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的“州郡兵”制度
东汉时期的“州郡兵”（或“郡国兵”），已不同于西汉的“郡国兵”。变化的开端肇始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所采取的措施。《续汉书·百官志五》云：“中兴，建武六年（公元30年），省诸郡都尉，并职太守，无都试之役。”这就是说，建武六年取消了西汉时期长期实行的以郡国都尉主持兵员征集、训练及“都试之制”的郡国兵制度。《后汉书》卷1下《光武帝纪》建武六年条也说：“是岁，初罢郡国都尉官”，这同《续汉书·百官志》所说的是同一回事。到了建武七年（公元31年）三月条云：“丁酉，诏曰：‘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宜且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这是在罢省了诸国都尉之后采取的进一步罢省由征兵组成的郡国兵。通过建武六年、七年的这两个措施，西汉郡国兵制度中的来源于征兵的诸兵种名称不存在了，诸郡国设都尉主持征兵、训练的制度及“都试之制”都被取消了，从“并职太守”的话来看，东汉时期的郡太守掌管了西汉时期诸郡国都尉主管兵事的职权，这就为后来的郡太守领兵准备了条件。
正因为东汉光武帝建武六年、七年，连续采取了上述措施，于是不少人认为自此以后无“郡国兵”或“州郡兵”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光武帝所罢省者仅仅是郡国都尉官及都尉主持征集、训练兵士和都试之制等作法，并没有罢遣“郡国兵”或“州郡兵”，也没有废除“郡国兵”或“州郡兵”制度。不过，在这些措施的基础上确实引起了郡国兵或州郡兵制度的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为：一是郡国兵的来源不同了，换言之，由西汉的征兵制变成了东汉的募兵制；二是郡国兵服役年限不同了，即由西汉的有固定期限的非职业兵，变成了东汉的长期或终身服兵役的职业性兵役了；三是主管者的变化，即由西汉的都尉主兵事变成东汉的郡太守主兵事。试分别述之于次：
首先，需要弄清楚东汉光武帝采取了上述措施之后，仍然存在“郡国兵”或“州郡兵”的事实。
《后汉书》卷18《吴汉传》云：“（建武）八年（公元32年），从车驾上陇；遂围隗嚣于西城。帝敕汉曰：‘诸郡甲卒但坐费粮食，若有逃亡，则沮败众心，宜悉罢之。’汉等贪并力攻嚣，遂不能遣，粮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如果建武六年、七年所采取的措施是罢去郡国兵，则建武八年不会发生“诸郡甲卒但坐费粮食”之事。可见建武六年、七年的措施，并非废除“郡国兵”或“州郡兵”制度。
《后汉书》卷18《吴汉传》又云：“（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蜀郡守将史歆反于成都，……帝……遣（吴）汉……讨之。汉入武都，乃发广汉、巴、蜀三郡兵围成都，百余日城破，诛歆等。”此云吴汉“发广汉、巴、蜀三郡兵”，如果建武六年、七年已废除“郡国兵”或“州郡兵”，则建武十八年时三郡又何来“郡兵”！
《后汉书》卷20《王霸传》云：“（建武）九年（公元33年），……玺书拜（王）霸上谷太守，领屯兵如故，捕击胡虏，无拘郡界。明年，……诏（王）霸与渔阳太守陈诉将兵为诸军锋。”王霸与陈䜣均为太守，均有军队，时间在建武九年、十年（公元34年），益知建武六年、七年并未罢去“郡国兵”或“州郡兵”。
《后汉书》卷20《祭遵传附弟肜传》云：“当是时，匈奴、鲜卑及赤山乌桓连和强盛，数入塞杀略吏人。朝廷以为忧，益增缘边兵，郡有数千人，又遣诸将分屯障塞。帝以肜为能，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拜辽东太守。至则励兵马，广斥候。”据此知建武十七年时，缘边诸郡不仅郡郡有兵，而且数量不少，并由太守领其事，此建武六年、七年之后，缘边诸郡仍有“郡国兵”或“州郡兵”之明证，可见无废除“郡国兵”或“州郡兵”之事。
《后汉书》卷22《马成传》云：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之后，马成被“拜为中山太守，上将军印绶，领屯兵如故。”马成原为将军，在罢省郡国都尉之后，被拜为中山太守。由于太守兼领兵事，故其原有将军之印绶要上缴朝廷，直接以太守“领屯兵如故”，益知建武六年、七年的措施只是把昔日的由郡国都尉主管的“郡国兵”或“州郡兵”改由太守兼领而已，并没有因此而罢去“郡国兵”或“州郡兵”。
