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后期的军镇制度及其特征
淝水之战后，五胡纷纷复国。其中建立后秦政权的姚苌，早在前秦末年，他就“遣使谓（新平太守苟）辅曰：‘吾方以义取天下，岂仇忠臣乎？卿但率见众还长安，吾须此城置镇。’辅以为然，率男女万五千口出城，苌围坑之，男女无遗”〔11〕。但《资治通鉴》卷106《晋纪》孝武帝太元十年条载此事苟辅“率众五千口出城”，恐误。姚苌这次虽然是以谋略骗杀了苟辅之众，但他将于长安设立包括男女老少在内的军镇的想法，却反映出这时的军镇是统民的一种机构。不久，姚苌果真“徙安定五千余户于长安，以弟征虏（姚）绪为司隶校尉，镇长安”；旋又“拜（姚）硕德都督陇右诸军事、征西将军、秦州刺史、领护羌校尉，镇上邽”；不久，又“以安定地狭，且逼苻登，使姚硕德镇安定，徙安定千余家于阴密，遣弟征南靖镇之。”及姚苌“寝疾，遣姚硕德镇李润”，并下令曰：“留台诸镇各置学官，勿有所废，考试优劣，随才擢叙”〔12〕。由上可见，后秦时期的军镇已不同于十六国前期：第一，此时已正式有“军镇”之名；第二，军镇的设立地区，已不限于长安等名都要地；第三，军镇的长官，不仅领兵，而且领民，还在境内设立学校以培养人才和选拔官吏。第四，军镇之下，可能还有“堡”一级机构，也同样领兵统民，因此，在《晋书》有关前秦、后秦的诸《载记》中屡见若干堡名，如新支堡、逆万堡、胡空堡、段氏堡、路承堡、范氏堡、徐嵩堡、敕奇堡、匈奴堡、龙尾堡、马嵬堡、白崖堡等等，不一而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每个“镇”与“堡”之下，都有一定的居民，如原来人口不多，一定从他处徙至而后立镇、堡。这些被“镇”与“堡”统领的居民分别谓之“镇户”或“堡户”。所有这些“镇户”及“堡户”，既是居民，又是兵士。故这时的“镇”与“堡”，既是统民的机构，又是统兵的机构，具有合军事与民政于一体的特征。下面的史实，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晋书》卷116《姚苌载记》，载姚苌初建国时的情况曰：
（姚）苌既与苻登相持积年，数为登所败，远近咸怀去就之计，唯征虏齐难、冠军徐洛生、辅国刘郭单、冠威弥姐婆触、龙骧赵恶地、镇北梁国儿等守忠不贰，并留子弟守营，供继军粮，身将精卒，随苌征伐。时诸营既多，故号苌军为大营，大营之号自此始也。时天大雪，苌下书深自责罚，散宫文绮珍宝以供戎事，身食一味，妻不重彩。将帅死王事者，加秩二等，士卒战没，皆有褒赠。立太学，就先圣之后。
据此，知姚苌在公元383年到公元386年与前秦残余势力争夺天下时，完全是采用以军营统兵统民的方式；不同军营所统兵民，各分属于不同的将领统领，所统兵民与将领之间有长期固定不变的隶属关系。前云诸军镇与堡，就是在这种将领分别统领兵民方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及姚苌死后，其子姚兴即位，也同样实行以镇、堡等组织形式统领兵民的制度。如姚兴“以其叔父绪镇安定，硕德镇阴密，弟崇守长安，”其硕德所统“部曲最强”，后来为削弱姚硕德的势力，乃“徙阴密三万户于长安”，“又徙新平、安定新户六千于蒲坂”，可见阴密与安定二镇原来所统居民不少。有一次，“（姚）兴下书，录马嵬战时将吏，尽擢叙之，其堡户给复二十年”〔13〕，前秦后秦堡名中有马嵬堡，此又云“录马嵬战时将吏”，“其堡户给复二十年”，足见此“堡户”，即马嵬堡内之民户和兵户，所谓“马嵬将吏”，即出于这些堡户。至于“镇户”之名，《晋书》卷118《姚兴载记下》亦有明确记载。《载记》云：姚兴的“陇东太守郭播言于兴曰：‘岭北二州镇户皆数万，若得文武之才以绥抚之，足以靖塞奸略。’”姚兴从其计，乃以姚显“都督安定、岭北二镇军”；不久，又“以杨佛嵩都督岭北讨虏诸军事、安远将军、雍州刺史，率岭北见兵以讨赫连勃勃。”由此可见，姚兴时期的安定及岭北二镇，都有镇户，人数都达数万家之多，且镇户又是兵户，故杨佛嵩得以率为“见兵”。
