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吴的“解烦兵”及孙弘的“义兵”

孙吴的史籍中，有“解烦兵”一词，其义难明。《三国志·吴书》卷10《陈武传》云：

（陈武）子脩，有武风，年十九，权召见奖厉，拜别部司马，授兵五百人。时诸新兵多有逃叛，而脩抚循得意，不失一人。权奇之，拜为校尉。建安末，追录功臣后，封脩都亭侯，为解烦督。黄龙元年（公元229年）卒……

此“解烦”一词的第一次出现。这支兵建于建安末年。陈脩以侯爵而拜为解烦督，可见其军职的重要性。又《三国志·吴书》卷10《韩当传》云：

黄武二年（公元223年），封石城侯，迁昭武将军，领冠军太守，后又加都督之号。将敢死及解烦兵万人，讨丹杨贼，破之。

据此，知陈脩死前之黄武二年，解烦督所统之解烦兵，已抽调一部分归韩当统帅。“敢死”之兵，一般是从军队中挑选出来的勇猛之士，而“解烦兵”与之并列，则其为勇猛之士甚明。又《三国志·吴书》卷12《张温传》云：

（孙权囚张温，下令曰）：“……又前任温董督三郡，指㧑吏客及残余兵，时恐有事，欲令速归，故授戟，奖以武柄。乃便到豫章，表讨宿恶，寡人信受其言，特以绕帐、帐下、解烦兵五千人付之。后闻曹丕自出淮、泗，故豫敕温有急便出，而温悉内诸将，布于深山，被命不至。……”

此云张温之讨“宿恶”，即指其征讨山越人之事。孙权之所以把绕帐、帐下及解烦兵五千人交给张温指挥，是由其事十分艰巨。“解烦兵”既与“绕帐”、“帐下”等宿卫之兵并提，益见其为特殊勇猛的兵士组成，有急则拨给将帅统领以完成艰巨的军事任务。按张温被贬在黄武三年，可见陈脩所统之解烦兵除在黄武二年抽调一部分归韩当统帅外，与此同时或前，又抽调一部分由张温统帅。《三国志·吴书》卷17《胡综传》云：

刘备下白帝，权以见兵少，使综料诸县，得兵千人，立解烦两部，（徐）详领左部、（胡）综领右部督。

按刘备下白帝以攻吴，在建安二十五年。解烦兵的组建即在此时。目的在于对付刘备的东下。解烦兵的第一任将领为徐详与胡综。但建安末年，即以陈脩为解烦督；到黄武元年以后，又分别由韩当、张温各统一部分。陈脩于黄龙元年死后，这支军队由谁统领，由于史书缺载，不得而知。但由上述情况看来，这支特殊军队的统领权，并未交给其弟陈表，可见这是一支不在世袭领兵范围之内的属于中央的特殊军队。

另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就是孙弘的“义兵”问题。《三国志·吴书》卷16《陆凯传》云：

宝鼎元年（公元266年），迁左丞相。……（孙）皓徙都武昌，扬土百姓溯流供给，以为患苦，又政多谬，黎元穷匮。凯上疏曰：“……自从孙弘造义兵以来，耕种既废，所在无复输入，而分一家父子异役，廪食日张，畜积日耗，民有离散之怨，国有露根之渐，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穷，鬻卖儿子，调赋相仍，日以疲极，所在长吏，不加隐括，加有监官，既不爱民，务行威势，所在骚扰，更为烦苛，民苦二端，财力再耗，此为无益而有损也。愿陛下一息此辈，矜哀孤弱，以镇抚百姓之心。”

按孙弘事迹，《三国志·吴书》无专传，唯《诸葛恪传》、《朱据传》及《孙和传》注引殷基《通语》略有涉及，且均未言及其“造义兵”事，故不详其“造义兵”究为何事。然而，据陆凯所说“自从孙弘造义兵以来，耕种既废，所在无复输入，而分一家父子异役”，说明孙弘造义兵之举，对孙吴末年的政治影响很大，而且实行了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弄清“造义兵”为何事，甚有必要。有人认为“造义兵”，即实行募兵制，是对世袭兵制的破坏，其说实难通释。因为孙吴兵户制下的兵士，本来源于招募，募兵制与世兵制实有相通之处，何致于因“造义兵”而破坏世袭兵制呢？可见“孙弘造义兵”之事并非行募兵制。我以为孙弘的“造义兵”是始于孙权末年的“义作”制。《建康实录》卷2《太祖记下》云：

