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菊隐译《文艺·戏剧·生活》
焦菊隐译《文艺·戏剧·生活》，即聂米罗维奇-丹钦科的《回忆录》。这部著作虽不属于斯氏体系范畴，但由于斯氏在创建莫斯科艺术剧院与“体系”的过程中一直紧密地与丹钦科进行合作，丹钦科的创作经验也已经成为“体系”的组成部分，因此丹钦科的回忆录中所记叙的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发展历程，对我国戏剧工作者准确认识“体系”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焦菊隐（原名焦承志），天津人，1905年出生，上过私塾，八岁考入直隶省立第一模范小学，受新文化运动和天津南开中学新剧演出影响，参加同学们组织的新剧社，同学们派给他的艺名是“菊影”，他自己改为“菊隐”。进入天津官立第一中学后开始接触进步书刊，后转入汇文中学，因成绩优秀保送进入燕京大学，开始在报刊上发表译文及文章，曾演出熊佛西的剧作《蟋蟀》。大学毕业后任北平戏剧专科学校[39]校长，对戏曲教学进行了多项有益改革，如男女同校、增加文化课内容、破除后台“供奉”[40]与场上“饮场”[41]等，同时开始认真学习传统戏曲。焦菊隐1935年赴法国入巴黎大学，三年后获文学博士学位，1938年迎着抗日战争的炮火回到了祖国。回国后先到桂林工作，参与桂剧改革工作。1941年赴迁往四川江安的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教，为第五届毕业生导演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轰动江安县城，同时开始翻译丹钦科的《回忆录》；第二年离开江安到重庆，一时找不到工作。[42]
焦菊隐从办北平戏曲学校，到留学回国在桂林工作，再到江安国立剧专的教学与导演，他都感到不如意，他在一个环境里很难长时间工作下去，到他离开江安到重庆时生活就更加困难，有时甚至靠变卖旧衣物度日，他在贫病交加中继续翻译丹钦科的《回忆录》，以致最终病倒在床上。
这部由焦菊隐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译出的《文艺·戏剧·生活》，由文化生活出版社于1945年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和中国戏剧出版社两次再版。丹钦科的书在好几个方面给读者一种触动心弦的强烈感受。
首先是丹钦科对契诃夫的态度，也就是对新戏剧文学的态度。那种崇敬与爱护的态度，像是看见一棵参天大树的种子刚刚发了芽，虽然嫩芽才刚刚从泥土里破土而出，却断定了它将迅速长成一棵大树，于是保护着它，不让它在幼小的时候遭到伤害。《文艺·戏剧·生活》全书一共分为五个部分，二十二章，几乎每一章里都能看到契诃夫的影子。是丹钦科为俄国、为世界戏剧舞台发现了作为戏剧家的契诃夫。他鼓励契诃夫写戏，他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讲解契诃夫的戏与以往的戏剧所不同的、好的地方在哪里，他像一个先知，先于所有人看到了未来俄国戏剧将由于上演契诃夫的作品而走向世界，将由此发现新的更能揭示出人类精神世界的表演方法，揭示出表演艺术的基本法则。
丹钦科是一个导演艺术家，当一个导演深入地体会到了剧作家的作品中那些优秀的种子，他自己也就完全和剧作家接通了，融合为一个整体。丹钦科和契诃夫的心是连在一起的，契诃夫对俄国革命前夜知识分子的忧郁的敏感，也是丹钦科的敏感；契诃夫对特里波列夫、威尔什宁、玛莎等人精神世界的痛苦与希望的关注，也是丹钦科的关注。
丹钦科深入了解契诃夫作品中那苦涩的幽默，那含泪的笑和契诃夫对人类的未来永远不曾失去的希望。那些希望不仅蕴藏在妮娜、罗伯兴、特罗菲莫夫、屠森巴赫、奥尔加等人对未来的美好遐想当中，也存在于契诃夫的“俄罗斯的未来将是一个美丽的大花园”的预言当中。俄罗斯戏剧之幸在于戏剧之神给了他们一个契诃夫，而且还给了他们一个发现契诃夫的丹钦科。
