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帝、明帝时“州郡领兵”制的全面推行

在曹操不声不响地实行了“州郡领兵”制之后，许多州郡都有了以将领兼地方官、或以地方官加军号领兵制下的州领兵。到了建安末年及文帝、明帝时期，全国十二州，有荆、扬、青、徐、幽、并、雍、凉八州的地方官都已领兵，只有兖、豫、司、冀四州之地，不像缘边诸郡兵事那么多，然而也不免有州郡领兵之烦。如《三国志》卷23《魏书·裴潜传》，谓“潜出为沛国相，迁兖州刺史、太祖次摩陂，叹其军陈齐整，特加赏赐。文帝践阼，入为散骑常侍”。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曹操因征关羽而至摩陂，时在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裴潜既不是都督，又无军号，可是他也要领兵，故有“军陈齐整”之说，可见未加军号的内州刺史也得典兵，有军号者自然更不会例外。又《三国志》卷28《魏书·王凌传》谓“文帝践阼，拜散骑常侍，为兖州刺史，与张辽等至广陵讨孙权。”后“徙为扬、豫州刺史”。正始中，“（王）凌外甥令孤愚以才能为兖州刺史，屯平阿。舅甥并典兵，专淮南之重。”王凌虽有军号，其甥令孤愚却无军号，仅为刺史而已，却也在典兵，益见内州无军号刺史也在典兵之例。还有《三国志》卷15《魏书·贾逵传》，载贾逵“为豫州刺史。……州南与吴接，逵明斥候，缮甲兵，为实战之备，贼不敢犯。外修军旅，内治民事，……黄初中，与诸将并征吴，破吕范于洞浦，……加建威将军。”贾逵始为豫州刺史，并无军号，却有典兵之任，后因出征而加军号，才成为加军号的典兵刺史〔20〕。再如张既，《三国志》卷15《魏书·张既传》谓“魏国既建，为尚书，出为雍州刺史”，曾“从征张鲁”，“其后与曹洪破吴兰于下辩，又与夏侯渊讨宋建，别攻临洮、狄道，平之。”张既虽是无军号刺史，却有典兵之事。同样的例证还可以举出不少。可见建安末年和文帝时，连内州郡未加军号的地方官，也不乏典兵者，自然更不论沿边州郡及有军号之刺史、太守之领兵出战了。这样一来，刺史、太守既有民事，又有军务，自然会有所偏废，影响内部州郡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到明帝太和年间（公元227年～233年）有杜恕者正式上疏，力主实行军民分治之制，意即取消“州郡领兵”之制。《三国志》卷16《魏书·杜畿传附子恕传》云：

太和中为散骑黄门侍郎。……时公卿以下大议损益，恕以为：“古之刺史，奉宣六条，以清静为名，威风著称，今可勿令领兵，以专民事。”俄而镇北将军吕昭又领冀州，乃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术，在于丰财。丰财者，务本而节用也。方今二贼未灭，戎车亟驾，此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然搢绅之儒，横加荣慕，搤腕抗论，以孙、吴为首，州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术，修将率之事。农桑之民，竞干戈之业，不可谓务本。帑藏岁虚面制度岁广，民力岁衰而赋役岁兴，不可谓节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虏未宾，三边遘难，绕天略币；所以统一州之民，经营九州之地，其为艰难，譬策羸马以取道里，岂可不加意爱惜其力哉？以武皇帝之节俭，府藏充实，犹不能十州拥兵，郡且二十也。今荆、扬、青、徐、幽、并、雍、凉缘边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内充府库外制四夷者，惟兖、豫、司、冀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则专心军功，不勤民事，宜别置将守，以尽治理之务；而陛下复以冀州宠秩吕昭。冀州户口最多，田多垦辟，又有桑枣之饶，国家征求之府，诚不当复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须镇守，自可专置大将以镇安之。计所置吏士之费，与兼官无异。……夫天下犹人之体，腹心充实，四支虽病，终无大患；今兖、豫、司、冀亦天下之心腹也。是以愚臣㥪㥪，实愿四州之牧守，独修务本之业，以堪四支之重。然孤论难持，犯欲难成，众怨难积，疑似难分，故累载不为明主所察。凡言此者，类皆疏贱；疏贱之言，实未易听。若使善策必出于亲贵，亲贵固不犯四难以求忠爱，此古今之所常患也。

观杜恕此疏，知其反对“州郡典兵”（即“州郡领兵”）是十分坚决的，而且建议过不止一次，从其四难之说来说，明帝是没有采纳他的建议的。他反对“州郡典兵”的主要理由是刺史、太守“勿令典兵，以专民事”。因为刺史、太守一旦典兵，“则专心军功，不勤民事”，非务本之道。特别是国家府库赖以支撑的兖、豫、司、冀四州的刺史、太守不宜典兵。如果要加强这些地区的军事力量，可以“专置大将以镇安之”，或曰“宜别置将守，以尽治理之务”。因此，他反对“州郡典兵”的原则是：地方必须实行军民分治的制度。从杜恕的奏疏中，可以了解到曹操统治时期，已经有八个州的广大地区实行了“州郡领兵”之制；只有兖、豫、司、冀四州未实行这一制度。实则如前所述，即使是兖、豫、司、冀四州，也有虽未加军号的刺史，却仍然“典兵”的事实。可见曹操、文帝时期的“州郡典兵”之制几乎已实行于全国各个州郡。到了明帝时期，又以镇北将军吕昭领冀州刺史，这等于是“州郡领兵”制的全面推行。(https://www.daowen.com)

事实证明，确是如此。如满宠其人，“文帝即王位，迁扬武将军。破吴于江陵有功，更拜伏波将军，屯新野。……黄初三年，假宠节钺。五年，拜前将军。明帝即位，进封昌邑侯。太和二年，领豫州刺史”〔21〕。这是以将军兼领州刺史，可见过去未正式实行州刺史典兵的豫州，明帝时也实行此制了。如王昶，“正始中，转在徐州，……迁征南将军，假节都督荆、冀诸军事”〔22〕。前引王凌其人，“文帝践阼，拜散骑常侍，出为兖州刺史，与张辽等至广陵讨孙权。……有功……加建武将军，转在青州。……是时，凌外甥令孤愚以才能为兖州刺史，屯平阿。舅甥并典兵，专淮南之重”〔23〕。毌丘俭其人，“青龙中，……徙为幽州刺史，加度辽将军”；正始中，“迁左将军，假节监豫州诸军事，领豫州刺史，转为镇南将军”〔24〕。由此可见，在曹操时期州郡典兵还没有制度化的兖、豫、司、冀四州，在明帝太和年间以镇北将军吕昭为冀州刺史的同时或以后，满宠、王昶、王陵、令孤愚、母丘俭等人，先后以将军兼领豫州、兖州刺史，可见除司州之外，全部实行了“州郡领兵”制度。

另外从《杜恕传》所载他反对“州郡典兵”的奏疏，还可以看出：刺史、太守加军号与否以及是否以将军兼领州刺史与郡太守，是区分“州郡领兵”制与虽有州郡兵而非州郡领兵制的分水岭，符合我们在上面对“州郡领兵”制由萌芽到正式制度化和推广所作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