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士家制度的发展过程
初平三年之后不久初步形成的士家制度，在内容方面还不十分完备。它的许多具体内涵，是在后来逐步充实起来的。这是任何一项制度的形成都要经过的由初级形态到成熟形态的必然现象。
在士家制度形成后的初期阶段，兵士尚未同其家属完全分离，相反，有家属随营居住的迹象。《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云：“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夏，（吕）布复从东缗与陈宫将万余人来战，时太祖兵少，设伏，纵奇兵击，大破之。”注引《魏书》曰：“于是兵皆出取麦，在者不能千人，屯营不固。太祖乃令妇人守陴，悉兵拒之。”这件事发生于曹操收编了“青州兵”之后的第三年。通过这件事，不仅证明此时曹操已在兖州境内实行屯田，而且证明兵士的家属是随军营居住的。否则，在兵士“皆出取麦”之时，是无法以“妇人守陴”的。但是，随后不久，这种兵士家属随军营居住的作法，就被以兵士家属集中居住于固定地点作为质任的制度所否定了。兵士的家属一旦被集中于固定地点，就必然同长期作战在外的兵士长期分离，便造成“使人役居户，各在一方”的状况。西晋人刘颂称曹操所创始的这种“权假一时”的制度，是一种“分离天下”，使“父南子北，家室分离”的“错役”制度〔19〕。然则这种“错役”制的实行始于何时呢？《三国志·魏书·辛毗传》云：“文帝践阼，……欲徙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时连蝗民饥，群司以为不可，而帝意甚盛。毗与朝臣俱求见，帝知其欲谏，作色以见之，皆莫敢言。……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无以食’。帝遂徙其半。”这里的士家，就是另立户籍以区别于一般民户的兵士及其家属。文帝曹丕都洛阳后，既“欲徙士家十万户实河南”，则曹操都邺时，早已把士家集中居住于邺城一带。欲徙的人数达十万户，还不一定是冀州士家的全部，可想见士家数量之大。后来只徙了一半即五万士家，其余仍留在邺城。可见邺城、洛阳同是曹魏时期士家集中居住的地方。曹操把士家集中于邺城，是为了以兵士家属为人质，以防止兵士逃亡与反叛。兵士之家庭在邺城，而兵士本人服役于外地，这就是“人役居户，各在一方”的“错役”制。因此，错役制的始行时间，应当同士家之集中定居是同步的。按曹操之始都于邺，在建安九年（公元204年）破袁绍后，故他实行的士家集中于邺居住以为人质的制度，至迟也应在此时。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曹操都邺以后，出现了一个将领们纷纷请求以子弟入侍邺城，并把其宗族、部曲迁入魏郡的高潮。例如泰山臧霸，当曹操破吕布后，曾“割青、徐二州，委之于霸”；及“太祖破袁谭于南皮，霸等会贺。霸因求遣子弟及诸将父兄家属诣邺。”又臧霸党羽孙观，也“与太祖会南皮，遣子弟入邺”，从而得“拜偏将军，迁青州刺史”〔20〕。还有李典，早在“太祖与袁绍相拒于官渡”时，“典率宗族及部曲输谷帛供军”；及“邺定”，“典宗族、部曲三千余家，居乘氏，自请愿徙诣魏郡”，曹操果然同意，“遂徙部曲、宗族万三千余口居邺”，“太祖嘉之，迁破虏将军”〔21〕。此外，还有田畴，也于曹操平邺之后，“尽将其属及宗人三百余家居邺”〔22〕。别部司马、领并州刺史梁习，同样在曹操平定了冀州袁绍及并州高幹之后，不仅“召集豪右”及“发诸丁以为义从；又因大将军出征，分请以为勇力”；而且利用“吏兵已去之后”的机会，“稍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其不从者，兴兵致讨，斩首千数，降附者万计”〔23〕。就连地处关中的马超之弟马休与马铁，也分别被曹操拜为车骑都尉与骑都尉，“徙其家属皆谐邺”〔24〕。这些将领在曹操平邺之后，都不约而同地纷纷请求以其子弟及宗族、部曲的家属入邺居住，可见这时出现了一个迁士家及将领家属于邺的高潮。他们之所以自动请求，肯定是假象，实际上是迫于必须这么做的压力。