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强地主拥有家兵、私兵、部曲等私兵制的兴起
我们知道，自汉末、三国、两晋时期中央集权制相对削弱以后，豪强地主便纷纷组织自己的武装力量，或谓之“部曲”，或称为“家兵”，还有称之为“宾客”、“义从”的。名称虽然各不相同，但大抵均为豪强地主私人武装。他们组织私人武装的目的也各不相同。有的是为了割据一方，进而夺取天下；有的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家财、地位和人身安全；有的是为了对抗农民起义武装的进攻，更有的是为了抵御少数民族豪酋掠夺和屠杀。由于他们大都采取了坞、堡、屯、壁、营、砦等军事建筑形式，所以被称为“坞堡武装”。但是，自从拓跋统一中原以后，中央集权制度又在北方得到了加强；北魏政权在中原地区普遍建立了军镇，并驻军以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加上时间的推移使民族隔阂逐步消失，从而使得广大人民群众，没有以军事力量同之对抗和用以自保的必要了。因此，几乎自拓跋焘时代起，到六镇起义爆发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北方豪强地主的割据性武装基本绝迹了。然而，到了六镇起义以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这时，北魏政权受到了很大打击，中央集权制削弱了；契胡人尔朱氏的拥兵割据，使北魏政权形同虚设，而且最后走上了分裂崩溃的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北方豪强地主出于各种目的，又一次纷纷组织起了自己的私人武装，正如东魏孝静在让位于北齐文宣帝高洋时的册命中所说：北魏末年及东魏，“胡人别种，延蔓山谷，酋渠万族，广袤千里，凭险不恭，恣其桀黠”；“正光之末，奸孽乘权，厥政多僻，九域离荡”。北齐文宣帝天保七年（公元556年）的诏令也说：“魏末孝昌之季，数钟浇否，禄去公室，政出多门，衣冠道尽，黔首涂炭”，因而“使豪家大族，鸠率乡部，讬迹勤王，规自署置”〔20〕。由此可见，魏末和东魏、北齐之时，广大的关东地区，几乎到处是豪强地主的私人武装〔21〕。
对于这些豪强地主的私人武装，东魏、北齐政权一方面予以利用，使之为己效力；另一方面，又给一些亲信与鲜卑勋贵以私兵藉以表示旌宠。因而私兵制始终存在于东魏、北齐之世。如高乾之父高冀，“豪侠有风神，为州里所崇敬。孝昌末（公元527年），葛荣作乱于燕赵，朝廷以冀山东豪右，即家拜渤海太守”，“冀部率合境，徙居河、济之间”，“保境自守”；其子高乾，“兄弟本有纵横志，见（葛）荣杀害人士，谓天下遂乱，乃率河北流人反于河、济之间”，后归于高欢；高乾之弟高慎，魏末出帝太昌年间（公元532年）为光州刺史，“时天下初定，听慎以本乡部曲数千人自随”；高乾之弟高昂，曾与乾“俱在乡里阴养壮士”，魏末出帝时，“以寇难尚繁，非一夫所济，乃请还本乡招集部曲”，“所在义勇，竞来投赴”，后率部归于高欢，高欢允许他“别率所部领黎阳”，曾“自领乡人部曲王桃汤、东方老、呼延族等三千人”助高欢讨尔朱兆于韩陵。高乾四弟高季式，“自领部曲千余人，马八百匹，戈甲器仗皆备”；仅以随高昂为部曲随从而致北齐高宦显官者，就有呼延旅、李希光、刘孟和、刘叔宗、刘贵珍、刘长狄、东方老、刘士荣、成五、韩愿生、刘桃棒等多人〔22〕。观高氏一家的出身情况，即可知当时豪强地主拥有私兵部曲之众多，以致东魏、北齐政权不得不利用他们的私兵并允许其合法化存在。
这种豪强地主私兵的大量存在，对于高欢来说，未尝不是一种威胁。因此，他曾想把这种私兵纳入国家军队——“台军”的系统，其办法是在私兵中掺杂一些鲜卑兵。《北齐书》卷21《高乾传附弟高昂传》有这样一段记载，发人深思：
（高昂随高欢讨尔朱兆于韩陵前）高祖（指高欢）曰：“高都督（指高昂，时为冀州刺史、大都督）纯将汉儿，恐不济事，今当割鲜卑兵千余人共相参杂，于意何如？”昂对曰：“敖曹所将部曲，练习已久，前后战斗，不减鲜卑，今若杂之，情不相合，胜利争功，退则推罪，愿自领汉儿，不烦更配。”高祖然之。及战，高祖不利，军小却，（尔朱）兆方乘之，高岳、韩匈奴等以五百骑卫其前，斛律敦收散卒蹑其后，昂与蔡儁以千骑自栗园出，横击兆军，兆众由是大败。是日微昂等，高祖几殆。”
观高欢与高昂的这席对话，表明高欢实有把豪强私兵国家化的意图，办法是以鲜卑兵掺杂其中。由于高昂反对，而且事实证明私兵战斗力甚强，等于救了高欢的命，故高欢对私兵的承认，是经过了想改编他们到被迫承认他们这一奥妙过程的。
自高欢承认了私兵制存在的合法性以后，一些本来没有私人武装的将领，官府为了对他们表示格外的尊宠，也赐以私兵。这样的事例也不少。《北齐书》卷23《崔㥄传》云：
