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始创“州郡领兵”之制
如上目所述，东汉时期虽有“郡国兵”（或“州郡兵”），且由刺史及太守掌管，但州刺史与郡太守都无加军号之制，也无将军兼地方官的作法，故东汉的“郡国兵”（或“州郡兵”）制度，不能称之为“州郡领兵”制（或“州郡典兵”制），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地方军。但是，真正的地方军——“州郡领兵”制下的州郡兵，在曹操擅权的汉献帝建安年间却无声无息地产生了。我们可以从《三国志》卷15《魏书·司马朗传》看出这个讯息来。《司马朗传》云：
年二十二，太祖辟为司空掾属……（后）迁元城令，入为丞相主簿。朗以为天下土崩之势，由秦灭五等之制，而郡国无蒐狩习战之备故也。今虽五等未可复行，可令州郡并置兵，外备四夷，内威不轨，于策为长。又以为宜复井田。往昔以民各有累世之业，难中夺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乱之后，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宜及此时复之。议虽未施行，然州郡领兵，朗本意也。……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与夏侯惇、臧霸等征吴。到居巢，军士大疫，朗躬巡视，致医药。遇疾卒，时年四十七。
曹操以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十月为司空，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六月为丞相。司马朗曾为司空曹操掾属，后又为其主簿，则其发表上述意见时不能早于建安十三年；他死于建安二十二年，则他建议的时间下限不能晚于此年。观司马朗的建议，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恢复井田之制，二是实行“州郡并置兵”的制度，即“州郡领兵”制。从他所说“自秦灭五等之制，而郡国无蒐狩习战之备”的话来看，表明东汉时期的“郡国兵”（或“州郡兵”），不能称之为“州郡并置兵”，故不是“州郡领兵”制。再从“议虽未施行”的话来看，稽之上下文意，应是指恢复井田之制的建议未被采纳；“然州郡领兵，朗本意也”，似乎是说司马朗的主要意图，在乎实行“州郡领兵”制，从而暗示出这一建议是实行了的〔15〕。如果东汉的“郡国兵”制（或“州郡兵”制）就是“州郡并置兵”的“州郡领兵”制，则此前早已有之，何需司马朗建议实行此制呢？然而，司马朗终于这样建议了，可见东汉时期的“郡国兵”（或“州郡兵”）制度，不是“州郡领兵”制。
然则“州郡并置兵”的“州郡领兵”制究竟始于何时呢？要弄清这个问题，需要从理清“郡国兵”（或“州郡兵”）同州郡领兵制的区别入手。根据《三国志》卷16《魏书·杜畿传附子恕传》及《续汉书·百官志五》刺史条刘昭注引晋武帝诏（引文详见后文），可知州刺史、郡太守加军号和以将军领州刺史、郡太守等作法，是州郡领兵制的主要标志。既然如此，则何时出现刺史、太守加军号及以将军兼领刺史、太守之事，就意味着州郡领兵制开始出现了。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古人及今人往往把它同都督制联系在一起，以为都督制的形成，就是州郡领兵制的形成。实际上，应当是先有州郡领兵制的出现，然后在此基础上才逐步形成都督制。因此，《宋书》卷39《百官志》所云：“魏文帝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始置都督诸州军事，或领刺史”，并不是州郡领兵制之始；惟有元人马端临在其《文献通考》卷151《兵考三》中，对这一点略有察觉。他说：“黄初中，复令州郡典兵。州置州督。寻加四征、四统将军之号，又置大将军都督中外兵之柄，世在司马氏而魏祚移矣。”细察他的辞意，他把《宋书》所云“黄初二年始置都督诸州军事或领刺史”一事，既看成是州郡领兵制的标志，又不承认此事始于魏文帝，魏文帝黄初中的作法，只是“复令州郡典兵”而已。以此言之，则“州郡典兵”之制的始行必在此前。他所谓“州郡典兵”，即司马朗所说的“州郡领兵”。那么，曹操有没有在魏文帝黄初之前实行“州郡领兵”制的迹象呢？事实证明是确有其事的。
我们知道，在汉末军阀势力各据一方的形势下，原来东汉时期长期存在的不属于州刺史与郡太守统领的州郡兵，逐步变成了由刺史统领的军队，加上地方豪强利用召募宗族宾客以为部曲而组成的私家军队，于是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所拥有的军队。如曹操灭袁绍以后，梁习“领并州刺史”时，由于“承高干荒乱之余”，并州境内既有“胡狄在界，张雄跋扈”；又有“兵家拥众，作为寇害”〔16〕。可见当时的并州境内州郡兵数量不少，但多数被私家所控制，有州郡兵之名而无州郡兵之实。不仅并州如此，关中地区也不例外。当时的关中“诸将多引（流民）为部曲”，使“家兵遂强”〔17〕。扬州地区也同样如此，在这里，“轻侠狡桀”的郑宝、张多、许乾等人，也“各拥部曲”〔18〕。这一切，都是在曹操逐步消灭了一些大的割据势力以后出现的情况，说明此时的州郡兵多被分割于各地的将军之手，州刺史与郡太守无权统帅他们。为了使这些分割于诸将之手的地方军队直接统帅于州刺史与郡太守之手，间接受中央的节制，曹操便在消灭群雄的过程中逐步实行了给刺史、太守加军号或以将军领刺史、太守之职的制度。最早此制只在曹操的亲属中进行。《三国志》卷9《魏书·夏侯惇传》云：
