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孟斧、瞿白音译《我的艺术生活》
我国出版的斯氏《我的艺术生活》，是由贺孟斧和瞿白音从1941年开始翻译的。贺孟斧，江苏武进人，曾就读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曾任上海联华影片公司编导，抗战期间随上海影人剧团内迁四川，参加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曾导演《家》《风雪夜归人》《桃花扇》等话剧，其中《风雪夜归人》以简练、清新的风格在重庆剧坛引起轰动。
瞿白音，上海嘉定人。曾在北平、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当报务员，淞沪会战爆发后组织剧社宣传抗日活动，曾任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南京分盟负责人，参与组织了上海业余实验剧团，曾负责上海救亡演剧队、抗敌剧团、抗敌演剧队领导工作。导演代表作有《大雷雨》《钦差大臣》和《戏剧春秋》。曾任职西北电影制片厂导演室，曾与欧阳予倩联合导演电影《野火春风》和《恋爱之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参与上海电影制片厂接管工作，之后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
1941年贺孟斧和瞿白音在四川成都约定，分译斯氏《我的艺术生活》上下两部分。此后二人分属不同抗战演剧团体，未能并肩战斗。贺孟斧在重庆译了二十章并出版，瞿白音也陆续译出一些零星篇章在期刊发表，但终因戏剧演出和电影拍摄等工作而南北转辗，未能完成所承担的翻译任务。
1945年贺孟斧因病离世，于是瞿白音于1949年开始将所有未完成的工作全都承担起来。他不仅译完了其他未译部分，还将全书统译了一遍，直到1951年才完成了全书的翻译，于1952年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瞿白音的这个译本是根据1935年的英文版翻译的。英文版本的初版年代为1924年[32]，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于1923年至1924年间率莫斯科艺术剧院两次赴美演出期间在美国写成的，作者先在波士顿出版了英文版，到1925年出版俄文版时[33]，斯氏并没有做大的补充，因为这本书主要不是阐述斯氏的戏剧理论，而是记叙了斯氏演剧实践的历史。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这部回忆录是其一生艺术实践摸索的总结，在美国开始写作时他已经过了六十岁的生日，进入到六十一岁的年纪。巧合成书，最早的英文版也正好是六十一章，从作者儿童时期的演剧游戏，写到青年时期的业余戏剧演出；从在各种风格的演出中寻找俄罗斯新演剧的道路，写到与聂米罗维奇-丹钦科的会晤及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建立。
斯氏在第四十八章《我的体系的开端》里，写到他是怎样开始探寻教导年轻演员学习表演艺术的。斯氏从一些问题入手，比如“演员在舞台上如何能够克服肌肉紧张”，如何能够做到“松弛自如地展开人物与对手之间的行动”，为什么演员越是想讨好观众而观众却越不注意演员，而当演员不再讨好观众，将自己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舞台对手身上时，观众却开始被演员所吸引等[34]，开始思索“体系”的基础性元素——“肌肉松弛”与“注意力集中”[35]。只有当演员真正做到了“松弛”，才有可能进入演员的想象与创造，才能创造出舞台真实。
斯氏通过梳理自己的创作实践认识到，创造过程中的“舞台真实感”来自于演员通过“假使”所获得的“舞台信念”。没有了演员的“舞台信念”，一切所谓的“舞台真实”也就不复存在。斯氏从一开始就抓住了揭示演员艺术创造规律庞大体系的基础课题以及进行深入探究的正确切入点。
斯氏在全书最后一章《我的艺术生活》中说：
我已经不年轻了，我的艺术事业快要到达它的最后一幕了。戏剧艺术的现实的发展，又开始了它那无始无终的循环。……和我们的时代相同，出现了新的人民和新的理想，梦，要求，批评，焦躁，自负。新的天才降生了，……我们成为经验的代表人，我们被看作保守分子——革新者认为他们的神圣任务就是跟我们这班保守分子斗争。人必须有敌人斗争。
尽管出现众多变化，作者仍自信地写道：
但是有一个领域，我们在这里还不能算太老。在这个领域中，如果没有我们，青年们是不能前进的，除非他们甘愿重新发现一个早已经发现了的美洲。在创造工作上，大部分的原理，是适用于一切人的，青年与老年，男人与女人，有才能的和没有才能的。……而一切演员，绝无例外，都必须依从自然的法则接受创造食粮，都必须把所得的食粮积储于智能的与情绪的记忆中，都必须在艺术的想象中再造素材，又，依照那适用于一切人的著名法则，都必须制造形象，发掘人类的精神生活，深入地体验，自然地具体表现。[36]
斯氏在全书最后形象地比喻他仿佛是一个淘金者，在寻遍了几百吨矿石、金沙之后才得到了几粒金屑。他无法把得到这几粒金屑的全部艰辛过程一一告诉后来者，这几粒金屑乃是耗尽了他毕生精力之所得。
《我的艺术生活》俄文版于1925年定稿，到1926年出版时作者又对目录进行了调整，将自己的一生分为四个时期，并对某些内容应纳入哪个章节也做了调整，分成七十一章。我国1952年再版该译本时“体系”已被公认为现实主义戏剧创作的理论指南。瞿白音说：
关于这一个“体系”的介绍工作，还远落在需要的后面，以致在学习上发生了摸索的痛苦，在研究上产生“自成一家”“各有所宗”的分歧现象。[37]
所以这个中文版的出版，对戏剧工作者了解斯氏一生的艺术创造历程，以及从中进一步准确了解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艺术观及“体系”的基本原理，起到了重要而及时的作用。
瞿白音在《前记》中借着斯氏的比喻说：
急躁地以为这体系有地域或时代的局限性而想去“重新发现一个早已经发现了的美洲”将是徒劳的。辛勤地练习和深刻地研究，才能够使我们掌握它。也只有在深刻地研究了以后，才能创造地发展它。[38]
译者的话，今天仍应引起戏剧工作者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