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时期世兵制下的兵士休假制度及其演变
我们知道，在汉代以普遍征兵为特征的更戍制之下，由于应征的兵士都有一定的期限，及期而代，无终身为兵的现象发生，故兵士在服役期间不需要休假制度。然而，在世袭性的职业兵出现以后，就引起了建立兵士休假制度的必要性。这是因为，对职业兵来说，休假制度是兵士恢复体力与富裕兵户经济所必需的；在兵户世代为兵的情况下，兵士的休假也是促进兵户自身增殖的必要条件。因此，随着世兵制的实行，兵士休假的制度也就应运而生了。
正因为兵士休假制度是随着世兵制的实行而产生的新的需要，所以，三国时期就产生了兵士休假的某些作法。《三国志》卷12《魏书·鲍勋传》云：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立太子，以勋为中庶子。徙黄门侍郎，出为魏郡西部都尉。……勋前在东宫，守正不挠，太子故不能悦，及重此事（指太子郭夫人弟犯法事——敏注），恚望滋甚。会郡界休兵有失期者，密敕中尉奏免勋官。”
魏郡出现休兵失期事，太子曹丕借此事免鲍勋官职以泄私愤，时在建安二十二年以后不久。可见兵士休假的作法，在建安时期就已有之，只是详情和具体年代不明而已。《三国志》卷21《魏书·刘劭传》云：
青龙中（公元233年～237年），吴围合肥，时东方吏士皆分休，征东将军满宠表请中军兵，并召休将士，须集击之。
此事发生于魏明帝青龙年间，足见军事前线的兵士与将领，也实行了休假制度。而且这种休假的兵士，并没有留在军营或其附近担任别的任务，而是离开军营回到了自己的家庭，需要下命令才能重新集合起来。故刘邵主张满宠不必“求待兵”而先调遣尚未分休的兵士去应战〔58〕。从“时东方吏士皆分休”的话看，说明兵士休假的办法是采用轮番休息的办法，每次休假的兵士只占一定的比例，分休的时间长短也有定制，超过分休期限者谓之“失期”，是要受到处分的，连主管分休的官吏也不能免。分休的比例究竟是多少呢？据《三国志》卷28《魏书·邓艾传》所云：“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方，且田且守”等语，则分休的比例每次为兵士总数的十分之二，因而屯戍淮南、淮北的五万兵士中，经常用于“且田且守”者只有四万人，即休假者常有一万人。
这种兵士休假的制度，不仅曹魏有之，蜀国也不例外。《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引郭冲五事曰：
魏明帝自征蜀，幸长安，遣宣王督张郃诸军，雍、凉劲卒三十余万，潜军密进，规向剑阁。亮时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险要，十二更下，在者八万。时魏军始陈，幡兵适交，参佐咸以贼众强盛，非力不制，宜权停下兵一月，以并声势。亮曰：“吾统武行师，以大信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装以待期，妻子鹤望而计日，虽临征难，义所不废。”皆催遣令去。于是去者感悦，原留一战，居者愤踊，思致死命。相谓曰：“诸葛公之恩，死犹不报也。”临战之日，莫不拔刃争先，以一当十，杀张郃，却宣王，一战大剋，此信之由也。