太祖初起，惇常为裨将，从征伐。太祖行奋武将军，以惇为司马，别屯白马，迁折冲校尉，领东郡太守。……太守自徐州还，惇从征吕布，……复领陈留、济阴太守，加建武将军，……太祖平河北，为大将军后拒。邺破，迁伏波将军，领尹如故，使得以便宜从事，不拘科制。……（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从征孙权还，使惇都督二十六军，留居巢。
夏侯惇以将军兼领郡太守，又以郡太守加军号以及最后到都督诸军的经过，就反映出曹操早在建安之前及建安初年，就开始了把州郡兵置于郡太守统治之下的过程，可见“州郡领兵”制的萌芽此时已出现了。
曹操以其亲属将领兼领地方官的作法，并非限于夏侯惇。《三国志》卷9《魏书·夏侯渊传》云：
太祖起兵，以别部司马、骑都尉从，迁陈留、颍川太守。
由此可见，夏侯渊也是以将领兼领郡太守。同书同卷《曹仁传》也云：
（曹仁）阴结少年……从太祖为别部司马，行厉锋校尉。……太祖平黄巾，迎天子都许，仁数有功，拜广阳太守。……太祖讨马超，以仁行安西将军，督诸将拒潼关，破超渭南。苏伯、田银反，以仁行骁骑将军，都督七军讨银等，破之。复以仁行征南将军，假节，屯樊，镇荆州。……及（文帝）即王位，拜仁车骑将军，都督荆、扬、益州诸军事。
曹仁的以将军拜太守，也带有以将军兼领地方军的性质，且逐步发展为都督制。同书同卷《曹休传》亦云：(https://www.daowen.com)
太祖拔汉中，……拜休中领军。文帝即王位，为领军将军，……夏侯惇薨，以休为镇南将军，假节都督诸军事，……（不久）迁征东将军，领扬州刺史，……帝征孙权，以休为征东大将军，假黄钺，督张辽等及诸州郡二十余军，……拜扬州牧。明帝即位，……迁大司马，都督扬州如故。
这是曹休以将军兼领州刺史、州牧及都督诸军事的经过。“中领军”所统本部为“中军”即中央军队，州郡领兵制出现后，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都督制，其所统不仅有中军，而且及于诸州郡兵，曹休曾都督“诸州郡二十余军”便是明证。同书同卷《曹真传》还说：
文帝即王位，以真为镇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州诸军事。……黄初三年（公元222年）还京都，以真为上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假节钺。
这说明在州郡领兵制的基础上实行的都督制，到黄初年间已经制度化了〔19〕。
这种开始只限于曹操宗族成员以将军兼领地方官的作法，后来逐步及于非曹氏宗族将领。《三国志》卷18《魏书·吕虔传》云：
太祖在兖州，闻虔有胆策，以为从事，将家兵守湖陆。……（不久）太祖以虔领泰山太守。……虔将家兵到郡，开恩信，（郭）祖等党属皆降服，诸山中亡匿者尽出安土业。简其强者补战士，泰山由是遂有精兵，名冠州郡。……太祖使督青州诸郡兵以讨东莱群贼李条等，有功。……举茂才，加骑都尉，典郡如故。虔在泰山十数年，甚有威惠。文帝即王位，加裨将军，……迁徐州刺史，加威虏将军。
曹操以吕虔“将家兵守湖陆”，后领泰山太守，最后督青州诸军，并加骑都尉领泰山太守等事，均发生于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以前，因为他任泰山太守十数年后才是“文帝即王位”。由此可见，开始只限于曹操宗亲将领可领地方官的作法，在建安十三年之前已扩大到了非宗亲将领。《三国志》卷18《臧霸传》也说：
黄巾起，霸从陶谦击破之，拜骑都尉。遂收兵于徐州，与孙观、吴敦、尹礼等并聚众，霸为帅，屯于开阳。太祖之讨吕布也，霸等将兵助布。既禽布，霸自匿。太祖募索得霸，见而悦之，使霸招吴敦、尹礼、孙观、观兄康等，皆诣太祖。太祖以霸为琅邪相，敦利城、礼东莞、观北海、康城阳太守，割青、徐二州，委之于霸。……（后以军功）拜扬威将军，假节。……文帝即王位，迁镇东将军……都督青州诸军事。”
这里所说的青、徐豪霸集团人物，均以将领而兼领太守，且均发生于建安十三年之前，可见“州郡领兵”之制，在建安十三年司马朗向曹操建议实行“州郡领兵”之制时，此制已在一些地方推行。臧霸作为领兵刺史以后，又于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丕即位之时，“迁镇东将军”，“都督青州诸军事”，结合《臧霸传》注引《魏略》所载臧霸所率徐州兵以太祖崩而“鸣鼓擅去”一事考察，可知曹丕此举在于安抚臧霸，但从都督诸军事之职已及于非曹氏宗亲这一点着眼，更见此制之制度化是在“州郡领兵”制的基础上产生的。
此外，还有《三国志》卷18《魏书·文聘传》载，曹操灭刘表后，“以聘为江夏太守，使典北兵，……加讨逆将军。”显然也是州郡领兵的反映。
如上所述，表明曹操在建安年间，确已在曹氏与夏侯氏宗亲中实行了以将军兼领地方官或地方官加军号领兵的制度，而且逐步发展成了都督制。故司马朗于建安十三年之后所提出的“州郡领兵”之制的建议，只是将此制制度化而已。因此，“州郡领兵”之制，始创于曹魏时期，与此同时，也逐步形成了都督制。然而，《宋书》卷39《百官志》谓“魏文帝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始置都督诸军事，或领刺史”，把都督制与“州郡领兵制”合于一体，并谓此制始于黄初二年，显然有些失之过晚。故马端临撰《文献通考·兵考》时，谓“黄初中，复令州郡领兵，州置都督”，把《宋志》所说“始置”改为“复”行，倒接近于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