由此可见，曹操必在平邺之前就已实行以将领子弟为质任和兵士家属集中居住于固定地点为人质的制度。曹操最早的根据地在兖州与豫州，很有可能将其将领的子弟与兵士家属集中居住地设在此二州。例如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汉太医令吉本等人反抗曹操统治而“攻许”时，曹操虽居于邺，而丞相长史王必还是留在许昌“典兵督许中事”〔25〕，可见许昌确有士家定居。此事虽发生于建安二十三年，其制必在建安元年“定许”之后就已有了。这就是说，以将领子弟为质任和以兵士家属集中居住为人质的制度，必在曹操平定袁绍的建安九年之前便已有了。那么，此制究始于何时呢？《三国志·魏书·钟繇传》为此提供了一丝讯息：“时关中诸将马腾、韩遂等，各拥强兵相与争。太祖方有事山东，以关右为忧。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委之以后事，特使不拘科制。繇到长安，移书腾、遂等，为陈祸福，腾、遂各遣子入侍。太祖在官渡，与袁绍相持，……”马腾与韩遂“各遣子入侍”的时间，只知道在太祖在官渡与袁绍相争之前，具体时间不明。考之《三国志·蜀书·马超传》注引《典略》，有“建安之初，国家纲纪殆弛，乃使司隶校尉钟繇、凉州牧韦端和解之”。此事应与前文所云曹操表钟繇为侍中守司隶校尉去关中为同一事。此云时间在“建安之初”，则钟繇之遗书马腾、韩遂，使各遣子入侍之事亦在此时。所谓“遣子入侍”，即以子弟为质任。因此，曹操实行将领以子弟为质任的制度，在“建安之初”便已开始。又《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云：“建安二年（公元197年）春正月，公到宛。张绣降，既而悔之，复反。公与战，军败，……公谓诸将曰：‘吾降张绣等，失不便取其质，以至于此。吾知所以败。诸卿观之，自今以后不复败矣。’遂还许。”同书建安三年（公元198年）条又云：“初，公为兖州，以东平毕谌为别驾。张邈之叛也，邈劫谌母弟妻子，公谢遣之，曰：‘卿老母在彼，可去。’谌顿首无二心，公嘉之，为之流涕。既出，遂亡归。”建安二年春正月，发生了张绣降而复叛之事，使曹操省悟到“失不便取其质”，是他失误的关键所在。因而他决心实行以将领子弟为质任的制度，他所谓“吾知其所以败”及“诸卿观之，自今已后不复败矣”，就说明了这一点。到了建安三年，又发生毕谌因“母弟妻子”被张邈劫去而造成毕谌亡归张邈之事，自然会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实行质任制的必要性。因此，把上面几件事联系起来考察，可以确定曹操实行将领以子弟为质任的制度，当在建安二、三年之间，这同《典略》所云“建安之初”的说法颇相吻合。何况《三国志·魏书·卫觊传》注引《魏书》云：“自都许之后，渐有纲纪，……是时关西诸将，外虽怀附，内未可信。司隶校尉钟繇求以三千兵入关，外托讨张鲁，内以胁取质任。太祖使荀彧问觊，……（卫觊以为不可），太祖初善之，而以繇自典其任，遂从繇议。”以此观之，钟繇于建安之初入关中，确是带着推行质任制的任务去的。由此可见，将领以子弟为质任的制度，确始于曹操定许之后不久的建安初年。以兵士家属集中居住以为人质的作法，同以将领为子弟质任的办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而曹操实行“人役居户，各在一方”的“错役”制的时间，也应为建安初年。这就益知后来之把“士家”集中居住于邺，是他平袁绍以后改变集中地而作出的新规定，并非其制始于此时。
士家制度的进一步发展，表现为“士亡法”的制定与士家内部配婚制度的产生。《三国志·魏书·卢毓传》云：“文帝为五官将，召毓署门下贼曹。崔琰举为冀州主簿。时天下草创，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适夫家数日，未与夫相见，大理奏弃市。”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春正月，天子命公世子丕为五官中郎将。”可见“重士亡法”的时间应在此年。在此之前，虽也禁止兵士逃亡，但还无士亡“罪及妻子”的规定。《三国志·魏书·高柔传》云：