直到后秦末年姚泓时期，诸军镇仍统镇户。如姚宣“镇李润”时，为了反对姚泓，“乃率户三万八千，弃李润，南堡邢望。”又当刘裕北伐及于新蔡时，姚绍言于姚泓曰：“宜迁诸镇户内实京畿，可得精兵十万，足以横行天下”〔14〕。《资治通鉴》卷117《晋纪》安帝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条胡三省注“镇户”曰：“姚苌之世也，以安定为根本；后得关中，以安定为重镇，徙民以实之，谓之镇户。”其实，胡三省仅看到了后秦时期诸军镇所统“镇户”的民户性质，而未看到它们同时又是兵户的性质，除未能指出后秦时期的“镇户”乃是亦军亦民性质外，更未能指出此时军镇乃是以军统民的军镇制度的表现形式。
上述情况表明，后秦时期的军镇，已不同于十六国前期的军镇，它已是有实土、有兵士、有领民的实体，是一级地方行政单位，是与州、郡、县并列的统治形式了。故清人洪亮吉的《十六国疆域志》卷5谓后秦除了州郡制统治形式之外，还有军镇统治形式，并列举了杏城镇、三堡镇、李润镇、安定镇、邢望镇、岭北镇等名目，可见后秦时期的军镇已有同州郡制并列之势，而且已形成为一种制度，以致洪氏在其《十六国疆域志·总序》中说：“姚苌以马牧起事，故崇镇、堡之势，以敌方州。”信哉斯言！
与后秦一样几乎普遍实行了军镇制度的政权，要数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的夏国。
早在后秦姚兴统治时期，就曾封赫连勃勃为阳川侯，“使助没奕于镇高平，以三城、朔方杂夷及卫辰部众三万配之。”后虽不成，“顷之，以勃勃为持节、安北将军、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鲜卑及杂夷二万余落，镇朔方。”接着赫连勃勃又“召其众三万余人伪猎高平川，袭杀没奕于而并其众，众至数万”〔15〕。由此可见，后秦姚兴时，曾欲以三城、朔方杂夷及卫辰部众三万配给赫连勃勃统帅，显然就是一种合军、民于一体的统治形式。此事虽不果，但姚兴还是以三交五部鲜卑及杂虏二万余落配之，命镇朔方。显然也是以镇统军民的统治形式。在后秦同时实行军镇制与郡县制的影响下，结合赫连勃勃所处地区为少数民族部落聚居地区的特征，当他建立夏国之后，便在全国范围推行以军镇城堡统治形式代替郡县制统治形式的清一色军镇制度。所以，当夏国攻占后秦领土时，总是掠其居民以实军队，如“掠平凉杂胡七千余户以配后军”；攻姚兴将姚广都于定阳，“以女弱为军赏”；又攻姚兴将姚寿都于清水城，“徙其人万六千家于大城”；到后秦姚泓时期，“岭北镇戍郡县悉降，勃勃于是尽有岭北之地”〔16〕。如此一再掠夺人口用以“充后军”和实大城，都在于扩大镇戍城堡统治方式。以至夏国昌盛时期，全国皆以军镇城堡实现其统治，而不设郡县。正如洪亮吉在《十六国疆域志·总序》中所说：“赫连以统万建基，故芟郡县之名，尽归城主。”当他具体叙述夏国的所统州郡名称时，谓为“凡统都城一，余城十”；当他实列诸城名称时，却有统万城、三交城、契吴城、太后城、黑城、吴儿城、赫连城、薄骨军镇城、饮汗城、霸城、杏城、清水城、雍城、郿城、薛通城、贰城、侯尼城、鄜城、甘泉城及治城等二十个城名。由于夏国采取以军事性的城堡作为统治居民的方式，故不设立州郡。正如《元和郡县志·胜州》条所云：“赫连氏之后，讫于周代（指北周——引者注），往往置镇，不立州郡。”清人洪亮吉也说：“按朔方、云中、上郡、五原等郡，自汉末至东晋，久已荒废，赫连据有其地，然细校诸书，自勃勃至昌定世，类皆不置郡县，惟以城为主，战胜克敌，则徙其降虏，筑城以处之，故今夏国疆域，惟以州统城，而未著其所在郡县以别之，与他志他国异焉”〔17〕。由此可见，夏国又把后秦实行的军镇制度向前推进了一步，几乎用军镇城堡的统治形式全部代替了州郡制统治居民的方式。而军镇城堡所统居民，既是兵士，又是百姓，合军事组织与行政系统于一体，故夏国的城堡制可视为军镇制度的表现形式之一。
此外，西秦和后凉、南凉政权，似乎也存在这种以军统民的军镇制度，只是不及后秦和夏国典型而已。
以西秦政权来说，早在陇西鲜卑乞伏国仁之祖乞伏述延时，就率其部落二万余居于苑川，后乞伏司繁降于苻坚，坚署之为南单于，“留之长安，以司繁叔父吐雷为勇士护军，抚其部众。”不久，苻坚又以乞伏司繁“镇勇士川”；及“司繁卒，（乞伏）国仁代镇”，并“筑勇士城以居之”〔18〕。按护军制度，本是以军统民的制度，除了已在拙作《十六国时期前秦、后秦的“护军”制》一文（已收入本书）叙及外，还将在下文论述。乞伏司繁所统既为吐雷的勇士护军所统而来，又有筑城以居的特征，则苑川实为一军镇。后来乞伏国仁之子乞伏乾归在与后秦的争夺战中，仍“镇苑川”，而且多次徙民于苑川，并曾以苑川为国都，故苑川始终是一个以军镇统民的中心〔19〕。(https://www.daowen.com)