《后汉书》卷24《马援传》也说：“（建武）十七年，（李广）遂共聚会徒党，攻没皖城，……遣谒者张宗将兵数千讨之，复为广所败。于是使（马）援发诸郡兵，合万余人，击破广等，斩之。”马援为了镇压李广，能一次发诸郡兵万余人，益知在建武六年、七年之后仍有“郡国兵”或“州郡兵”。
《马援传》又云：“（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武陵五溪蛮夷”发动战争，光武帝“遣（马）援率中郎将马武、耿舒、刘匡、孙永等，将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万余人征五溪。”这是建武二十四年征发十二郡的郡国兵镇压五溪蛮之事，可见有郡国兵的郡决非少数。
光武帝建武六年、七年之后的情况如上述，光武帝以后，各郡国也同样有军队。《后汉书》卷二《明帝纪》永平元年（公元58年）条云：“是岁，……越嶲姑复夷叛，州郡讨平之。”州郡能自己镇压少数民族的反抗，无疑是使用了属于本州郡的“郡国兵”或“州郡兵”。(https://www.daowen.com)
《后汉书》卷3《章帝纪》云：建初元年（公元76年）十月，以“武陵郡兵讨叛蛮，破降之。”此云“武陵郡兵”，此章帝时武陵郡有郡兵之明证。
《后汉书》卷4《和帝纪》云：“（永元）六年（公元94年）冬十一月，……武陵溇中蛮叛，郡兵讨平之。”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夏四月，日南象林蛮夷反，郡兵讨平之。”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四月，“遣使者督荆州兵讨巫蛮，破降之。”这里一次提到“州兵”，两次提到“郡兵”，足见和帝时州郡都有兵。
《后汉书》卷5《安帝纪》云：“（永初）三年（公元109年）秋七月，海贼张伯路等寇略缘海九郡，遣侍御史庞雄督州郡兵讨破之。”“（元初）二年（公元115年）十二月，武陵澧中蛮叛，州郡击破之。”元初三年（公元116年）正月，“苍梧、郁林、合浦蛮夷反叛”，二月，“遣侍御史任逴督州郡兵讨之。”同年五月，“武陵蛮复叛，州郡讨破之。”同年秋七月，“武陵蛮复叛，州郡讨平之。”元初四年（公元117年）四月，“鲜卑寇辽西，辽西郡兵与乌桓击破之。”这一系列的州郡兵“讨平之”、“击破之”和“讨之”，确证安帝时不仅郡国有兵，有兵的州也日益多了起来了；同时，亦可见“郡国兵”（或州郡兵）随时要受中央调遣，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地方军。
如果说上述诸有“郡国兵”、“州郡兵”的州郡多为缘边州郡的话，下面的情况可证内地诸州郡也同样有州郡兵。《后汉书》卷6《顺帝纪》建康元年（公元144年）三月条，有“南郡、江夏盗贼寇掠城邑，州郡讨平之。”同书同卷八月条又云：“杨、徐盗贼范容、周生等寇掠城邑，遣御史中丞冯赦督州郡兵讨之。”《后汉书》卷7《桓帝纪》延熹三年（公元160年）九月，“太山、琅邪贼劳丙等复叛，寇掠百姓，遣御史中丞赵某持节督州郡讨之。”延熹五年（公元162年）五月条又云：“长沙、零陵贼起，攻桂阳、苍梧、南海、交阯，遣御史中丞盛修督州郡讨之，不克。”同年七月，“乌吾羌寇汉阳、陇西、金城，诸郡兵讨破之。”《后汉书》卷63《李固传》谓永和中徙李固为太山太守，“时太山盗贼屯聚历年，郡兵常千人，追讨不能制。固到，悉罢遣归农，但选留任战者百余人。”所有这些记载，或为接近内地之扬州、徐州，或为南郡、江夏、太山、长沙，而所谓“州郡讨平之”、“督州郡讨之”，除包括这些地区的州郡兵之外，还免不了调拨中原地区的州郡兵。正如黄巾起义后，《后汉书》卷64《卢植传》谓官府“发天下诸郡兵征之”一样。由此益知东汉时期全国诸州郡均有州郡兵，不独边缘诸州郡为然；而且越到后来，州之有州兵者日多，“郡兵”及“郡国兵”之名称几乎为州郡兵的名称所取代。
基于上述一系列事实，确证光武帝建武六年、七年的罢省诸郡都尉官及使材官、骑士等还复民伍等措施，并非罢去了“郡国兵”或“州郡兵”及其制度。