魏国初建，为尚书郎。转拜丞相理曹掾。……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旧法，军征士亡，考竟其妻子。太祖犹患不息，更重其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给官，主者奏尽杀之。柔启曰：“士卒亡军，诚在可疾。然窃闻其中时有悔者。愚谓宜贷其妻子，一可使贼中不信，二可使诱其还心。正如前科，固已绝其望，而猥复重之，柔恐自今在军之士，见一人亡逃，诛将及己，亦且相随而走，不可复得杀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太祖曰：“善。”即止不杀金母、弟，蒙活者甚众。
按“魏国初建”，即曹操被封为魏公之时，即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五月。此云：“旧法，军征士亡，考竟其妻子”，又云“太祖犹患不息，更重其刑”，即士亡者之母、妻及弟均在处死之例。表明士亡“考竟其妻子”之法，尚不属于处以死刑；这是建安十六年前的情况。到建安十六年，“重士亡法”，才“罪及妻子”，处以死刑。由此可见，曹魏的“士亡法”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旧法”，即“军征士亡，考竟其妻子”，止于考竟，尚无死罪；二是始于建安十六年以后之新法，即“重士亡之法”，要“罪及妻子”，亡士家属要全部处死。但建安十八年之后，似乎又因为高柔的建议而免除了亡士家属的死刑。由于有“士亡法”的制定，以致追捕逃亡兵士的情况时有出现，甚至一般的流浪人口，都有被怀疑为“亡士”而加以收捕的危险。《三国志·魏书·管宁传》注引《魏略》曰：“（焦）先字孝然。中平末，白波贼起。时先年二十余，与同郡侯武阳相随。武阳年小，有母，先与相扶接，避白波，东客扬州取妇。建安初来西还，武阳诣大阳占户，先留陕界。至十六年，关中乱。先失家属，独窜于河渚间，食草饮水，无衣履。时大阳长朱南望见之，谓为亡士，欲遣船捕取。武阳语县：‘此狂痴人耳！’遂注其籍。廪给，日五升。”从焦先的经历看，他本非兵士，而是流民。建安十六年时，因关中骚乱而窜到大阳县境内，被大阳县长朱南发现，误认为“亡士”，并欲“遣船捕取”。由于侯武阳替他证明，说他是“狂痴”，才没有遭到追捕，而且在户籍上注明了他“狂痴”情况，还发给他一点粮食。以此言之，建安十六年之前，确已有亡士之法，而且亡士在追捕之列；焦先之所以在建安十六年被人怀疑为“亡士”而欲捕取之，可能与此时又“重士亡之法”有关，与上述《卢毓传》及《高柔传》所反映的情况，可以互相参证。
至于士家内部的配嫁制度，始于何时，由于史料奇缺，不甚明白，仅能推论一个大概情况。《三国志·魏书·钟繇传附子毓传》云：“（曹）爽既诛，入为御史中丞、侍中廷尉。听君父已没，臣子得为理谤，及士为侯，其妻不复配嫁，毓所创也。”此谓“士为侯，其妻不复配嫁”，是钟毓所建议创立的制度，时在曹爽被诛之后。按曹爽被诛，在齐王曹芳嘉平元年（公元249年），则在此年之前，确实存在士家内部的配婚制度。所谓配婚，即士家之女，只能嫁给士家之子；士之妻，士亡之后必须改嫁给其他兵士。实行这种士家内部的配婚制度，目的在于保证士的再生产，从而稳定国家的兵源。又《三国志·魏书·明帝纪》青龙三年（公元235年）条注引《魏略》曰：
太子舍人张茂以吴、蜀数动，诸将出征，而帝盛兴宫室，留意于玩饰，赐与无度，帑藏空竭；又录夺士女前已嫁为吏民妻者，还以配士，既听以生口自赎，又简选其有姿色者内之掖庭，乃上书谏曰：“臣伏见诏书，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录夺，以备战士，斯诚权时之宜，然非大化之善者也。……又诏书听得以生口年纪、颜色与妻相当者自代，故富者则倾家尽产，贫者举假贷贳，贵买生口以赎其妻；县官以配士为名而实内之掖庭，其丑恶者乃出与士。(https://www.daowen.com)
据此，知魏明帝青龙三年时，确已实行录夺士家之女用以分配于士的士家内部配婚制度，即使已嫁于一般吏民为妻的士家女子，也要“一切录夺”，“还以配士”，因为他们违反了士家女子必须在士家内部配婚的制度。由此可见，配婚制度的实行必在此前。明帝青龙三年不过是进一步严格此制，对已经嫁给吏民的士女也要录夺，以还配于士。又《三国志·魏书·杜畿传》注引《魏略》曰：
