为62%，相信微软（MicroSoft）的为60%。脸书股价在事件发生后下跌，市值缩水达几百亿美元。面对它在用户、广告主、立法者和投资者中的用户信任危机，脸书试图修复它的声誉。信息泄露事件发生后的第五天，脸书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发声道歉，发布声明表示有责任保护用户的信息，如果做不到就不配为大家服务，并且在声明中称脸书需要向那些个人数据被剑桥分析公司获取的用户进行告知，还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调查（调查所有能获取脸书数据的App，对所有存在“可疑行为”的App进行审计），限制阻止（更多限制开发者获取数据的权限，阻止其他种类的数据滥用），在信息流上设置告知用户允许他们选择的工具（让用户清楚哪些App能获得他们的数据，并且允许用户取消这些App的数据许可）。除了扎克伯格的表态声明外，脸书官方也发布公告，提出公司将采取六大主要举措，以阻止第三方公司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获取用户的个人数据，预防未来再发生类似的事件。4月9日，又传出脸书暂停了一家数据分析公司访问其公司数据的权限的消息。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报道，名为CubeYou的公司称正通过答题测试收集脸书用户数据。脸书在获知这一报道后暂停了CubeYou对脸书的数据访问权限[43]。
这一事件持续了一段时间。扎克伯格于2018年4月11日接受美国国会能源和商业委员会的问询。此外，有消息说，卷入这一数据泄漏的剑桥分析公司发表了一篇冗长的声明，称公司没有非法或者不恰当地收集或与其他第三方分享数据[44]。此后，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各委员会分别或联合启动数十场听证会，深度拷问平台数据治理能力，涉及脸书、推特、谷歌等众多互联网科技公司。
这一事件牵涉到保护用户权利的伦理原则问题，可以作为伦理问题的一个突出案例。此外，这个案例还涉及平台与内容安全的关系这一数字化网络新媒体背景下出现的伦理新问题，值得引起更多更深入的研究。
事实上，网络数据泄漏事件屡屡发生。美国一家网络安全分析机构Risk-Based Security（RBS）发布的《2017数据泄露报告》显示，2017年公开的数据泄露事件高达5207起，被泄露信息多达78.9亿条[45]。脸书公司早在数年前就曾受到过与其隐私措施相关的指责和批评。例如，欧盟数据保护工作组2010年曾致信脸书，批评后者对用户隐私保护不力；美国国内的一些团体曾在2013年向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致信，指责脸书的隐私保护不力[46]。
导致网络安全问题的，不仅有网络公司的用户数据保护不周或相关公司的数据滥用，还有黑客攻击。例如，2016年11月，英国发生了乐购银行（TESCO Bank）遭黑客攻击，约40000个网上银行账户被入侵的事件，其中，近20000个账户的钱被盗。银行接到客户投诉电话后，宣布暂停网上交易。事件发生后，该银行首席执行官贝尼·希金斯（Benny Higgins）代表银行向客户表示抱歉，承诺会尽其所能保护客户的账户安全，承诺此次事件造成的损失将完全由乐购银行承担，银行会尽一切努力使一切尽快恢复正常[47]。又如，2017年5月，英国国家卫生局（NHS）旗下多家公立医疗机构遭受网络攻击，造成这些机构的电脑系统瘫痪，医院工作人员无法查阅病例资料及预约信息，医院内部的电话和电子邮件系统也无法运行，包括一些急诊病人在内的许多患者就医预约被迫取消[48]。
数据泄漏的网络安全事件在中国也发生过。例如，2014年发生了一起黑客通过多家快递公司网络漏洞入侵快递公司网站，造成1400万条用户信息泄漏的事件。当年3月起，有快递公司发现该公司大量快递单信息在网上被叫卖，这些信息包括收货和发货双方的姓名、电话号码、住址等个人隐私信息的详细记录。警方调查发现，这些个人信息是由黑客通过快递公司网站漏洞窃取的。当年8月，警方破获此案。警方在犯罪嫌疑人电脑中查获了1400万条个人信息[49]。又如，2017年出现过暗网市场某供应商抛售从中国多家互联网大公司窃取的大量（账户）数据事件，数量达10亿多条[50]。
