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太康年间废除“州郡领兵”制的措施及其失败

杜恕反对曹魏实行“州郡典兵”（即“州郡领兵”）制，主张刺史、太守不加军号，“勿令领兵，以专民事”和不以将军兼领州刺史、郡太守，即使需要也宜在刺史、太守之外“专置大将”领兵。杜恕的军民分治主张并未施行，但是，到了晋武帝太康年间，这种实行了几十年的“州郡领兵”制度却被废除了。《续汉书·百官志五》刺史条刘昭补注论周秦两汉以来地方割据势力发展的状况时曰：

故（刘）焉牧益土，造帝服于岷、峨；袁绍取冀，下制书于燕、朔；刘表荆南，郊天祀地；魏祖据兖，遂构皇业；汉之殄灭，祸源于此。及臻后代，任寄弥广，委之邦宰之命，授之斧钺之重，假之都督之威，开之征讨之略。晋太康之初，武帝亦疑其然，乃诏曰：“上古及中代。或罢州牧，或置刺史，置监御史，皆总纲纪而不赋政，治民之事，任之诸侯、郡守。昔汉末四海分崩，因以吴、蜀自擅，自是刺史内亲民事，外领兵马，此一时之宜尔。今赖宗庙之灵，士大夫之力，江表平定，天下合之为一，当韬戢干戈，与天下休息。诸州无事者罢其兵，刺史分职，皆如汉氏故事，出颁诏条，入奏事京师。二千石专治民之重，监司清峻于上，此经久之体也。其便省州牧。”晋武帝又见其弊矣，虽有其言，不卒其事，后嗣缵继，牧镇愈重，据地分争，竟覆天下。……

刘昭所引晋武帝诏，亦见于《全晋文》卷6，作太康初《省州牧诏》，诏文与此引全同。据刘昭的议论，他把州牧领兵之制，视为造成汉末及东晋时期分裂割据势力“尾大不掉”的根据。但州牧制始于汉末，其核心是“州郡领兵”制，然后发展为都督制，以致造成“尾大不掉”的状况。所以，“州牧”制、州郡领兵制与都督制，几者是有密切联系的。因此，只要罢省了“州牧”制，就是等于否定了“州郡领兵”制，地方割据势力就可以得到抑制。晋武帝正是抓住了这个关键，所以在诏书中明确提出了“其便省州牧”的主张。其主要作法是：“刺史分职，皆如汉氏故事，出颁诏条，入奏事京师。二千石专治民之重。”这就是说：刺史要像西汉初置时那样，只司监察地方之职，“总纲纪而不赋政。治民之事，任之诸侯、太守。”这等于说刺史既不领兵，又不治民。这样，刺史、太守自然不加军号，也不以将军兼领，于是“州郡领兵”之制就取消了。这显然较曹魏明帝时杜恕的只反对“州郡典兵”和主张军民分治更为有利于杜绝地方割据势力的发展。因此，武帝这一措施，可视为他废除实行了几十年的“州郡领兵”制的号令。故《晋书》卷43《山涛传》谓武帝这一措施为“州郡悉去兵”举动。但是，在刘昭看来，晋武帝对州牧制的弊病的认识，“虽有其言，不卒其事”，加上他的继任者并未实行他的主张，以致“州牧愈重，据地分争，竟覆天下”，而“尾大不掉”之势形成了〔25〕。

