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武帝“罢州郡兵”的措施有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

（五）晋武帝“罢州郡兵”的措施有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

根据《续汉书·百官志五》刘昭注引晋武帝诏所说，晋武帝于“太康之初”（实为太康三年）提出的“省州牧”的措施的主要内容为：“诸州无事罢其兵，刺史分职，皆如汉氏故事，出颁诏条，入奏事京城。”这实际上是罢去刺史的将军官，即取消军号，不再领兵；同时也不治民，只同西汉始置刺史时一样，“总纲纪而不赋政”。唐长孺先生也认为“如诏书所云，刺史不仅不领兵，而且也不治民，像西汉刺史那样作为‘监司’监察地方官”〔6〕，这就是罢州郡领兵制度。另外，无事之州连州郡兵也罢去，所以按照这个彻底的方案，应当是州郡兵与州郡领兵制度同时取消。这是晋武帝于太康三年第一次正式下诏“罢州郡兵”的内容。但是，晋武帝的“偃武修文”措施，曾遭到大臣们的反对。如前所引《竹林七贤论》及《山涛传》所云，山涛与“诸尚书”都曾反对，至少有山涛与尚书卢钦早在咸宁年间就曾反对晋武帝“去州郡兵”的“偃武修文”主张。当时时论称赞“山少傅”之言，更说明反对者不少。后来因为平吴获胜，更有偃武修文的条件，晋武帝才痛下决心，不顾山涛等人的反对，断然采取“罢州郡兵”的措施，所谓“江表平定，天下合之为一，当韬戢干戈，与天下休息”，就是这种心理状态的写照。因此，这时晋武帝“罢州郡兵”的决心很大，改革力度也很强，故改革的措施也比较彻底，几乎想一举而恢复西汉时期的刺史制度，前引《续汉书·百官志五》刘昭注引晋武帝诏及《北堂书抄》引王隐《晋书》所云，都反映出这一特征，故可视为晋武帝实行“罢州郡兵”措施的第一次方案。

然而，当晋武帝把这一方案付诸实施时，遭到了各种各样的阻力。我们完全有理由设想：改革一旦实行，原来有军号的刺史、太守和以将军兼领太守、刺史的将领，或有失去领兵权的危险，或有不再治民的损失，无疑会心怀不满而千方百计予以抵制，企图保持“州郡领兵”制下的合都督刺史于一身的制度。加上全国诸州的情况千差万别，有的是边境州郡，兵力不仅不能罢去，有的还需要加强，尽管晋武帝一开始就考虑到了“诸州无事者罢其兵”的原则，而有事者可以有其兵，这就给原有地方官争为有事之州敞开了大门，于是以军事需要而提出保留与扩大州郡兵数量的要挟必然发生。这一切，无疑会使晋武帝处于困难重重的境地而不得不一步一步后退，于是，逐步削弱“罢州郡兵”措施的改革力度，就成为势所必然的事。历史事实也反映出这样的蛛丝马迹。首先，是《华阳国志》卷8《大同志》所云，就是这种变化的第一个迹象。《华阳国志·大同志》云：

（太康）三年，更以益、梁州为轻车（国学基本丛书本原注云：“当作州，句绝。按下文元康六年以梁、益州为重州，可证也。”），刺史乘传奏事。以蜀多羌夷，置西夷府，以平吴军司张牧为校尉，持节统兵。州别立治，西夷治蜀，各置长史、司马。（太康）五年，罢宁州诸郡，还益州，置南夷校尉，持节如西夷，皆举秀才、廉良。

前云晋武帝“罢州郡兵”措施公布于太康三年七月，是比较彻底的改革方案。同是这一年出现了“以益、梁为轻州”的情况，轻州的“刺史乘传奏事”而已，显然是只领民事、不领兵，这无疑是贯彻这年七月颁的晋武帝诏书的结果，但是，“以蜀多夷羌，置西夷府，以平吴军司张牧为校尉，持节统兵”，这就是说其所以在益州刺史之外另置西夷府，并以张牧为校尉统兵，是由于“蜀多羌夷”的缘故。这件事反映出“轻州”本来是不置兵的，正符合“诸州无事者罢其兵”的原则。只是因为这里“多羌夷”，需要有兵，故于刺史之外另立西夷府并以校尉领兵。同样，罢宁州诸郡后，也因为这里“多南夷”，故“置南夷校尉”，“持节（统兵）如西夷（府）”。由此可见本来不应置兵的“轻州”，也可以因情况不同而有不同的办法，表明三年七月颁布的“罢州郡兵”措施，一开始就有变通的情况出现。又“轻州”是对“重州”而言的，既有“轻州”，必有“重州”，正如《华阳国志·大同志》所云：“（惠帝）元康六年，复以梁、益州为重州，迁益州刺史栗为梁州，加材官将军，扬烈将军赵廞为益州刺史，加折冲将军。”唐长孺先生曾经指出：“据此，知轻重的差别主要在于刺史是否加军号，亦即是否领兵”。〔7〕这虽然是惠帝元康六年（公元296年）的情况，但“轻州”之名既始于太康三年，则“重州”之设，也必在此时，否则无称“轻州”的必要。太康三年时既有轻州、重州之分，则重州不仅未罢州郡兵，而且又恢复了刺史加军号、领兵的制度。由此益知晋武帝的改革，一开始就在不断变化之中；到惠帝元康年间，又把“轻州”升格为“重州”，正式恢复了刺史加军号、领兵的制度。

