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焉父子收编的“东州兵”
当汉末中原地区爆发黄巾军起义之时，汉中地区也爆发了黄巾起义。最早在益州地区发难的起义军，为五斗米道首领张修领导的起义。《后汉书》卷8《灵帝纪》云：
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秋七月，巴郡妖巫张修反，寇郡县。
这便是同中平元年在中原地区起义的太平道首领张角等领导的黄巾起义遥相呼应的益州五斗米道起义。这支义军，最初虽无黄巾军之名称，但不久便有正式以黄巾军命名的起义。《后汉书》卷8《灵帝纪》又云：
（中平）五年六月……益州黄巾马相攻杀刺史郗俭，自称天子；又寇巴郡，杀郡守赵部。益州从事贾龙击相，斩之。
这支益州黄巾军是怎样来的呢？《华阳国志》卷5《公孙述刘二牧志》有明确记载云：
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凉州黄巾逆贼马相、赵祗等聚众绵竹，杀县令李升，募疲役之民，一二日中得数千人，遣王饶、赵播等进攻雒城，杀刺史（郗）俭，并下蜀郡、犍为，旬月之间，破坏三郡，相自称天子，众以万数。又别破巴郡，杀太守赵韪，部州从事贾龙，素领家兵，在犍为之青衣，率吏民攻相，破灭之。”（敏按：太守赵韪，与《后汉书》异；“部州从事”，《后汉书》作益州从事；这些史料校勘方面的问题，暂不计较）
据此，知中平五年的益州黄巾起义，其首领本系凉州人。大约是流徙到了益州地区，遂变成了益州的黄巾起义的领袖。因为马相流徙到了益州，故中华书局标点本《三国志》卷31《蜀书·刘二牧传》的校注者，径将“凉州人马相”改为“益州马相”。那么，凉州人马相，是不是有可能流徙到了益州呢？事实证明，凉州人确有流入益州的可能与事实。单以《后汉书》卷8《灵帝纪》所载的情况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且看《后汉书·灵帝纪》的下列记载：
光和元年（公元178年）“是岁，鲜卑寇酒泉。”
光和三年（公元180年）“秋，表是地震，涌水出。”按“表是”，属酒泉郡，故城在今甘肃张掖县西北。
光和六年（公元183年）“秋，金城河水溢。”
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十一月，“湟中义从胡北宫伯玉与先零羌叛，以金城人边章、韩遂为军帅，攻杀护羌校尉伶征、金城太守陈懿。”
中平二年（公元185年）三月，“北宫伯玉等寇三辅，遣左车骑将军皇甫嵩讨之，不克。”同年“秋七月，三辅螟。左车骑将军皇甫嵩免。八月，以司空张温为车骑将军，讨北宫伯玉。”同年十一月，“张温破北宫伯玉于羡阳，因遣荡寇将军周慎追击之，围榆中。又遣中郎将董卓讨先零羌，慎、卓并不克。”
中平四年（公元187年）“夏四月，凉州刺史耿鄙讨金城贼韩遂，鄙兵大败；遂寇汉阳，汉阳太守傅爕战没。扶风人马腾、汉阳人王国并叛，寇三辅。”(https://www.daowen.com)
从上述这个时间表可以看出，自灵帝光和年间起到马相起义于益州的中平五年前，凉州及三辅地区，连续遭到兵灾、螟灾、水灾，在这样的情况下，凉州及三辅百姓向相对安定的益州地区流徙，完全是符合情理的事。因此，马相等领导的益州黄巾起义，实可视为凉州、三辅流民领导的起义。
