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山涛传》所载晋武帝“罢州郡兵”事的可靠性
为了辨明这个问题，有必要引述《晋书》卷43《山涛传》所载此事全文。《传》云：
咸宁初，转太子少傅，加散骑常侍；除尚书仆射，加侍中，领吏部。固辞以老疾，上表陈情。……涛辞不获已，乃起视事。……太康初，迁右仆射，加光禄大夫，侍中，掌选如故。……平吴之后，帝诏天下罢军役，示海内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尝讲武于宣武场，涛时有疾，诏乘步辇从。因与卢钦论用兵之本，以为不宜去州郡武备，其论甚精。于时咸以涛不习孙吴，而暗与之合。帝称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宁之后，屡有变难，寇贼飙起，郡国皆以无备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乱，如涛言焉。
今本《晋书》，因出自唐初人手笔，难免记事有失误处，以致人们以为《晋书》所云不可尽信。对《山涛传》的上述记载，尤有微言。有人甚至查找《山涛传》上述记载的依据，认为《山涛传》的上述记载系根据下列诸书写成，并有综合失误之处。兹列其可能的根据如下，以便比较：《世说新语》卷中之第七《识鉴篇》云：
晋武帝讲武于宣武场，帝欲偃武修文，亲自临幸，悉召群臣，山公谓不宜尔，因与诸尚书言孙，吴用兵本意，遂究论，举坐无不恣嗟，皆曰：“山少傅乃天下名言。”后诸王骄汰，轻遘祸难，于是寇贼处处蚁合，郡国多以无备不能制服，遂渐炽盛，皆如公言。时人以为山涛不学孙、吴，而暗与之理会，王夷甫亦叹云：“公闇与道合”。
同上书，梁人刘孝标注引《竹林七贤论》曰：
咸宁中，吴既平，上将为桃林华山之事，息役弭兵，示天下以大安。于是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时京师犹讲武，山涛因论孙、吴用兵本意。涛为人常简默，盖以为国者不可以忘战，故及之。(https://www.daowen.com)
同注引同书又曰：“永宁之后，诸王构祸，狡虏欻起，皆如涛言。”又同书同卷刘孝标注引《名士传》曰：
涛居魏、晋之间，无所标明，尝与尚书卢钦言及用兵本意，武帝闻之，曰：“山少傅名言也。”
观上述诸书所载晋武帝实行的“州郡悉去兵”措施，同《晋书》卷43《山涛传》所载同一事基本一致，甚至连语句也颇相同。因此，《山涛传》从“平吴之后”到“如涛言焉”一段文字，很有可能是综合上述诸书写成的，不能说无根据。在综合过程中，还有删除了错误说法的迹象，如《竹林七贤论》所说的“咸宁中，吴既平”，显然年代错误，而《山涛传》未从其说。至于《山涛传》所说“及永宁之后，屡有变难，寇贼飙起，郡国皆以无备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乱，如涛言焉”几句，于理不合，因为“永宁之后”的战乱局面，并不是晋武帝“罢州郡兵”造成的，恰恰相反，是由于惠帝又恢复了州郡领兵制，以致诸王势力坐大造成的。然而其责任并不在《山涛传》的作者，因为这几句全是从《竹林七贤论》中转抄的，即使不合情理，也非《山涛传》之误。《山涛传》被人指斥为错误的唯一一条事实，就是山涛“与卢钦论用兵之本”一事，不仅令人非之，而且连司马光也认为《山涛传》此处有误，故在《资治通鉴》中载及此事时，除删去山涛“与卢钦论用兵之本”一名句外，还把山涛说“不宜去州郡武备”语时的“少傅”官衔改为“太仆”，并在《考异》中说：“《山涛传》云：‘与卢钦论之’。按钦，咸宁四年三月卒”，意即太康元年，卢钦不能与山涛共论用兵之本，故删去《山涛传》此句。然而，在我看来，《山涛传》所载山涛与卢钦“论用兵之本”一事并无错误，错在司马光自己及今人的指责者均误解了《山涛传》原文。试申述如下：
《山涛传》记山涛“与卢钦论用兵之本”事是这样说的：“平吴之后，帝诏天下罢军役，示海内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尝讲武于宣武场，涛时有疾，诏乘步辇从，因与卢钦论用兵之本，以为不宜去州郡武备，其论甚精。于时咸以涛不习孙、吴，而闇与之合。帝称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司马光与今之论者，均认定山涛“与卢钦论用兵之本”一事发生于“平吴之后”，从而发生了卢钦已于咸宁四年死去，不可能与山涛于平吴之后论用兵之本的矛盾，于是判断《山涛传》记述有误。其实，错误者不是《晋书》修纂者，而在于他们自己忽视了“帝尝讲武于宣武场”的“帝尝”二字。《山涛传》的这段记载，本是用追述的笔法，说晋武帝曾经讲武于宣武场时，发生过“与卢钦论用兵之本”之事。查《晋书》卷3《武帝纪》，晋武帝曾于泰始四年（公元268年）九月、咸宁元年（公元275年）十一月、太康元四年（公元283年）十二月及太康六年十二月，多次讲武于宣武观。特别是咸宁元年十一月的一次，从这月的“癸亥”开始，“大阅兵于宣武观，至于已巳”，其间经过了七天的时间，看来确有所议论。这时卢钦还健在，山涛是完全可以同“卢钦论用兵之本”的。又据《山涛传》“咸宁初”，山涛“转太子少傅”；又于同年“固辞以老疾”，这同他“与卢钦论用兵之本”时的“涛时有疾，诏乘步辇从”的情况十分吻合。更加值得注意者，前引《世说新语·识鉴篇》谓山涛“与诸尚书言孙、吴用兵本意”之后，“皆曰：‘山少傅乃天下名言也’”；又前引《名士传》亦云：“山涛尝与卢钦言及用兵本意”，“武帝闻之曰‘山少傅名言也’。”这里既有“尝与”字样，又有山涛于咸宁初为少傅的官名，还有《晋书》卷44《卢钦传》谓咸宁四年卢钦死之前为“尚书仆射”，同“尚书卢钦”的官名一致。因此，更可确证山涛“与卢钦论用兵之本”一事，发生在咸宁初年而非在平吴之后，《山涛传》与上述诸书同，可证其不误。错误的却是司马光自己，因为他忽视了《山涛传》的追述笔法，未注意“帝尝”二字，也未查证《山涛传》所根据的诸书，就断定此事发生于太康元年，认为卢钦不及参与，故删去上引《山涛传》的一段，并改山涛的“少傅”官名为“仆射”，以配合山涛于“太康初迁右仆射”的情况，还为此专写《考异》，自以为很正确，实则大错特错。
如上所述，《山涛传》有关晋武帝“罢州郡兵”事的记载是有据的和可信的，司马光及今人对它的怀疑和指斥是站不住脚的〔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