其次，《南齐书》卷16《百官志》州牧刺史条，也反映出晋武帝的“罢州郡兵”措施实行不久就有所变化的情况。《百官志》云：

晋太康中，都督知军事，刺史治民，各用人。

把此记载同王隐《晋书》及《续汉书·百官志五》刘昭注引晋武帝诏比较，就不难看出此“晋太康中”的改革措施，已从太康三年七月时诏令的改革力度中退了一步，即从太康三年的太守不加军号、不领兵、不治民，后退到了各州都督、刺史并置和都督治军，刺史治民。诸州既设都督，自然是诸州都有兵可领，可见最初的“诸州无事者罢其兵”的作法，也在朝保留州郡兵的方向发生变化。晋武帝的太康年号凡十年，这里的“太康中”，显然不是属于“太康之初”的太康三年了。至于究为太康何年，虽不可妄断，但说明太康三年之后不久，改革措施的内容已多少发生了变化。

这种都督治军、刺史治民的制度，当时谓之“军州分治”，太康年间虽实际实行的是这种制度，但遇特殊情况，也可以刺史兼领都督。《金石录》卷20《晋护羌校尉彭祈碑》（亦见《全晋文》卷146）云：

有诏以军州分治，河右未清，豺狼肆虐，授君节盖，除护羌校尉，统摄凉土……太康十年三月癸酉薨。

据《二十五史补编》所收清人洪饴孙《三国志官表》护羌校尉条，载曹魏时的温恢、徐邈、王琰及李熹四人，均曾为护羌校尉，除王琰一人外，其余三人均系以凉州刺史持节领护羌校尉，足见曹魏时的刺史加军号领兵的制度是军州合一的。此《彭祈碑》谓“有诏以军州分治”，显然是指晋武帝太康年间实行的“都督知军事，刺史治民，各用人”的制度，也就是都督、刺史并设，不相兼的制度。但是，因为“河右未清，豺狼肆虐”，才授彭祈以“节盖”，“除护羌校尉，统摄凉土”，暗示出彭祈是以护羌校尉兼领凉州刺史，无怪乎《二十五史补编》所收吴廷爕《晋方镇年表》把彭祈列为凉州刺史，且系其年为太康七年。可见到了太康七年，在特殊情况下又出现了以护羌校尉兼领凉州刺史之事，更表明晋武帝的改革措施在进一步变化之中。

更值得注意者，是《晋书》卷57《陶璜传》所载璜上疏晋武帝请求保留交州兵士数量一事。据《陶璜传》所载陶璜本为孙吴政权的“都督交州诸事、前将军、交州牧”，太康元年以后才投降西晋政权。投降后，晋武帝“诏复其本职，封苑陵侯，改为冠军将军”，可见陶璜在太康初年仍任交州牧、都督交州诸军事之职。所以当陶璜死后的续任者吴彦，也“为南中都督、交州刺史”〔8〕，即也是合都督刺史于一身，从而改变了晋武帝的都督、刺史不相兼、各用人的改革措施，而且这件事显然发生于太康元年平吴之后的一段时期内。至于陶璜上疏晋武帝请求保留交州兵士数量，则更不可能发生于太康元年，故前引《资治通鉴》把陶璜上疏之事系之于太康元年末，难免有过早之嫌。按照《陶璜传》所载，也是“吴既平，普减州郡兵”时，陶璜才“上言”请求“州兵未宜约损。”这里的“吴既平”，明显是平吴之后的一段时期才发生的事，益知此事不在太康元年。对于陶璜的请求，武帝“并从之”，显然是同意交州不罢去兵或不减州兵。通过这一事件，得知交州地区在太康年间执行晋武帝改革诏令时，已不是按“诸州无事者罢其兵”的原则办，更不是“州郡悉去兵”或“悉去州郡兵”，而是“普减州郡兵”了。所谓“普减”同“州郡悉去兵”的普罢之不同是很明显的。通过这些情况，岂不是又一次表明太康三年发布的改革诏令已大有变化吗？

更有甚者，曾“为使持、都督广州事、镇南将军、广州牧”的孙吴将领膝修，当吴亡之后，西晋武帝刻意招徕他，“诏以修为安南将军，广州牧、持节、都督如故，封武当侯加鼓吹。委以南方事。修在南积年”，直到“太康九年卒”〔9〕。按照膝修所任职务的情况，在武帝太康三年颁布改革诏令之后，其官职仍毫无变化，即还是安南将军、广州牧、持节、都督广州诸军事，也就是说，对广州地区来说，不仅州牧制未取消，以刺史加军号领兵与都督不相兼等改革也未实行，一切照旧。由此可见，晋武帝的“罢州郡兵”措施的执行情况，在不同地区具有很大的不平衡性，决不可整齐划一视之！(https://www.daowen.com)

如上所述，表明晋武帝于太康三年所制定的改革措施，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特殊情况不同的处理和迫于地方官的请求等原因，其原有改革内容在不断变化之中；而且变化发展的方向，是朝着恢复“州郡领兵”制下刺史加军号、领兵或以将军兼领州刺史的道路发展，其罢州郡兵也朝着由“普罢”到“普减”、再到原封不动的道路变异。因此之故，在晋武帝“罢州郡兵”的过程中，就会因时因地不同而有不同的说法，从而导致记载中许多互相矛盾之处。明白了这个道理，弄清了这些原委，就不会为这些不同记载之间的差异所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