其次，建武六年、七年的措施，虽未废除“郡国兵”（或“州郡兵”）的制度，但引起了郡国兵制度的一系列变化，东汉“郡国兵”（或“州郡兵”）的兵源，不再来自征兵，而是来自召募和吸引㢮刑徒为兵，从而产生了由征兵制到募兵制的转变；也发生了由义务兵制到职业兵的巨变；还逐步萌发了太守、刺史掌握兵权和兵将之间隶属关系的固定化；从而为州牧制的产生、都督制的出现和兵士私家化的过程准备了条件。换言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兵制方面的许多变化，都渊源于东汉时期“郡国兵”（或“州郡兵”）制度的变化。
由于光武帝罢省了郡国的都尉官和废除了征发成年男子为兵的“都试之制”，从而使东汉的郡国兵在来源上发生了变化。为了弥补废除了征兵制带来的兵源短缺，光武帝于建武六年“初罢郡国都尉官”之后，立即采取了释放郡国囚徒以补兵源的措施。史称“（建武）七年春正月丙申，诏中都官、三辅、郡、国出系囚，非犯殊死，皆一切勿案其罪。见徒免为庶人；耐罪亡命，吏以文除之”〔2〕。在这里，虽然还未点明㢮刑徒充兵士之事，但不久就连续出现了“耐罪亡命，吏以文除之。”又如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是岁，……遣骠骑大将军杜茂将众郡㢮刑屯北边，筑亭候，修烽燧。”〔3〕这里的“众郡㢮刑”，显然就是各郡国所出系囚。接着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光武帝“遣谒者分将㢮刑补理城郭”，其补理城郭的范围，遍及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及代八郡，由此益知缘边诸郡大抵都以㢮刑充兵。因此，光武帝建武七年的作法，是把始于西汉时期的以㢮刑徒充兵的个别现象普遍化和制度化。以后诸帝多遵循这一作法，以致以拖刑徒充兵者日多。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十月，“诏三公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勿笞，诣度辽将军营，屯朔方、五原之边县；妻子自随，便占著边县；父母同产欲相代者，恣听之”〔4〕。㢮刑的范围，光武帝还限“非犯殊死”者，到明帝时又放宽到了“死罪系囚”者，而且增加了“妻子自随”、“占著边县”等办法，以鼓励㢮刑徒充募为兵戍边。明帝永平九年（公元66年）三月，又一次重复宣布永平八年之诏，并对应募者增加了“赐钱”与“复其口算”的优待〔5〕。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十月，“令郡国㢮刑输作军营。其徒出塞外者，刑虽未竟，皆免归田里”〔6〕。永元三年（公元91年）十二月，“庚辰，至自长安，减㢮刑徒从驾者刑五月”；永元八年（公元96年）八月，“诏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诣敦煌戍”〔7〕。安帝元初二年（公元115年）十月，诏“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勿笞，诣冯翊、扶风屯，妻子自随，占著所在”〔8〕。延光三年（公元124年）九月，“诏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诣敦煌、陇西及度辽营”〔9〕。顺帝永建五年（公元130年）十月，“诏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皆减罪一等，诣北地、上郡、安定戍”〔10〕。上述这一系列募取全国诸郡国中都官㢮刑徒或补度辽军营、或诣边郡屯戍、或占著边郡，都是以㢮刑充边郡兵士之举。可见㢮刑徒成了东汉郡国兵的重要来源。
郡国兵（或州郡兵）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召募。《后汉书》卷18《吴汉传》云：“（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春，率征南大将军岑彭等伐公孙述。……将南阳兵及㢮刑、募士三万人溯江而上。”可见“募士”在建武六年、七年采取措施之不久就出现了。《后汉书》卷24《马援传》云：“（建武）二十四年……武陵五溪蛮夷”发动战争，光武帝“遣（马）援率中郎将马武、耿舒、刘匡、孙永等，将十二郡募士及㢮刑四万余人征五溪。”在这里，㢮刑与募士是被区分为二的，故“募士”非㢮刑徒，可见在民间召募当兵者，也是郡国兵的重要来源。早在西汉武帝时就有了募兵制的萌芽，但募兵制度始于东汉。