第二是丹钦科对戏剧教育的倾力投入。在那个苦闷的，甚至是令人窒息的年代里，是丹钦科在教学中为俄国的剧场发现了新鲜血液，带来了清新的空气与新的希望，新戏剧与新型剧院的种子就在丹钦科主持教学的音乐戏剧学校中悄悄地生长着。像克尼碧尔、莫斯克文这样一些后来大名鼎鼎的演员，梅耶荷德这位后来的著名导演，就都曾是丹钦科的学生。在丹钦科全力投入教学的时候，他刚刚开始在编剧创作上获得重要成功，他创作的喜剧《新事业》获得了格里包耶陀夫奖金，不少剧院都等着他的下一个剧本。但是丹钦科预感到了新的戏剧、新的剧场、新的演剧艺术将要诞生，他放下手头的创作来从事教学，并且认为自己在教学上付出巨大的努力是值得的。
丹钦科对戏剧教学有着一种强烈的神圣感，他说：
教艺术是很教人心无二用的，凡是试过的都知道。要抓住性格，要启发出生命的“星火”，要帮忙生命去发展，要消除生命发展上的障碍，要使趣味高尚化，要和坏习惯和渺小的自私心搏斗；要寻索，要坚持，要要求；对学生又要诚恳热情，又要训诫；要不停地使学生的兴趣寄托在人类的活材料上；要用你的最高理想来培植他们；要怀着愉快与耽心来随时注意学生们那些微小的滋长。……剧院的种子就藏在这里边，剧院的最深、最动情的精髓也伏在这里边……[43]
丹钦科从音乐戏剧学校开始的戏剧教育活动，一生都没有停止过。当他不再担任教师，而是担任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的领导以后，他通过行政管理的方式，为自己的合作伙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以及年轻一代的表演教师们开办讲习所创造条件，他自己也担任对年轻导演与演员的艺术指导，不断培育出新的支撑剧院未来发展的栋梁。
第三是丹钦科对导演艺术与导演理论的贡献。他发现并阐明了若干导演创作基本原理，他对导演创作职能所下的定义——导演是“解释者”“镜子”“组织者”，他对导演应当“死”在演员创造当中的著名论断，他对“舞台停顿”内涵的表述以及如何实现“停顿”的论断，至今仍写在戏剧院校的教科书当中。
丹钦科将自己的重要发现毫无保留地告诉合作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让斯氏将这些发现充实到“体系”的阐述中去。丹钦科是艺术家之间亲密合作的崇高典范。更加让人感叹的是，对新戏剧的崇高理想，对创建新剧场艺术的发自内心的热情，事无巨细的组织工作与管理工作能力，导演艺术创作的才能与对导演创作基础原理的新发现，对表演艺术的深刻见解与有效的表演教学的方法，剧院的组织与管理才能，遇到困难时保持继续努力的力量与追求成功的信心，所有这些才能与优秀品德，一个戏剧家身上只要有一两点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然而这些才能与品德居然全都和谐地统一在了丹钦科一个人身上。
焦菊隐在翻译丹钦科著作的过程中，从一名翻译者变成了对丹钦科的学习者。丹钦科的生活，为创建新的剧场艺术而进行的奋斗，给了逆境中的焦菊隐坚持下去的勇气。焦菊隐说，当他感到痛苦和屈辱时，是丹钦科召唤着他，是艺术召唤着他，才使得他能够继续工作下去。
焦菊隐在翻译过程中也对丹钦科的一生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对丹钦科一生的主要贡献进行了准确归纳：
第一，丹钦科为创建新的剧场，为新的剧场艺术培养了演员，为此，他同旧的戏剧教育方法进行了斗争，在戏剧学校实施了新的行政管理方式、训练课程及教授方法。
第二，为了使演员们发挥创造性，丹钦科反对采用形式主义的、无深刻内容的剧本，鼓励与艺术剧院有着同样理想的剧作家进行创作。
第三，为了演出新的剧本，丹钦科努力摧毁了旧的导演、表演方法，提出了“导演是一面镜子”“导演必须死而复生在演员的创造中”“导演是表演教师又是组织者”和“演员的内心体验”的理论。
第四，丹钦科为了实现他的艺术理想，独创性地提出并实行了“戏剧行政是为演出而存在的”这一先进的剧院管理的理念。[44]
焦菊隐所译丹钦科的著作及丹钦科所走过的艺术道路，不仅给中国戏剧工作者带来如何创造新戏剧、建设新剧院的经验，也为译者本人后来担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领导工作提供了最好的借鉴蓝本。丹钦科当年的努力与贡献，仍然可以为改变今天困境中的我国剧院管理及艺术院校教学管理之怪状，提供一个先进的样板，那就是“将行政权力置于创作与教学的需要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