当时的益州，不仅有凉州、三辅的流民，而且有南阳流民。因为《后汉书》卷8《灵帝纪》载中平三年（公元186年）“春二月，江夏兵赵慈反，杀南阳太守秦颉。”同年六月，“荆州刺史王敏讨赵慈，斩之。”在这样的兵变中，南阳人之逃亡到益州避难，也是可以理解的。
正因为当时的益州地区有不少凉州、三辅及南阳的流民，而且当他们进入益州时，正值前益州刺史郤俭，“赋敛烦扰”〔18〕，“贪残放滥，取受狼藉，元元无聊，呼嗟充野”〔19〕之日，所以，他们之参加马相等领导的益州黄巾起义，实属势所必然。故马相等号召起义时，能于“旬月之间”，发展到“众以数万”，若非凉州、三辅及南阳等地的流民参加起义，是决不可能发展如此之快和形成如此声势的。反过来看，也正因为这次起义的参加者主要是流民，缺乏组织训练，所以，当贾龙对他们进行镇压时，就很快瓦解了。
贾龙镇压了这支由流民组成的益州黄巾军以后，刘焉的一些作法，更发人深思。《三国志》卷3《蜀书·刘二牧传》记载贾龙镇压了马相起义以后说：
龙乃选吏卒迎（刘）焉。焉徙治绵竹，抚纳离叛，务行宽惠，阴图异计。
《华阳国志》卷5《公孙述刘二牧志》也云：
（刘）焉既到州，移治绵竹，抚纳离叛，务行小惠。时南阳、三辅民数万家，避地入蜀，焉恣饶之，引为党与，号东州士。
据此，我们确知马相领导益州黄巾军起义前，益州地区确有不少凉州、三辅及南阳的流民。从刘焉的所谓“抚纳离叛，务行宽惠”来看，显然是指他对待参加起义者的态度。刘焉“抚纳”了哪些“离叛”呢？《华阳国志》特别指出他“抚纳离叛”的对象主要是南阳、三辅、流民数万家。三辅、南阳流民既被称之为“离叛”者，则他们之参加了马相领导的益州黄巾起义便洞如观火了。刘焉对这些参加了起义的南阳、三辅流民“恣饶之，引为党与，号东州士”，显然是收编这些参加起义的南阳、三辅流民为亲信队伍，并特称之为“东州士”。由此可见，刘焉之收编南阳、三辅流民之参加益州黄巾起义者为“东州士”，同曹操之收编青州黄巾，臧霸之收编徐州黄巾是如出一辙的作法，而且在时间上还早于曹操与臧霸的同一措施。
刘焉收编了南阳、三辅流民之参加起义者以为“东州士”，并依靠这支军队以立足于益州以后，就激化了刘焉父子同益州地主集团之间的矛盾，而刘焉父子却始终依靠这支军队支撑着自己的政权。《三国志》卷31《蜀书·刘二牧传》注引《英雄记》曰：
先是，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赵韪素得人心，璋委任之。赵因民怨谋叛，乃厚赂荆州请和，阴结州中大姓，与俱起兵，还击璋。蜀郡、广汉、犍为皆应韪。璋驰入成都城守，东州人畏韪，咸同心并力助璋，皆殊死战，遂破反者，进攻韪于江州。韪将庞乐、李异反杀韪军，斩韪。
这条记载十分重要，它说明了如下一些问题：第一，刘焉确实收编了南阳、三辅流民，“收以为兵”四字，明白无误地说明了这一点；第二，刘焉收编的“东州士”，又叫“东州兵”；第三，“东州兵”主要由南阳流民组成，故东州人与益州地主之间的矛盾，本质上仍是流民同益州地主之间矛盾的继续；第四，益州地主之所以怨恨刘璋，是因为“东州人侵暴旧民”，而刘璋“不能禁”，即东州兵仇恨益州地主而刘璋不加制止之故；第五，刘璋之所以能最终战胜益州地主的联合反抗，主要是得力于“东州兵”的殊死抗击。由此可见，刘焉所收编的“东州士”或“东州兵”，不仅存在于刘焉统治益州时期，刘璋统治时期也同样依靠这支军队的支撑，这表明“东州兵”也同曹操的青州兵与臧霸的徐州兵一样是一支长期存在的特殊军队，可以想见他们已具有世袭性的职业兵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