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代世兵制的特征

一般说来，西晋时期的世兵制，仍具有典型的世兵制所具有的一切特征，表现出作为世兵制所共有的兵民分离、另立兵籍、世代为兵、身份低贱和人身极不自由等共性。下面的一些例证，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晋书》卷92《文苑·赵至传》云：

赵至……代郡人也。寓居洛阳。缑氏令初到官，至年十三，与母同观。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贱，世乱流离，遂为士伍耳。尔后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诣师受业。闻父耕叱牛声，投书而泣。……年十四，诣洛阳，游太学……后乃亡到山阳……至遂阳狂，走三五里，辄追得之。年十六，……改名浚，字允元。……乃向辽西而占户焉。……辽西举郡计吏，到洛，与父相遇。时母已亡，父欲令其宦立，弗之告，仍戒以不归，至乃还辽西。……太康中，以良吏赴洛，方知母亡。……时年三十七。

此云赵至出身“士伍”，又“寓居洛阳”，其父又要当兵屯田，可见他是曹魏时期的洛阳“士家”甚明。他为摆脱其士家身份，不得不装疯出走、改易名字和占户辽西，而且长期不能回家。足见“士家”的身份是很低贱的和不容易改变的。他之所以恰恰在十六岁时出逃，正因为这时已到了应征入伍的时刻〔8〕，足见其世代为兵的特征是很明显的。如果说赵至少年时期的情况还发生在曹魏时期的话，那么到他在“辽西举郡计吏”并出差洛阳时，恐怕已不是曹魏时期了。这时其父“仍戒以不归”，显然是为了不受“士亡律”的惩处，可见西晋之初，其父的“士家”身份未变，不许“士家”逃亡的法律规定也未改易。

《晋书》卷49《王尼传》也说：

王尼，字孝孙，城阳人也，或云河内人。本兵家子，寓居洛阳，卓犖不羁。初为护军府军士，胡毋辅之与琅耶王澄、北地傅畅、中山刘舆、颍川荀邃、河东裴遐迭属河南功曹甄述及洛阳令曹摅请解之。摅等以制旨所及，不敢。辅之等赍羊酒诣护军门，门吏疏名呈护军，护军叹曰：“诸名士持羊酒来，将有以也。”尼时以给府养马，辅之等入，遂坐马厩下，与尼炙羊饮酒，醉饮而去，竟不见护军。护军大惊，即与尼长假，因免为兵。(https://www.daowen.com)

王尼因为是“兵家子”，所以也随其父祖“寓居洛阳”。而且在其父死后，他也要应征入伍，“为护军府军士”，便是以兵家子身份服兵役，其具体任务是给护军府养马。当时的名士胡毋辅之、王澄、傅畅、刘舆、荀邃、裴遐等人替他向管辖他的河南功曹甄述及洛阳令曹摅疏通关系，请求解除王尼兵籍，但曹摅等人“以制旨所及，不敢”，可见朝廷有不许兵户脱籍、转业等等的专门规定。后来因为惊动了护军府的长官，才以“与尼长假”的办法免除王尼为护军府养马的兵役，尚不等于解除了王尼的兵籍。王尼之事，发生于西晋时期，由此可见，这时兵户身份的世袭性和不许随便改变兵籍等规定，仍然是十分严格的。

又《晋书》卷36《张华传附刘卞传》云：

刘卞，字叔龙，东平须昌人也。本兵家子，质直少言。少为县小吏，功曹夜醉如厕，使卞执烛，不从，功曹衔之，以他事补亭子。……无几，卞兄为太子长兵，既死，兵例须代，功曹请以卞代兄役。

“兵家子”刘卞系东平须昌人，同集中居住于洛阳一带及邺城周围的兵户不同，这可能是后来由民户补为兵户的。由于刘卞家为兵户，所以其兄得“为太子长兵”，刘卞自己还可以作个职役性“小吏”，但当其兄死后，按照“兵例须代”的规定，于是功曹以刘卞代兄役。刘卞之事，发生于西晋时期，足见此时作为兵户的父死子继、兄终弟代的世袭性仍很严格。

西晋时的兵户，虽一般称为“兵家”，其特殊的户籍也称军籍或“兵簿”〔9〕，但也有称为“士家”者，如《文馆词林》卷662引武帝咸宁五年（公元279年）伐吴诏所云，“今调诸士家，有二丁三丁，取一人；四丁取二人，六丁以上三人。限年十七以上，至五十以还。先取有妻息者。其武勇散将家，亦取如此。”（《全晋文》卷5武帝咸宁五年《伐吴诏》同）据此，不仅说明西晋时期的兵户也可称“士家”，而且其户内被征调服役者，并不止一人；所谓“二丁三丁取一人，四丁取二人，六丁以上三人”，只是作为兵户必须按户内丁口数量应征入伍的人数，至于实际情况，并不止此，如西晋武帝平吴之后，以“六州郡兵，戍守江表”，弄得“父南子北，室家分离”；又如王敦的军府，服兵役者有“单丁”之家〔10〕。其“限年十七以上，至五十以还”，也只是一纸空文，实际上服兵役的兵户，年过六十，仍在当兵，如晋武帝在平吴之后，“诏诸士卒年六十以上罢归于家”〔11〕；随后刘弘所在的荆州，兵士有“年过六十，羸疾夫襦”者〔12〕；东晋时，王羲之也亲见禁卫兵“有老落笃癃，不堪从役”者〔13〕。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晋代的世兵制下的兵户身份特征，同三国时期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