晋武帝于平吴之后所下“其便省州牧”诏的执行情况怎样呢？《北堂书钞》卷72《设官·刺史》条引注《晋书》云：“太康三年（公元282年），罢刺史将军官。刺史依汉制，三年一入奏事。”《晋书》卷3《武帝纪》太康三年七月条，有“罢平州、宁州。刺史三年一入奏事”语。唐长孺先生认为这两条记载，同《续汉书·百官志五》所说的“太康之初”的“省州牧诏”是一回事〔26〕，此说甚是。据此，知《省州牧诏》实颁布于太康三年。但是，就在这一年，晋武帝并没有改变交州、广州等地区的州牧制，更没有废除给刺史加军号领兵的制度。例如在孙吴政权时“为使持节、都督交州诸军事、前将军、交州牧”的陶璜，于太康元年吴亡之后投降了西晋政权。晋武帝给予了他“诏复其本职，封宛陵侯，改为冠军将军”的优待。这意味着陶璜在太康年（公元280年）间仍然为使持节、都督交州诸军事和交州牧，只是前将军为冠军将军所取代。当太康三年或以后，晋武帝“普减州郡兵”时，陶璜请求交州之兵“未宜约损”，结果武帝“从之”，可见交州之兵也丝毫未动〔27〕。直到陶璜死后，其职以吾彦代之，于是“以彦为南中都督、交州刺史”〔28〕。由此可见，在太康年间晋武帝实行“罢州郡兵”制度的措施时，交州地区仍然实行以都督兼任州刺史的制度，甚至连州牧制也未改变。又如在孙吴政权时“为使持节、都督广州军事、镇南将军、广州牧”的滕修，吴亡后，晋武帝“诏以修为安南将军、广州牧、持节、都督如故”，直到“太康九年（公元288年）卒”时，上述官职无变化〔29〕。可见在太康年间实行“罢州郡兵”的改革措施过程中，广州地区的州牧制、以将军兼领刺史和给州刺史加军号等制度，一点也未改变。由此可见，晋武帝的改革措施，在各地区之间是很不平衡的；有些地区，根本未推行这一改革措施。(https://www.daowen.com)

不仅交州、广州如此，凉州、益州、梁州似乎也有类似情况。如《华阳国志》卷8《大同志》有“（太康）三年，更以益、梁州为轻州”的记载，因此之故，这二州的“刺史乘传奏事”而已，不加军号，不领兵。同书同卷又云：“元康六年（公元292年），复以梁、益州为重州，迁益州刺史栗为梁州，加材官将军；杨烈将军越廞为益州刺史，加折衔将军。”梁、益二州升格为重州以后，就变成了其刺史加军号、领兵。这虽然是惠帝元康六年的情况，但轻、重州的区分，始于晋武帝太康三年，可见晋武帝太康三年就有重州之刺史加军号、领兵的作法，岂不是等于对“重州”几乎没有实行“罢州郡兵”的改革措施吗？至于凉州，据《全晋文》卷146《晋护羌校尉彭祈碑》云：“有诏以军州始分，河右未清，豺狼肆虐，授君节盖，除护羌校尉，统摄涼口。上前后军功，应封七侯，劳谦退让，阴德不伐。年未知命，以太康十年（公元289年）三月癸酉薨。”此云“有诏以军州始分”，即《南齐书》卷16《百官志》所云：“晋太康中，都督知军事，刺史治民，各用人”的都督、刺史并设，不相领的制度。但碑文接着说：“河右未清，豺狼肆虐，授君（指彭祈）节盖，除护羌校尉”，似乎是说彭祈为凉州刺史时，因为这时“军州始分”，彭祈不兼护羌校尉，但是由于凉州情况特殊，才命刺史彭祈兼领护羌校尉。果如此，则太康三年以后和十年以前的凉州，仍然实行以刺史加军号、领兵的旧制，并未改革。

另外，还有幽州地区，武帝太康三年之后，似乎也未改变原有制度。如《晋书》卷36《张华传》，谓张华“为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领护乌桓校尉、安北将军”，据《晋书》卷3《武帝纪》，时在武帝太康三年正月。又同书卷42《唐彬传》，谓“北虏侵掠北平，以彬为使持节、监幽州诸军事、领护乌丸校尉、右将军”，吴廷爕《晋书方镇年表》系其事于太康五年。由此可见，幽州地区从改革的太康三年正月到改革后的太康五年，都是实行的以将军兼领护乌桓校尉之制，并无变化。

由此可见，晋武帝旨在罢“州郡兵”的改革措施，并未彻底执行，无怪乎刘昭认为武帝的“省州牧”措施，只是“虽有其言，未卒其事”；其后继者惠帝，更进一步改变了武帝的“省州牧”措施，自然随之而来的是旨在废除“州郡领兵”制的改革宣告彻底失败。这样一来，地方割据势力的“尾大不掉”之势，不仅未能缓解，反而更加猖獗，以致酿成了“八王之乱”的混战局面，导致了西晋政权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