这不仅说明蜀国也实行了兵士分休制度，而且说明兵士分休的比例也同曹魏一样是十分之二，所谓“十二更下”，是总兵力的十分之二休假，“在者八万”，即不休假的兵士经常有八万人。这次由于战斗需要，有人建议诸葛亮“权停下兵一月”，即该轮休的兵士推迟一个月休假，诸葛亮以为不妥，原因是“去者束装以待期，妻子鹤望而计日”，即该轮休的兵士早已在等待休假日期的到来，其分离居住的家属也在渴望当兵者早日归家，虽强行留下，也不会有战斗力，故诸葛亮“皆催遣令去”，即令该轮休的兵士如期分休。以此言之，魏、蜀二国都因兵士家属不在军营，故都实行了兵士的分休制度。从每次分休十分之二的比例来说，则每次分休的时间很有可能是两个半月。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一年之内，全部兵士都能轮休一次。孙吴的兵士家属是随营居住的〔59〕，故在有关孙吴的史籍中，不见孙吴有实行分休制度的痕迹。果如此，则兵士的分休制度，确是世兵制度下实行兵士与家属分开居住的情况所引起，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有利于兵户自身的增殖。
到了西晋时期，由于仍然实行世兵制度下的兵士家属与兵士分离居住的错役制，故而也同样需要实行兵士分休的制度。《晋书》卷42《王浑传》云：
武帝受禅，加扬烈将军，迁徐州刺史。……久之，迁东中郎将，监淮北诸军事，镇许昌。……转征虏将军、监豫州诸军事、假节、领豫州刺史。浑与吴接境，宣布威信，前后降附甚多。吴将薛莹、鲁淑众号十万，淑向弋阳，莹向新息。时州兵并放休息，众裁一旅，浮淮潜济，出其不意，莹等不虞晋师之至。浑击破之，以功封次子尚为关内侯。(https://www.daowen.com)
王浑击溃吴师之事，发生在平吴之前。于时其所领豫州诸军，“并放休息”，在者仅“众裁一旅”。这不仅说明西晋初期仍实行兵士分休制度，而且兵士分休的比例很有可能大于十分之二。《晋书》卷26《食货志》载武帝泰始五年（公元269年）“正月癸己，赦戒郡国计吏、诸郡国守相令长，务尽地利，禁游食商贩。其休假者，令与父兄同其勤劳。豪势不得侵役寡孤，私相置名。”这里的“其休假者，令与父兄同其勤劳”，就是指兵士之分休者而言。故《文馆词林》卷691载晋武帝《戒计吏致》作“在军休假者，为皆戮力亲农，与父兄伯叔同其勤劳不？”显然是指兵士分休者而言。法令明确规定分休的兵士必须同其家人一道从事农业劳动，可见实行分休制的目的之一，是同富裕兵户的家庭经济有关的措施。《晋书》卷26《食货志》载武帝咸宁三年（公元277年）杜预上疏曰：豫州“旧陂堨沟渠当有所补塞者，皆寻求旧迹，一如汉时故事，豫为部分列上，须冬东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可见豫州地区的兵士也实行休假制度。《晋书》卷42《王浚传》载其在武帝平吴之前，“除巴郡太守。郡边吴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养。浚乃严其科条，宽其徭课，其产育者皆与休复，所全活者数千人。”这是王浚鼓励从西蜀继承来的兵户生育子女的措施，其中也是包括兵士的休假制度。又《华阳国志》卷8《大同志》，谓武帝咸宁三年（公元277年）三月命王浚“被诏罢屯田兵，大作舟船”准备伐吴时，其别驾何攀“以为佃兵但五六百人，无所办”，因而主张“宜召诸休兵”及“借诸郡武吏并万余人造作”舟船，可见巴郡地区的兵户确实实行了分休制度。这次虽因伐吴造船的需要而取消兵士休假，但毕竟是个别现象，故史书特书一笔。至于平吴之后，从《晋书·刘颂传》所云，仍在实行兵士与其家属分离居住的错役制，则兵士分休的制度也必不可少。及乎东晋，兵士分休之制，不仅存在实行，而且近一步制度化了。《晋书》卷68《贺循传》云：