初畿在郡，被书录寡妇。是时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依书皆录夺，啼哭道路。畿但取寡者，故所送少；及赵俨代畿而所送多。文帝问畿：“前君所送何少，今何多也？”畿对曰：“臣所录皆亡者妻，今俨送生人妇也。”帝及左右顾而失色。
文帝问杜畿之语，虽在文帝即位之后，但录夺寡妇之事，则在此前。按杜畿始为河南太守，在曹操平定冀州之后和高幹以并州反叛之时。他在郡十六年，“常为天下最”。而赵俨之代杜畿为河东太守，在“文帝即位”之后与黄初三年（公元222年）之前〔26〕，则文帝即位后所云杜畿所送寡妇少于赵俨所送寡妇数量之事，必发生于建安九年以后。可见录夺寡妇之制，早已有之。为什么录夺寡妇呢？史书虽没有明言，我以为必然是为了配嫁给士家，藉以提高士家的生殖率，达到增加兵源的目的。至于所录夺之寡妇，究为一般民户的寡妇，还是士妻之寡者呢？这段史料也未明言。既然录夺寡妇以嫁给士家，则民间寡妇与士妻之寡者均在录夺之列。如赵俨送寡妇多“生人妇”，就显系民间寡妇。连民间的寡妇尚且要录夺而嫁于士家，则士家女子必嫁士家的规定，无疑也早已在建安九年之后不久便存在了，而且有可能始于曹操把士家集中居住于邺城之时。果如此，则建安九年，不仅是曹操迁徙士家于邺定居之年，也是其扩大“错役”制推广范围之年，还是推行士家内部配婚制度之年。正因为如此，故兵士的士籍制、“人役居户，各在一方”的“错役”制以及士家内部配婚制，在建安时期都已有明显的迹象。《三国志·魏书·赵俨传》云：
（赵俨）复为丞相主簿，迁扶风太守。太祖徙出故韩遂、马超等兵五千余人，使平难将军殷署等督领，以俨为关中护军，尽统诸军。……屯田客吕并自称将军，聚党据陈仓，俨复率署等攻之，贼即破灭。时被书差千二百兵往助汉中守，署督送之。行者卒与室家别，皆有忧色。署发后一日，俨虑其有变，乃自追至斜谷口，人人慰劳，又深戒署。……署军复前四十里，兵果叛乱，未知署吉凶。而俨自随步骑百五十人，皆与叛者同部曲，或婚姻，得此问，各惊，被甲持兵，不复自安。……（俨）前到诸营，各召料简诸奸结叛者八百余人，散在原野，惟取其造谋魁率治之，余一不问。……俨密白：“宜遣将诣大营，请旧兵镇守关中。”太祖遣将军刘柱将二千人，当须到乃发遣，而事露，诸营大骇，不可安喻。俨谓诸将曰：“旧兵既少，东兵未到，是以诸营图为邪谋。若或成变，为难不测。因其狐疑，当令早决。”遂宣言“当差留新兵之温厚者千人镇守关中，其余悉遣东。”便见主者，内诸营兵名籍，案累重，立差别之。留者意定，与俨同心。其当去亦不敢动，俨一日尽遣上道，因使所留千人，分布罗落之。东兵寻至，乃复胁喻，并徙千人，令相及共东，凡所全致二万余口。
这段记载，反映了许多问题。这里所说的“新兵”，乃指韩遂、马超等新附之兵；所谓“旧兵”，是指赵俨从关东带入关中的兵；所谓“东兵”，即关东之兵。由于曹操要把韩遂、马超等新附之兵千二百人调到汉中去，即实行错役制，使兵士与其家室分离，因而引起兵变。当这些兵去汉中之时，“卒与室家别，皆有忧色”，说明关中也有士家集中居地。赵俨的骗局在于“留新兵之温厚者千人镇守关中，其余悉遣东”，即不要他们去汉中了。赵俨还装模作样，把“兵籍”集中起来，并命主管兵籍者按照兵士的表现和家庭的困难情况（即“案累重”）确定其去留的名单，以争取留者的支持。但等“东兵”一到，立即悔约，把已确定留镇关中者千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共二万余口，尽逼其东徙。又赵俨所统之一百五十人，“皆与叛者同部曲，或婚姻”，足见原来韩遂、马超等人之兵，也早已实行士家内部的配婚制度。《资治通鉴》卷67，系赵俨此事于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足见建安时期的关中士家，也早已实行另立户籍、士家集中居住以及士家内部的配婚制度，同《杜畿传》所反映出来的实行士家内部配婚制度的时间是大体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