此类网络安全事件警示社会正视数字化新媒体背景下的信息安全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以往没有的新的信息采集资源、渠道，一旦被心怀不良动机的人利用，就会危及信息安全。对于经营用户数量巨大的网络平台公司而言，如何保护用户数据成为考验其伦理道德的重要问题，其中牵涉到一系列复杂的因素，不仅包括此类网络公司在处理公共性和商业性的平衡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它直接反映公司的伦理意识），也包括一些业务和技术相关的因素，例如保护用户数据的措施设计是否周全，技术上操作系统是否有漏洞给别有用心者有机可乘等。通盘考虑这些复杂因素，才能使传播伦理体系建设与现实严密对接。
当然，信息安全事关法律，只是本书着重从伦理的角度进行分析。
4.色情等低俗不良内容危及社会公序良俗
色情等低俗内容泛滥是网络传播失范问题的又一类。例如，2015年北京三里屯优衣库试衣间不雅视频事件就是一个实例。2015年7月14日晚间，一则“北京三里屯优衣库试衣间内，一对年轻男女欲火难耐”的不雅视频刷爆朋友圈和社交网络。7月15日，北京警方接到有关举报，立即展开侦查。与此同时，网上出现有关这一不雅视频来龙去脉的不同揣测，包括涉嫌炒作的揣测。优衣库通过官微回应称并非炒作，并且表明公司已在第一时间向媒体平台举报。北京警方经过侦查发现，该不雅视频中的两名当事人于4月中旬在优衣库试衣间内发生性关系，并且用手机拍摄视频，在当事人将视频传给微信朋友时流出，被上传至互联网。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7月19日发布侦查结果信息，呼吁消费者正确妥善使用试衣间。后来，将淫秽视频上传至新浪微博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罪的孙某某被依法刑拘，另外3人因传播淫秽信息被依法行政拘留[51]。又如，2014年9月初发生了震惊全球的好莱坞艳照门事件，导致一些全球当红明星成为受害者。黑客利用苹果公司iCloud云端系统的漏洞窃取了一些全球当红女星的裸照，继而在网络论坛发布。这些艳照迅速流传，尽管相关社交网站极力试图阻止发布裸照的用户，却无法赶上艳照的流传速度。这一事件牵扯到101名好莱坞影星。事件发生后，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介入调查。而事件结束约三年后，2017年又爆发了好莱坞明星因黑客侵袭而导致私照大量外泄事件，被称为“好莱坞艳照门2.0”。一些好莱坞当红女星的裸照在几家社交网站上被大量转发[52]。艳照门事件不止一次发生，说明同此类网上不良内容作斗争的艰巨性。
近年来，中国在网络直播的治理中发现了一些直播平台上低俗涉黄涉赌内容泛滥等乱象。针对这些乱象，有关管理部门采取封号等一系列措施予以打击。据媒体报道，仅2017年上半年，有关部门就查处关闭违法违规直播平台超过70家，1879名严重违规主播被纳入永久封禁黑名单。2018年1月破获的“Peepla”直播平台传播涉黄信息案，是中国同时追究直播平台和网络主播刑事责任第一案，被媒体称为“直播行业开启‘强监管’的一个标杆性事件”。鉴于这一案例牵涉到情节恶劣的淫秽色情传播，北京市“扫黄打非”办公室成立了专案组。专案组调查发现，该网络直播平台采取手机App的形式安装使用，国内外用户可以通过微信、手机号码等多种渠道登录直播平台，并且可以充值打赏主播。该平台“以提供男性淫秽表演为噱头，直播内容尺度大，主播和观众数量众多，国内国际影响恶劣”[53]。专案组在2017年9月和10月，先后抓获犯罪嫌疑人17人，其中包括主播9人。这些犯罪嫌疑人均承认曾通过“Peepla”直播平台直播淫秽色情内容。犯罪嫌疑人供述对于存在大量主播进行淫秽色情表演的情况，公司明知这些内容不合法，但故意采取放纵的态度并以此牟利。专案组2017年10月下旬将涉案的多名公司骨干抓获[54]。这一案例中的网络淫秽色情内容传播现象，既触犯了法律底线，又是对伦理道德的践踏。
从伦理的角度来说，尤其值得引起警惕的是，相关公司在牟利动机驱使下故意放纵这种内容。随着数字化技术网上应用的发展，用户充值打赏主播的做法已经不是什么罕见现象。在这种背景下，用户、网络平台运营商公司、主播间的关系问题成为数字化新媒体传播中涉及的社会关系的新形态。而其中网络平台运营商公司与主播之间又存在直接的利益勾连，如果不能建立起法律框架下周密的伦理系统对二者的社会关系进行规范，则很难保障不会出现如下情况：有些直播发布者为牟利而罔顾在网络平台上传播内容的社会责任，平台运营商受利益驱使而忽视其作为直播服务提供者管理内容流动的主体责任。