“时江东草钊，盗贼多有，帝思所以防之，以问于循。循答曰：‘……今议者欲出宣城以镇江渚，或欲使诸县领兵。愚谓令长威弱，而兼才难备，发惮役之人，而御之不肃，恐未必为用。以循所闻，江中剧地惟有阖庐一处，地势险奥，亡逃所聚。特宜以重兵备戍，随势讨除，绝其根蒂。沿江诸县各有分界，分界之内，官长所任，自可度土分力，多置亭候，恒使徼行，峻其纲目，严其刑赏，使越常科，勤则有殊荣之报，堕则有一身之罪，谓于大理不得不肃。所给人以时番休，役不至困，代易有期。……’帝从之。”
观贺循之议，知沿江诸县，各配有兵户；而且“所给人以时番休”，即兵户皆可轮番休假，“代易有期”，可见临时征发来的用以充兵役的人，也可享受番休待遇。至于国家的正规兵户，更有番休制度，而且出现了由曹魏时的每年五番到每年三番的变化。《晋书》卷98《王敦传》云：
（王）敦既得志，暴慢愈甚，……敦又忌周札，杀之而尽灭其族。常从督冉曾、公乘雄等为元帝腹心，敦又害之。以宿卫尚多，奏令三番休二。……时帝将讨之，……于是下诏曰：“……敦之将士，从敦弥年，怨旷日久，或父母陨没，或妻子丧亡，不得奔赴，衔哀从役，朕甚愍之，希不悽怆。其单丁在军无有兼重者，皆遣归家，终身不调。其余皆与假三年，休讫还台，当与宿卫同例三番。明承诏书，朕不负信。”
敦之所以“奏令”宿卫之士“三番休二”，意在减少宿卫之士。朝廷为了同王敦作斗争，既采取了优待王敦所部兵户的措施，又否定了他的令宿卫“三番休二”的作法。凡属于单丁者，皆遣归家，不再调发；其他非单丁兵户，给予长假三年，三年期满后仍到中央服役；原有中央的担任宿卫任务的兵户，每年三番轮休，休假三年期满的兵户也同样享受此待遇。三番轮休制的实行，意味着休假的期限由原来的每年两个半月延长到了每年休假四个月。可见东晋时期，兵士分休的办法不仅进一步制度化了，而且休假的期限也有延长的趋势，这自然是对兵户的一种优待，其目的在于改善兵户的生活、生产条件，藉以稳定兵户的数量和增加兵户增殖的可能。
延长兵户休假期限的作法，到宋代进一步制度化了和明朗化了。《宋书》卷53《张茂度传附子永传》云：
（世祖孝建二年，公元455年），时将士休假，年开三番，纷纷道路。永建议曰：“臣闻开兵从稼，前王以之兼隙；耕战递劳，先代以之经远。当今化宁万里，文同九服，捐金走骥，于焉自始。伏见将士休假，多蒙三番，程会既促，装赴在早。故一岁之间，四驰遥路，或失遽春耜，或违要秋登，致使公替常储，家阙旧粟，考定利害，宜加详改。愚谓交代之限，以一年为制，使征士之念，劳未及积，游农之望，收功岁成。斯则王度无骞，民业斯植矣。”从之。
张永的建议上于宋孝武帝孝建二年（公元455年），疏中提到“伏见将士休假，多蒙三番”，足见在此之前，在长期实行始于东晋时期的兵户三番休假制度。意即每次三分休二，一年之中全部兵户要轮休一次，则每次休假为期四个月。由于每次复上的兵户都要提前出发，即“装赴在早”，故一年之中，“四驰遥路”。张永认为这对于休兵从事农业生产很不利，因此，他主张把每年三番轮休、每次休假四个月的制度，改为“交代之限，以一年为制”，即三年轮休一次，每次休期为一年。从“帝从之”看来，张永的建议被采纳了。由此可见，刘宋时期不仅继承了东晋时期三番休二的兵士休假制度，而且在休假期限方面又有进一步延长的表现。
我们知道，兵户的轮番休假制度的实行及其休假期限的一再延长，对于改善兵户的生活和生产条件，都会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尤其有利于解决兵户同其家属分居的矛盾，有助于兵户自身的再生产；当兵士的家属随营居住的制度确立后，尤其有这种作用。因此，两晋时期的兵户休假制度的确立与发展，实为稳定兵户数量、改善兵户状况和防止兵户逃亡而采取的积极性措施，也反映出晋代兵户制度的变化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