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时期前秦、后秦“护军”制的特征

何以知前秦、后秦的护军制度判然不同于自秦、汉、魏、晋以来的“护军”呢？这从前引《邓太尉祠碑》、《广武将军□产碑》及清人洪亮吉在《十六国疆域志》的《前秦疆域志》与《后秦疆域志》的考证中，可清楚地看出其差别。质言之，作为前秦、后秦的护军制度，至少具有如下一些重大特征：

第一，“护军”既是军职名称，也是地方长官的名称。

以“护军”的名称来说，顾名思义，应与军事有关；从“护军”在秦、汉、魏、晋的历史渊源来说，也同军事有关；从《广武将军□产碑》的碑阴题名来说，有参军、将军若干人，还有建威将军、立节将军、广武将军等称号，可见作“广武将军”而兼“扶风太守”、“抚夷护军”的□产，确是武官兼领地方官。故他作为“抚夷护军”，既是军职名称，也是地方长官，具有军职兼地方长官的二重性。又据清人洪亮吉在《十六国疆域志》卷4《前秦疆域志》中的考证，前秦之北地郡，“领县三，护军一”，即三原护军；天水郡“领县六、护军一”即勇士护军；并州“领汉郡七，晋郡一，护军一”即云中护军；冯翊郡“领县八，护军四”，即抚夷护军、土门护军、铜官护军与宜君护军；凉州“领汉郡八，新置郡二，护军一”，即中田护军。以此言之，前秦之护军，有两种类型：一是与郡并列的护军，二是同县并列的护军。毫无疑问，与郡并列的护军，其地位与郡相同；与县并行者，其地位相当于县。这就是说，前秦的护军，除作为军职名称外，也是同郡、县两级地方行政单位相同的地方行政单位，因而护军也是地方行政长官名称。这是同秦、汉以来的“护军”的显著不同点之一。

第二，与上述特征相联系的，是护军拥有实际统辖地区。

前秦的“护军”既分郡级与县级两种类型，又分别与郡、县并列作为地方行政单位，自然护军是有其统辖实地的。再以《广武将军□产碑》所载为例，也足以证明这一点。该碑碑文虽然残缺甚多，但仍可看出大体文意：“大秦建元四年，岁在丙辰十月一日”，作为“广武将军……建忠将军、抚夷将军、扶风太守……讳产”与“建武将军王□、鹰扬将军……”等，“躬临南界，与冯翊护军苟辅参分所□，刊石□□□□山为□□□□□□□□方，西至洛水，东齐定阳，南北七百，东西二百……”。从这段残文仍可看出，这是广武将军□产所统抚夷护军同冯翊护军苟辅在划定两个护军的辖区界线。“西至洛水，东齐定阳，南北七百，东西二百”，即为广武将军□产的扶夷护军所辖实土范围边界。划定之后，即刻石为记。由此可见，护军都是有实际统辖地区的。无怪乎他们可以同前秦时期的郡、县并列作为地方行政单位了！这又是前秦护军不同于秦、汉、魏、晋护军的一个显著特征。

第三，与上述两种特征相联系，“护军”制是一种军政、军民合一的组织机构与统治方式。(https://www.daowen.com)

从上引洪氏《十六国疆域志》卷4《前秦疆域志》所云北地郡“领县三，护军一”、天水郡“领县六，护军一”、并州“领汉郡七，晋郡一，护军一”、冯翊郡“领县八，护军四”及凉州“领汉郡八，新置郡二，护军一”等情况来看，就表明护军既是军事组织机构，又是民政组织机构，反映出它的军政、军民合一的明显特征。再证以《广武将军□产碑》碑阴题名所列，表明抚夷与冯翊两护军之下，既各有将军、参军若干人，又有司马、军监若干人，还有户曹、录事、主薄、功曹等民众官员若干人，碑文正文中，又有“统户三万，领吏千人”的记载，这就确证前秦时期的护军，确是军政、军民相结合的组织机构，是实行军民结合的组织形式，也即是一种以军统民之制的表现形式。再从《邓太尉祠碑》来说，它亦载冯翊护军之下属有“军府吏属一百五十人”，同样表明它也不是单纯的军事组织机构，而是军政、军民合一的组织机构。这同秦、汉、魏、晋时期的护军纯系军事组织者又有根本差别。

第四，护军所统，不论军、民，多为少数民族，表明护军制度是专为统治少数民族而设置的组织机构和统治形式。

《晋书》卷125《乞伏国仁载记》曰：“……（乞伏）司繁立，始迁于度坚山。寻为苻坚将王统所袭，部众叛降于统。司繁……乃诣统降于（苻）坚。坚大悦，署为南单于，留之长安。以司繁叔父吐雷为勇士护军，抚其部众。”这是《晋书·载记》很少见的关于几次“护军”记载中的一次。它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揭示了前秦时期“护军”制是专为统治少数民族而设置的组织机构和采取的特殊统治形式。因为这一事实表明，苻坚之所以在天水郡设置勇士护军，为的是便于乞伏吐雷统治投降了前秦政权的鲜卑族人。同样的例证，还见于后来建立北凉政权的卢水胡人沮渠部。《宋书》卷98《大且渠蒙逊传》云：卢水胡人大且渠蒙逊之“父法弘”，前秦“苻氏以为中田护军”。《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亦谓蒙逊斩吕光时，有“中田护将马邃”，与他一同起事；又谓有“蒙逊伯父中田护军亲信”，可是到沮渠蒙逊时，“中田护军”的担任者已数易其人，而且其所统均为少数民族卢水胡人。又《邓太尉祠碑》，谓冯翊护军属下，“统和宁戎，鄜城、洛川、定阳五部屠名，上郡夫施黑羌、白羌，高凉西羌、卢水、白虏、支明、水，杂户七千，夷类十二种”。这说明冯翊护军所统少数民族甚多，几乎包括氐族之外的所有少数民族之在冯翊地区者。还有《广武将军□产碑》的碑阴题名，其中不乏职为“部大”、“酋大”者，显然这些人都是各少数民族的部落豪酋，足见广武将军□产所领“抚夷护军”，也是统治少数民族的统治机构。最后，以洪氏在《十六国疆域志》卷4《前秦疆域志》中所列前秦八个护军来说，有四个在司隶校尉所辖关中地区，一个在天水郡，一个在北地郡，一个在并州云中，一个在陇右地区，这些地区都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所有这一切的综合，都表明这样一个关键：前秦护军之制的设置，是专门为了统治少数民族而设置的组织机构和采取的特殊统治形式，也可以说是胡、汉分治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不独前秦如此，后秦也同样有护军制的推行。据洪氏在《十六国疆域志》卷5《后秦疆域志》中所考，凡前秦设置了护军的地方，后秦也同样有之，而且还在安定郡多一安定护军，足见后秦之护军也同前秦一样是同性质、同形式的军政、军民相结合的组织机构与统治方式。综合上述前秦、后秦护军制的诸特征，在于它是以军事编制方式统治其少数民族的一种特殊统治方式，也就是以军统民的统治方式，还是胡、汉分治的特殊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