上述淫秽信息传播案被破获后，此类乱象并未在网上消失。例如，2018年4月，央视《新闻调查》节目曝光了一些短视频直播平台存在传播低龄生子、未婚生育、早恋等内容的乱象。被点名的包括一些颇有名的直播平台。据有关报道披露，16岁未婚生子“小妈妈”直播竟然出现在一家网络直播平台上，而且竟成网红。此后，国家网信办根据《网络安全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关停了一些违规直播平台；各主要直播平台合计封禁严重违规主播账号1401个，关闭直播间5400余个，删除短视频37万条[55]。
在网络视频直播平台上出现16岁未婚生子“小妈妈”直播的案例，特别令人震惊担忧的是，被社会公序良俗唾弃、被社会伦理道德不容的事情竟被当成荣耀，可见社会必须对此类现象高度警觉。尤其需要警觉的是，对于短视频直播平台上的涉黄淫秽等恶俗内容，一些用户不仅围观，甚至参与起哄。这再次说明互联网传播的管理同以往媒体传播的管理相比有其特殊性。特殊性在于参与者行为主体涉及巨量的公众成员，他们不是职业传播者，也不是平台企业的员工，企业工作规范提出的道德要求对之难以有效约束。但净化网络空间必须使其参与网络传播的行为也得到规范。这就需要法律和伦理双管齐下。在社会治理中，法律和伦理是相辅相成、互为支撑的规范体系，缺一不可。从伦理上来说，数字化背景下信息传播方面的公民道德教育亟待加强。中国对此高度重视，党和政府高屋建瓴，在顶层设计上做了部署。如前所述，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地把“抓好网络空间道德建设”作为重要部分提出。这说明国家从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高度，看待亿万民众参与其间的网络空间的道德建设。相信深入持久地展开信息传播领域的公民道德教育，将在数字化时代信息传播业的健康有序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
5.网络谣言引发恐慌等社会恶果
网上内容生产和传递的低门槛，使得内容泥沙俱下、真假难辨，成为困扰公众的又一网上乱象。网络谣言不仅混淆视听，而且一些与公众日常生活有关的网络谣言往往会在社会上引发恐慌。2017—2018年的几起“银行倒闭”谣言就是突出的案例。
2018年1月发生了河北省新乐市两个网民造谣“银行倒闭”引起部分储户恐慌挤兑事件。造谣的两个网民通过他们的微信朋友圈和快手平台发布名为“又出大事了，××银行要倒闭了”的虚假小视频。视频发布后迅速被大量转发，在新乐市当地蔓延传播，引起部分储户的恐慌，他们在看到该视频后纷纷去银行取款，造成银行挤兑，给当地社会带来混乱，影响恶劣。石家庄警方在接到某银行报警后，立即组织相关部门展开调查并进行应急处置。造谣者在警方调查核实后被依法刑拘。这一网上违规行为的动机令人可气：在案件侦办过程中，面对警方询问，涉嫌编造、传播这则网络谣言的这两个网民称录制并发布这段视频只是“出于好奇”[56]。为一时好奇而编造、传播谣言，罔顾后果，引发恐慌，导致社会混乱，可见造谣者完全缺乏公开传播的社会责任意识。
此前出现的“银行倒闭”谣言包括2017年2月出现的“天津津南某银行将要倒闭”的微信谣言和2017年8月的“山东临商银行倒闭”网络谣言，这两则谣言也都造成了恶果：引发恐慌性取款，妨碍银行经营秩序。2017年2月17日，天津津南某银行开始遭遇大量储户到银行询问是否倒闭等情况，大量用户到银行取款，一些储户还准备将未到期的定期存款提前支取。这些储户都是在某微信群中看到网友发出的“天津津南某银行将要倒闭，号召人们抓紧取款”的微信后到银行来的。这一事件干扰了银行的经营秩序。银行在18日下午向天津津南警方报警。接警后，警方立即调查，迅速查明发微信者，于当日22时将此人抓获。审查后发现，此人是在菜市场听到津南某银行的“小道消息”后，一时兴起用手机微信发布了这则虚假信息。破案后，这则微信谣言编造发出者被警方依法刑拘10日[57]。2017年8月7日，网上出现“山东临商银行倒闭”的谣言，引起当地一些误以为真的储户集中取款，造成挤兑。网传消息称，“临沂市半程镇十几亿的三维集团倒闭了，放贷的临商银行也一起完了”。经警方调查，这则消息是谣言，而这则谣言的起因是山东三维油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个别员工因对企业停产放假不满，于是在网络上散布诸如“三维集团连带放贷的临商银行一起倒闭”的谣言。涉案人员共计25人，分别受到处理，被传召的有13人，其中，刑拘5人，训诫8人。警方在8月8日发布了有关这一事件的通报，澄清了这则影响金融秩序的谣言[58]。
