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士家制度内容的逐步变异

曹魏士家制度的鼎盛时期，似在魏文帝与明帝时期。从前引《辛毗传》得知，文帝都洛阳以后，立即迁徙了五万户士家于此，留在邺城的士家至少还有五万户，此外，许下、关中等地也有士家，合而计之，全国士家数量是相当可观的。而且为了维持这支庞大的世袭兵，他们不断以征发“士息”的办法去补充。仅以曹植的封国来说，在太和二年（公元228年）之前就已有三次上送“士息”（即士的儿子）于中央。即使如此，到太和五年（公元231年），又向曹植的封国大发“士息”，“会期甚急”，以致弄得曹植苦不堪言。可见士家制度的鼎盛时期，同时又是它的衰落、破坏乃至逐步解体的开始。《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注引《魏略》曰：“是后大发士息，及取诸国士。植以近前诸国士息已见发，其遗孤稚弱，在者无几，而复被取”。这样多次大发“士息”的结果，弄得士家只剩下老弱病残及小儿，像曹植手下的士家就是这种状况。当他初封时，“得兵百五十人”，即拥有一百五十户士家，但几经发士息之后，只剩下“七八岁已上、十六七岁已还”的“小儿”“三十余人”；此外，正在当兵服役的人，“皆年耆，卧在床席，非麋不食，眼不能视，气息裁属”，而且也只有三十七人而已。封国内的“备宿卫”与“耘锄秽草，驱护鸟雀”等役，全赖年幼的“士息”承担〔27〕。像这样的士家，已经基本上失去了生活下去的条件，自然会逐步导致整个士家制度的衰败。如果说曹植的封国情况特殊的话，那么，从《三国志·魏书》中的《高柔传》、《高堂隆传》及其所附《栈潜传》中，便可以看到因为官府大兴土木、滥发徭役和以兵士服役等情况的出现，就反映出整个士家制度已经朝不保夕。因而官府为了缓和矛盾，不得不逐步放宽一些有关士家制度的限制。《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齐王芳纪》云：

（嘉平）六年（公元254年）春二月己丑，镇东将军毌丘俭上言：“昔诸葛恪围合肥新城，城中遣士刘整出围传消息，为贼所得，考问所传，语整曰：‘诸葛公欲活汝，汝且具服。’整骂日：‘死狗，此何言也！我当必死为魏国鬼，不苟求活，逐汝去也。欲杀我者，便速杀之。’终无他辞。又遣士郑像出城传消息，或以语恪，恪遣马骑寻围迹索，得像还。四五人靮头面缚，将绕城表，敕语像，使大呼，言：‘大军已还洛，不如早降。’像不从其言，更大呼城中曰：‘大军近在围外，壮士努力！’贼以刀筑其口，使不得言，像遂大呼，令城中闻知。整、像为兵，能守义执节，子弟宜有差异。”诏曰：“……整、像召募通使，越蹈重围，冒突白刃，轻身守信，不幸见获，抗节弥厉，扬六军之大势，安城守之惧心，临难不顾，毕志传命。……今追赐整、像爵关中侯，各除士名，使子袭爵，如部曲将死事科。”

按兵士之子，必须为兵，不得改业，更不许为官。此刘整、郑像，虽系立功，情况特殊，但终于破除了不得改易士籍之名的铁律，同时也开了士家立军功可以封侯、其子可以袭爵的先例。前引《三国志·魏书·钟繇传附子毓传》所云：“士为侯，其妻不复配嫁，毓所创也。”按此事发生嘉平元年（公元249年）之后，与上述旌奖刘整、郑像大体同时或略早。因此，士可以因功为侯的作法，已经制度化，并非仅限于刘整、郑像二人而已。而且一旦封侯，其妻就不在配嫁之列，等于又否定了士家内部的配婚制度的部分内容。又《三国志·魏书·高柔传》云：

护军营士窦礼近出不还。营以为亡，表言逐捕，没其妻盈及男女为官奴婢。盈连至州府，称冤自讼，莫有省者。乃辞诣廷尉。柔问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对曰：“夫少单特，养一老妪为母，事甚恭谨，又哀儿女，抚视不离，非是轻狡不顾家室者也。”柔重问曰：“汝夫不与人有怨仇乎？”对曰：“夫良善，与人无仇。”又曰：“汝夫不与人交钱财乎？”对曰：“尝出钱与同营士焦子文，求不得。”时子文适坐小事系狱，柔乃见子文，问所坐。……子文于是叩头，具首杀礼本末，埋藏处所。……诏书复盈母子为平民。

按高柔于文帝四年为廷尉，二十三年之后才“转太常”，已是嘉平末年（公元253年），则此事当发生于明帝及齐王芳之时。营士窦礼无罪被人杀害，官府明白以后，除了惩治犯人焦子文之外，还解除其妻盈及其子的士籍，使之为平民。由此可见，没有立军功者，只要其情况特殊，也可以除士名，表现出士籍制度的松动倾向。至于司马氏子弟“募取屯田，加其复赏”〔28〕，显然是免除屯田兵的徭役、兵役负担并以之赏赐给私家，这无疑更会使士家制度产生动摇。实质上，这种情况已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而是形成了“魏氏给公卿已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的制度，以致“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29〕，士家制度的兵士就是这样逐渐转化成了私家佃客，终于导致了曹魏士家制度内容的局部变异。所以，西晋以后虽仍有世兵制，却不完全是曹魏式的士家制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