关于后凉、南凉时期的以军统民形式，主要表现为东苑统兵问题。这一问题，史料甚少。然亦可略探其为以军统民的一种方式。东苑之名，始见于《晋书》卷86《张轨传附耀灵传》。《传》云：前凉政权张祚废张耀灵后，“祚寻使杨秋胡害耀灵于东苑，埋之于沙坑。”这是东苑之名的第一次出现，从其可以害人和埋人的情况看，前凉时期的东苑，只是一般的皇家苑囿。但是，到了后凉、南凉时期，东苑的情况已发生了变化，似乎成了以军统民的统治机构名称。《晋书》卷122《吕光载记》云：
光散骑常侍、太常郭黁明天文，善占候，谓王详曰：“于天文，凉之分野将有大兵。主上老病，太子冲闇，纂等凶武，一旦不讳，必有难作。以吾二人久居内要，常有不善之言，恐祸及人，深宜虑之。田胡王乞机部众最强，二苑之人多其故众。吾今与公唱义，推机为主，则二苑之众尽我有也。克城之后，徐复图之。”详以为然。夜烧光洪范门，二苑之众皆附之，详为内应。事发，（吕）光诛之。黁遂据东苑以叛。……光西安太守石元良率步骑五千赴难，与（吕）纂共击黁军，破之，遂入于姑臧。摩之叛也，得光孙八人于东苑。及军败，恚甚，悉投之于锋刃之上，枝分节解，饮血盟众，众皆掩目不忍视之，黁攸然自若。
据此，知吕光建立后凉政权后，东、西两苑不仅已有居民，而且所居大都为兵士，郭黁可以利用他们以反叛吕光，足见两苑势力之大。吕光的孙子有八人居于东苑，益见东西两苑确为后凉以军统民之所在。这里提到的田胡王乞机，在《晋书》卷95《艺术·郭黁传》中作王乞基。又《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载吕光将“杨轨、王乞基率户数千家来奔（南凉）”，可见王乞基所率有可能亦为东西苑之人。《晋书》卷122《吕纂载记》：云
吕弘自以功名崇重，恐不为（吕）纂所容，纂亦深忌之。弘遂起兵东苑，……乃率兵攻纂。纂遣其将焦辨击弘，弘众溃，出奔广武。纂纵兵大掠，以东苑妇女赏军，弘之妻子亦为士卒所辱。
由此可见，郭黁反叛之后，东、西苑为兵士集中之地的情况并无变化，故吕弘可以起兵于东苑以反对吕纂。当吕弘失败时，吕纂“以东苑妇女赏军”，益见居于东苑之人多为世袭性的兵户，则后凉之东西苑确具有以军统民的军镇性质。
吕弘起兵东苑失败后，东苑仍有兵士，故有人劝说吕纬诛杀其兄吕纂及吕超时，有“杨桓、田诚在东苑，皆我之党也”之语〔20〕。到后凉吕隆统治时期，后秦姚硕德率兵伐后凉。“硕德至姑臧，大败吕隆之众，俘斩一万。隆将吕他等率众二万五千，以东苑来降”，事详《晋书》卷117《姚兴载记上》。这表明后凉的东苑之众，在吕弘起兵反叛之后确实仍然存在。及吕他以东苑之众降于后秦时，还有众二万五千，足见仅一个东苑所统军民就有数万之众。
后秦姚兴曾遣其将姚弼进攻南凉，“弼至姑臧，屯于西苑。州人王钟、宋钟、王娥等密为内应，候人执其使送之。（秃发）傉檀欲诛其元首，前军伊力延侯曰：‘今强敌在外，内有奸竖，兵交势踧，祸难不轻，宜悉坑之以安内外。’傉檀从之，杀五千余人，以妇女为军赏”〔21〕。此处所杀五千余人，从下文“（沮渠）蒙逊进围姑臧，百姓怨东苑之戮，悉皆惊散。曡掘、麦田、车蓋诸部尽降于蒙逊”一事来看，这次所杀五千余人，必为东苑之人。不然百姓何来“怨东苑之戮”？又《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载北凉政权沮渠蒙逊迁都姑臧后，曾下书指斥秃发傉檀“毒加夷夏，东苑之戮，酷甚长平”。据此，益知秃发傉檀所杀五千余人，确为东苑之人。由上可见，南凉时期姑臧东苑仍是以军镇统领兵户之所在。
北凉沮渠蒙逊都于姑臧时期，这里仍有东苑，《十六国疆域志》卷9引《太平御览》称《北凉录》云：“沮渠蒙逊令曰：秘书郎中敦煌刘彦明，学冠当时，道先区内，可授玄虚先生，拜以三老之礼，起陆沈馆于东苑以处之。”以此言之，北凉时，姑臧之东苑已不再是兵户集中之所在，而成了学者建馆居住的地方。如上所述，后凉、南凉时期的姑臧，有苑囿叫东苑者，成了平民与兵户集中居住的地区，而且国家对东苑实行以军统民的统治方式，故东苑已具有变相的军镇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