网络谣言屡禁不绝，其缘由多种多样（在前文三则“银行倒闭”谣言的案例中，第一则出于“好奇”，第二则出于在听到“小道消息”后“一时兴起”，第三则出于发泄不满、进行报复），而社会影响恶劣是其共同点，严重时造成社会恐慌，扰乱社会秩序。这说明对网上这一乱象绝不能掉以轻心。而此类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网络空间在传播内容保存性中的巨大效能，有些网络谣言还会出现后面再度流传的情况。2011年3月中国一些地方发生的引发恐慌和抢购食盐风波的“食盐中的碘可以防核辐射”的网络谣言，就是一个实例。在有关部门迅速澄清事实并做出相关处理平息这一风波，网络谣言的始作俑者也得到处罚后，称加碘盐能防辐射的网络谣言并没有从此消失，而是在后面几年中还出现过，可谓沉渣泛起。2013年有关禽流感的谣言也是一个以讹传讹的留言被证实是谣言后依然有流传的实例。2013年4月8日，贵阳网民李某和蔡某发布个人微博，称“金阳活禽市场检查出H7N9全部呈阳性”，随后，网民龚某等参与了这一流言的传播。贵州省卫生厅发布消息称，未发现人感染H7N9禽流感或疑似疫情的报告，李某和蔡某发布的微博被证实为谣言[59]。但是此类信息屡禁不止，关于禽流感疫情的消息时而在微信朋友圈等互联网平台上传播。这种相同网络谣言“死灰复燃”的情况，使得网络谣言的负面社会影响的复杂性凸显，同时也使问题的应对倍显紧迫。
6.渗透在违规网上交易中的网络传播行为挑战经济秩序
关于违规的网上交易及其中涉入的传播行为，突出案例之一是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2000年法国两家人权组织因美国雅虎（Yahoo）网站的一家拍卖站点拍卖纳粹纪念品而对其提出诉讼的案例。此案的焦点是，法国法律禁止出售和展示任何可能挑起民族情绪的物品，而雅虎网上拍卖站点的上述拍卖行为，使法国网民可以在该站点（法文版）上浏览、购买纳粹纪念物。2000年4月，法国巴黎国际反种族主义协会和法国犹太学生联合会共同向法国法院就雅虎公司的这一拍卖行为提起诉讼。2000年12月，法国最高法院根据法国的法律作出裁决，要求雅虎限期采取技术和连接控制措施，使法国网民无法通过雅虎法文版访问该站点，如果雅虎逾期不改，将对它课以巨额罚款（每天10万法郎）。随后，雅虎在它的法文版站点上去掉了关于这些物品的内容，但它的美国总部网站上依然保留这种内容，这意味着法国网民依然可以通过雅虎全球网和其他外语版本接触这种内容。雅虎方面称，“法国的法院对一个公司总部设在美国、在美国注册的网站没有管辖权”，还抗辩说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并且提出技术上的抗辩理由[60]。在这则案例中，上述网上拍卖行为在法国属于违反法规的行为，而由于互联网的跨国界特征对管辖权造成地理上的疆界管控的挑战，有关诉讼案的过程颇多曲折，说明网上违规交易可能同时挑战法律和经济秩序。这一案例可以说是这方面乱象的治理之复杂性和艰巨性的一个写照。
在中国，近年来违规网络交易行为也时有发生。例如，2017年发生的江西某公司平台刷单炒信案就属于这类行为。该公司为提升企业和产品的知名度，吸引客户，利用其开设的××物联网平台销售“物联币”。网页上显示当事人已交易“物联币”数量达3亿个，每个交易价格为0.2元，合计人民币6000万元。而经执法人员调查，当事人在网络平台上的交易额纯属虚构。该公司的这种行为违反了《网络交易管理办法》中“不得以虚构交易、删除不利评价等形式，为自己或他人提升商业信誉”的规定，有关管理部门依法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并处罚款。此类违规的网上交易行为，显然具有干扰网络市场秩序的负面社会影响。目前，伴随着数字化技术应用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日益渗透，网上交易在中国已形成很大规模。在网络市场发展的同时，网上交易违规行为也屡屡发生。例如，在江西省，有关部门在全省范围展开的2016年（5—11月）和2017年（7—10月）网络市场监管专项行动，分别在几个月内查办网络市场违法案件89件和283件[61]。
近年来，同网上交易技术发展等因素相关联，中国网上商品交易市场规模稳步增长。中国以互联网平台为媒介的商品交易活动非常活跃。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全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达70198亿元，比上年增长25.4%，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18.4%，比上年提高3.4个百分点[62]。“双十一”和“双十二”电子商务狂欢节的巨大成交额及用户数量之大，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网上商品交易市场的活跃度和发展空间。
