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袭领兵制与孙吴的复田、复客制的关系
如前各目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凡以孙氏父子为核心而形成的统治集团中的成员，不论其是否为孙氏宗族，也不论其为何地人，只要他们被孙氏父子所接纳、信任，就能得到相应的军职而拥有领兵权；随着他们在实际战斗中的功劳的大小，他们的军职得以升迁，领兵的数量得以增加；与此同时，他们兼任地方长官的人数，也随着地盘的日益扩大而增加；兼领地方官的大小，同样随着其军职的升迁成正比例上升；他们一旦获得了军职与地方官兼职，就可以获得一县、二县乃至三四县作为奉邑而课取其租税收入；还可以在其屯驻地区和兼领郡县地区进行屯田，以增加财政收入。这样一来，一大批有军职、有兵权、兼领地方长官，还拥有奉邑家兵、部曲的世族豪门，更是如虎添翼。他们为了巩固其既得利益和各种军、政、财的特殊地位，必须会产生将这一切都传之子孙的阶级要求。作为他们利益的集中代表者孙氏父子，无论从其阶级本质和当时的实际需要来说，都会毫不犹豫地接受这种要求并付诸实现。这就集中表现为将领的世袭领兵制的实行和世袭领郡制的出现。通过前者，不仅使各级将领的为将身份、地位与军事指挥权得以世代相袭，而且使他们原有的家兵、家部曲的归属权也合法化了，甚至使官府授予他们的兵士也部分地私有化了；通过后者，又使他们以将领兼领地方官的权利也同样可以传之子孙。这二者的结合，就产生了一个“世将”与“世官”合于一身特权阶层。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所进一步要求的便只有土地占有的扩大和依附民数量增加了。于是，复田、复客制的实行，就成为势所必然了！
见于《三国志·吴书》及裴注中的“复田”、“复客”事实，约有如下一些：
（周瑜）病卒，……（孙）权素服举哀，……后著令曰：“故将军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问。”（《三国志·吴书》卷9《周瑜传》）
（吕蒙破曹魏庐江郡城）有功，即拜庐江太守，所得人马皆分与之，别赐寻阳屯田六百人，官属三十人。……（吕蒙死后）蒙子霸袭爵，与守冢三百家，复田五十顷。”（《三国志·吴书》卷9《吕蒙传》）
（潘璋）嘉禾三年（公元234年）卒，璋妻居建业，赐田宅，复客五十家。（《三国志·吴书》卷10《潘璋传》）
（陈武死后）（孙）权命以其爱妾殉葬，复客二百家。（《三国志·吴书》卷10《陈武传》注引《江表传》）初，表所受赐复人得二百家，在会稽新安县。表简视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陈让，乞以还官，充足精锐。诏曰：“先将军有功于国，国家以此报之，卿何得辞焉？”表乃称曰：“今除国贼，报父之仇，以人为本。空枉此劲锐以为僮仆，非表志也。”皆辄料取以充部伍。所在以闻，权甚嘉之。下郡县，料正户羸民以补其处。”（《三国志·吴书》卷10《陈武传附子陈表传》）。(https://www.daowen.com)
（蒋钦死后）权素服举哀，以芜湖民二百户、田二百顷，给钦妻子。”（《三国志·吴书》卷10《蒋钦传》）
孙綝被诛后，孙休下诏曰：“诸葛恪、滕胤、吕据等，并无罪见害，并宜改葬，追赠其家，复其田宅。”（《建康实录》卷3《景皇帝纪》、《三国志·吴书》无“复其田宅”语。）
见于记载的“复田”、“复客”之事，虽然仅此数条，但实际情况，决不止此。仅以周瑜、程普来说，其本传均不载有复客之事，但二人家里都有“人客”却是事实。以“复客”的数量来说，少则50家，多则600人，一般为200家。给予的方式，或曰“赐”，或曰“给”，一般叫“复”。所谓“复”，是免除的意思。“复客”是免除被赏赐为人佃客者之租税徭役，而使他们给受赐者纳税服役；同样，“复田”就是免除官府给予的土地的租税负担。因此，“复客”的受益者是佃客的主人，而不是被复之客；至于“复田”的受益者，显然是土地的受赐者。这样一来，通过“复田”、“复客”制的实行，孙吴的将领与官吏都获得了供其驱使而无租税徭役负担的佃客，也得到免除了租税的私有土地。从而既满足了他们的土地与劳动力占有的要求，也使他们获得了免税免役的特权，无疑更会使这批集军、政、财权于一身的世将、世官们向着高门世族的特权地主阶层迈进！反之，一个世代为兵和世代为人“僮仆”的佃客组成的庞大的封建依附民阶层，像处在滑坡运动中一样日益陷入苦难的深渊，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阶级地位的位差日益加大，从而造成了无可言状的历史悲剧！
那么，世袭领兵制同“复田”、“复客”制的关系是什么呢？除了如上述世袭领兵制的实行是“复田”、“复客”制产生的政治前提之外，还在于世袭领兵者之“兵”，本质上就是“复客”的源泉；世袭领兵者的屯田，也是其获得“复田”的保障。
我们知道，孙吴将领们所统领的兵士，除由宾客、僮客、宗族及乡曲之民组织的私兵、家部曲之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兵士是从编户齐民中“料简”而来〔50〕，或者是从被征服的山越人中挑选而来，也有的是召募而来。这些人一旦被选上或应募为兵户，就被固定于各个将领的牢固控制之下，除了打仗之外，或用之屯田，或以之经商〔51〕，或以之服役，几乎不同程度地成了固定将领们的依附民。一旦像寻阳屯田者那样被赏赐给将领，或者充当“守冢户”，就由“兵”直接变成了将领私家的“复客”。又由于将领们大都兼领郡县，即使一时尚未被他们“料简”出来成为兵户的编户齐民，也同样属于他们的“领民”，他们既可以随时把这些“领民”料出来作为兵户，又随时可以把一般兵户直接变成“复客”充赏赐，像孙权之以“芜湖民二百户”赐给蒋钦的妻子一样。因此，“复客”的主要来源，实际上是世袭领兵制下将领所统之“兵”及领郡制下将领们所辖的“领民”。这个由编户齐民到领郡制的领民、再到领兵制下的兵户，最后到“复客”的演变过程，都是在世袭领兵制与领郡制下实现的。故世袭将领们所统的世兵与领民，实为“复客”的源泉。至于“复田”，也同样存在一个由官府公田、而屯由、而“复田”的变化过程。所以，孙吴的世袭领兵制，既孕育了“复田”、“复客”制的产生，也为它的实行提供了条件；最后，“复田”、“复客”制的实行又反过来巩固与发展了世袭将领的经济基础，以致孙吴政权草创时期实行的世袭领兵制，直到孙吴政权末年还在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