光武帝既开募士之例，以后诸帝也照样行之。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秋七月，捕虏将军马武等与烧当羌战，大破之。募士卒戍陇右，赐钱人三万”〔11〕。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窦固与耿忠“率酒泉、敦煌、张掖甲卒及卢水羌胡万二千骑出酒泉寨，耿秉、秦彭率武威、陇西、天水募士及羌胡万骑出居延塞”，以击匈奴〔12〕。可见明帝时期，除了㢮刑徒充兵外，召募兵士的作法更多了。下至桓帝延熹年间，州郡兵之来源于召募者更多了。《后汉书》卷38《度尚传》云：“延熹五年，长沙、零陵贼各七八千人，自称‘将军’，入桂阳、苍梧、南海、交阯，交阯刺史及苍梧太守望风逃奔，二郡皆没。遣御史中丞盛修募兵讨之，不能克。豫章艾县人六百余人，应募而不得赏直，怨恚，遂反，焚烧长沙郡县，寇益阳，杀县令，众渐盛。”桓帝乃用度尚为荆州刺史，尚“广募杂种诸蛮夷，明设购赏，进击，大破之，降者万余人。”由此可见，度尚所赖以镇压起义军者，都是召募来的兵士。此事在《后汉书》卷7《桓帝纪》中作“遣御史中丞盛修督州郡讨之，不克”，而此作盛修“募兵讨之”，益见当时的州郡兵基本上已经募兵化。《后汉书》卷56《陈球传》谓汉末桂阳“李研等群聚寇钞”，乃表陈球为零陵太守，时又有“州兵朱盖等反”，陈球“募士卒，与（度）尚共破斩朱盖”等。可见州郡兵确实多来源于召募。
随着募兵比重的不断增加，在缘边诸郡及中原要害地区设置固定“营兵”的制度就应运而生了。《文献通考》卷150《兵考二》曾对此加以概括说：“光武以幽、冀、并州兵定天下，始于黎阳立营，领兵，常千人，以谒者监之，号黎阳兵。”其后在扶风又有“雍营”之设。“明帝以后，又岁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出戍，听从妻子自占边县以为常……于是北胡有变，则置度辽营（明帝时）；南蛮或叛，则置象林兵（和帝时）；羌犯王辅，则置长安、雍二尉（安帝时）；鲜卑寇居庸，则置渔阳营（安帝时）；其后盗作缘海、稍稍增兵（顺帝时）；而魏郡、赵国、常山、中山，六百一十六坞、扶风、汉阳、陇道三百坞，河内通谷冲要三十三坞，扶风、汉阳、陇道三百坞（西羌传），置屯多矣。”随着营兵的设置与增多，不仅边境的番戍制被取消了，内地的防卫，也多以营兵为之，如顺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十月，因“鲜卑犯边”，顺帝“遣黎阳营兵出屯中山北界”〔13〕；随之而来的，当兵者的固定服役年限也随之改变了，变成了终身制职业兵。
兵士一旦职业化，则兵士与将领之间的统属关系也固定化了。随着兵将之间统属关系的固定化而来的，必然使兵将之间的隶属关系演化为人身依附关系。于是为各级将领和地方长官之豢养家兵、私兵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如遇社会动荡，这些人就可摇身一变而成为拥兵自重的割据者。所以到了东汉末年以除董卓为名的“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不可胜数，其中“山东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以还相吞灭”〔14〕。因此，汉末出现的群雄割据局面，正是在郡国兵（州郡兵）的募兵化太守可以主管兵事、兵将之间关系的牢固化以及家兵、私兵制的产生等等因素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局面一经形成，又促进了兵士身份的世袭化，从而有了世兵制的产生；也促进了刺史、太守领兵的制度化，于是有“州郡典兵”（“州郡领兵”）制度、州牧制及都督制的相继实行与固化，从而给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兵制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因此，就整个东汉而言，“郡国兵”和“州郡兵”，还是中央军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不能算是真正的地方军队。但同时又是“州郡领兵”制的酝酿期或准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