当然，网上交易并不仅仅是传播行为，还是有传播行为渗透其中的商业行为。由于卷入此类以网络平台为中介的交易行为在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买卖双方数量极大，因此，规范此类行为，规范网上交易的运作，防治涉及网上传播的违法违规交易行为，维护网络市场秩序，不仅要靠对网络交易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坚决查处，还要靠商业伦理和传播伦理教育的展开，使得有关伦理深入人心，使得涉足其中的行为主体自觉以诚实作为善德，约束自己的网上商业交往及其中涉及的传播行为。
7.利用以新技术展开的信息行为实施网络诈骗，动摇人们的社会信任感和安全感
与违法信息行为相伴随的网络诈骗屡屡发生也是互联网上违规失范现象的一大顽症。2018年1月，福建省南平市警方侦破的一起涉案金额高达5000余万元的特大电信网络诈骗案就是一起突出的案例。此案涉及犯罪团伙利用开设网络公司进行诈骗犯罪活动，警方破案后摧毁6个犯罪窝点，抓获涉案人员116名，查获涉案手机254台、电脑195台。福建省南平市警方是在2017年获得有关这一诈骗案的线索的。后经警方调查发现，位于南平市建瓯的福建永欣商品经营有限公司以从事贵金属、原油、期货等大宗商品交易的网络公司为幌子实施诈骗。经南平市警方抽调精干力量组成专案组后的进一步侦查发现，这一网络犯罪团伙不仅在建瓯开设公司，而且在厦门、三明及安徽合肥等地设此类公司；采用的诈骗手段狡诈恶劣，涉及雇佣青年男女利用微信等网络社交软件，通过诈骗团伙非法私自搭建的网上平台（一个封闭系统）在网上冒充“白富美”，以网络软件设置虚拟身份定位添加“附近的人”为好友，以天花乱坠的谎言诱导受骗者在一个网上平台参与大宗商品交易开户和交易操作等。虚拟身份定位被设置在高档住宅小区或高消费场所周围，对于被添加为好友的“附近的人”，涉案人员采用公司制作的统一脚本和对方聊天，逐步引诱对方受骗。在这一案件中，犯罪嫌疑人通过后台控制客户的交易，不仅榨取佣金，而且诈骗本金。警方在查清该诈骗团伙的组织结构，以及6个窝点、100余名主要犯罪嫌疑人的情况和活动轨迹后，2018年1月9日出动大批警力，分赴厦门、三明、合肥等地开展统一抓捕行动，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摧毁犯罪窝点，查获涉案工具[63]。
目前已出现利用社交应用的网络诈骗形成“黑色产业链”的情况。例如，2019年10月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公安局破获的网络诈骗案，就是一起“案中案”，它涉及提供技术支持、制作作案App、租用服务器、贩卖公民个人信息的网络诈骗“黑色产业链”。固原市公安局在侦办此案中发现，犯罪嫌疑人进行诈骗的过程涉及：谎称办理网上高额度贷款，以此为由诱骗被害人下载“当当贷”App，然后再以贷款提现需要手续费为由对受害人实施诈骗，诈骗成功后，犯罪嫌疑人还将受害人上传到App的公民个人信息贩卖给其他诈骗犯罪团伙，造成受害人多次被骗。侦办此案的专案组经过细致的侦办工作，挖出该案中一个利用App实施诈骗的团伙。该团伙进行诈骗分工，犯罪嫌疑人中有人制作诈骗作案的App，有人负责招募“话务员”具体实施通过谎言进行诈骗的活动。此外，制作作案App的犯罪嫌疑人还多次通过微信号购买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实施诈骗。公安局通过进一步侦查发现，此案涉及跨地区的贩卖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涉案的有两家处于不同地方的非法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的网络业和数据科技业的公司。“案中案”由此浮出水面。此案涉及全国多省份共计1000余名受害人，涉案金额达1000余万元[64]。
这类案例不仅使受害者蒙受经济损失，而且造成动摇人们的社会信任感和安全感的恶劣社会影响。涉案人员在罔顾法律的同时，践踏了传播的真实、真诚伦理原则。
上述不同种类网络传播失范乱象，有力地说明规范网络传播行为、净化网络空间的必要性和紧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