（赤乌）八年（公元245年）……八月，……使校尉陈勋作屯田，发屯兵三万凿句客中道（《三国志·吴书·孙权传》作：“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道，自小其至云阳，通会市，作邸阁”），至云阳城西，以通吴、会船舰，号破岗渎，上下十四埭，通会市，作邸阁。乃于方山南截淮立埭，号曰方山埭……”

《三国志·吴书》卷2《孙权传》云：

（赤乌）十年（公元247年）……三月，改作太初宫，诸将及州郡皆义作。

前云“屯田”及“作士”，后云“义作”，其实一也。所谓“义作”，即无偿劳役。“诸将及州郡皆义作”，就是诸将所统之家兵、家部曲及各州郡地方官所统之州郡兵，都无例外要给官府服无偿劳役，在建业从事营造宫殿之事。同书又云：

（赤乌）十三年（公元250年）……十一月，立子亮为太子。遣军十万，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

又《建康实录》卷3《景皇帝纪》云：

永安三年（公元260年）秋，使都尉严密作浦里圹，开丹杨湖田，卫将军濮阳兴率兵会成之”。（《三国志·吴书》卷3《孙休传》作“永安三年秋，用都尉严密议，作浦里塘”。）

所有这些劳役，或曰“遣军十万”，或曰“使都尉作之”与“率兵会成之”，可见都是使用的屯田兵，同上述孙权赤乌十年的“义作”相同。这样一来，势必造成屯田兵废农耕而从事其他劳役，因而会减少官府的屯田之入，这同陆凯所说的“自从孙弘造义兵以来，耕种既废，所在无复输入”的情况正相符合。又由于这种以屯田兵从事“义作”的办法，分外增加了兵户的负担，因为在孙吴的世袭兵制下，是父死子继，世代为兵的；兵士家属则从事屯田劳动。今父既为兵，驻守前线，子又为“义作”，服无偿劳役，这同陆凯所说的“造义兵”之后，“而分一家，父子异役”的情况又十分契合。因此，所谓“造义兵”，并非以募兵制取代世袭兵制，而是以世袭兵制下的屯田兵去从事其他无偿劳役——“义作”。何况，据《三国志·吴书》卷12《朱据传》、卷14《孙和传》，得知在孙权时期，孙弘长期任中书令；在孙和与孙霸争夺太子之位时，他曾党附于鲁王孙霸，反对太子孙和；及孙亮立为太子，孙弘又以“中书令领太子少傅”，与诸葛恪同辅太子孙亮，其权力是很大的。因此，这种以屯田兵从事其他无偿劳役的“义兵”制度（即“义作”制度），倡始于孙弘，是完全可能的。

自从孙权采用了孙弘的“义兵”制以后，东吴的世袭兵户所受的剥削加重了。这样一方面造成了屯田荒芜，谷物收入减少的状况；另一方面，兵户的痛苦程度加深了。无怪乎到孙权末年及孙亮、孙休、孙皓时期，要求官府减轻对屯田兵的剥削的呼吁与日俱增了！《三国志·吴书》卷12《骆统传》云

是时征役繁数，重以疫疠，民户损耗，统上疏曰：“……三军有无已之役，江境有不释之备，……且又前后出为兵者，生则困苦无有温饱；死则委弃骸骨不反。是以……每有征发，羸谨居家重累者先见输送。必有财货，倾居行赂，不顾穷尽。……百姓虚弱，嗷然愁扰。愁扰则不营业，不营业则致穷困，致穷困则不乐生。……又闻民间，非居处小能自供，生产儿子，多不起养；屯田贫兵，亦多弃子。……

这还是猇亭战役前的情况，后来，越来越严重。以致陆抗、贺邵、陆凯、华覈等人，都极言兵、民穷困愁苦之状，以及“黄门竖宦，开立占募，兵民怨役，逋逃入占”〔36〕等情，甚至孙吴的最高统治者孙休，也不得不承认：

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为役，父兄在都，子弟给郡县吏，既出限米，军出又从，至于家事无经护者，朕甚愍之，其有五人三人为役，听其父兄所欲留，为留人，除其米限，军出不从。〔37〕

此诏下于永安元年（公元258年）十一月。这里所说“吏家”，据《华覈传》所载“今吏士之家，少无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等语，知“吏”与“士”已无区别。兵吏之户重役如此，无怪乎陆凯指出孙皓时兵士的状况说：“先帝战士，不给他役，使春惟知农，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责其死效。今之战士，供给众役，廪物不赡”。“先帝在时，……若取乳母，其夫复役，赐与钱财，给其资粮，时遣归来，视其弱息。今则不然，夫妇生离，夫故作役，几从后死，家为空户”〔38〕。正因为有鉴于“义作”制的弊端，故陆凯力主取消“义兵”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