天平初（公元534年），为侍读，监典书。寻除徐州刺史，给广宗部曲三百、清河部曲千人。
崔㥄本无私兵，高欢为什么特给他以部曲呢？这是因为他于高欢在信都起兵时便跟随高欢，高欢入洛后又有“建义功”，因而在封爵食邑之外，还给以两郡部曲以为私兵的优待。《北齐书》卷21《封隆之传附子绘传》云：
高祖崩（指高欢死），不发丧，世宗以子绘为渤海太守，令驰驿赴任。……仍听收集部曲一千人。
这里的“听收集部曲一千人”，等于是允许他拥有一千私兵。为什么如此呢？这是因为高欢刚死，需要他这个渤海勋望去“安抚州郡”，稳定政局。《北齐书》卷54《斛律玺传附子羡传》云：
羡，……河清三年（公元564年）为都督、幽州刺史。……在州养马二千匹，部曲三千，以备边。
朱雷先生指出：“纵观《北齐书》及《北史》，‘部曲’在北齐往往指非国家组织而是私家招集并统率之私兵”，因疑斛律羡之部曲也是私兵〔23〕。按斛律羡为斛律金之子，与其兄斛律光，“出镇方岳，其余子孙，皆封侯贵达，一门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尊宠，当时莫比”〔24〕。那么，北齐政权给斛律羡以私兵部曲的优待，也是可以理解的。《北齐书》卷13《清河王岳传》云：
初，岳与高祖经纶天下，家有私兵，并畜戎器储甲千余领。世宗之末，岳以四海无事，表求纳之。世宗敦至亲之重，推心相任，云：“叔属居肺腑，职在维城，所有之甲，本资国用，叔何疑而纳之。”文宣之世，亦频请纳，又固不许。及将薨，遗表谢恩，并请上甲于武库，至此葬毕，方许纳焉。
从高欢之从兄弟高岳拥有“私兵”、“储甲”而心不安的情况来看，也表明他的私兵是官府给予的，否则，他可自行遣散其私兵，用不着多次请求把私兵归还于国家。
综上所述，东魏、北齐之所以存在私兵制，一是基于官府对魏末豪强地主的私人武装的利用而被迫承认下来的；二是基于对皇族、外戚及有特殊勋望的地方豪强的尊宠而给予的。
至于西魏、北周时期的私兵制，也同样是在魏末混乱、豪强四起的情况下形成的。《周书》卷36《令狐整传》云：
初，梁兴州刺史席固以州来附，太祖（指宇文泰）以固为丰州刺史。固莅既久，犹习梁法，凡所施为，多无治典。……遂令整权镇丰州，……整请移治武当，诏可其奏。……固之迁也，其部曲多愿留为整左右，整谕以朝制，弗之许也，流涕而去。(https://www.daowen.com)
席固本从南朝而来，其所率部曲必多为南人，而且有私兵性质。同传又云：
令狐整，……敦煌人也……世为西土冠冕。……太祖表为都督。……遂立为瓜州义首。仍除持节、抚军将军、通直散骑常侍、大都督。整以国难未宁，尝愿举宗效力。遂率乡亲二千人入朝，随军征讨。
不论令狐整所率乡亲二千余人组成的军队是否并入了府兵系统，在此之前，显然是私兵性质；在此以后，也留有私兵痕迹。《周书》卷43《陈忻传》云：
魏武西迁之后，忻乃辟恶山招集勇敢少年数十人，冠掠东魏，仍密遣使归附。大统元年，卒于位，……子万敌嗣，朝廷以忻雅得将士心，还令万敌领其部曲。
陈忻所率领的军队，系他自己招集而来，他所持以为西魏效力的资本，就是这支军队。死后，由于他得士卒之心，官府又命其子“领其部曲”，则陈忻父子所统为私兵甚明。《周书》卷32《柳敏传》云：
河东解县人……年未弱冠，起家员外散骑常侍。累迁河东郡丞。朝议以敏之本，故有此授。敏虽统御乡里，而处物平允，甚得时誉。……与苏绰等修撰新制……迁礼部郎中，封武城县子，加帅都督，领本乡兵，俄进大都督。
柳敏“领本乡兵”时，并未进大都督。则其所统乡兵，实为其进位大都督之本钱。《周书》卷34《杨
传》云：
从魏孝武入前，进爵为侯。……时弘农为东魏守，
从太祖攻拔之。然自河以北，犹附东魏，
父先为邵郡白水令，
素与其豪右相知，请微行诣邵郡，举兵以应朝廷，太祖许之。
遂行，与土豪王覆怜等阴谋举事，密相应会者三千人，内外俱发，遂拔邵郡。……太祖以
有谋略，堪委边任，及表行建州事。……比至建州，众已一万。东魏刺史车折于洛出兵逆战，王击败之。又破其行台斛律俱步骑二万于州西，大获甲仗军资，以给义士。……（大统）十六年（公元550年），大军东讨，授大行台尚书，率义众先驱敌境，攻其四戍，拔之。
观杨
所率之“义士”、“义众”，都是他同邵郡豪密谋组织起来的私人武装，杨
正是依靠了这支军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周书》卷37《郭彦传》云：
其先从宦关右，遂居冯翊。……大统十二年（公元546年），初选当州首望，统领乡兵，除帅都督、持节、平东将军。
据此，知乡兵多以本地豪右为统领，其所拜官职，均因其有乡兵而来，当其乡兵未归入府兵系统时，其为私兵甚明。《周书》卷39《韦瑱传》云：
世为三辅著姓。……大统八年，齐神武侵汾洚，瑱从太祖御之。军还，令以本官镇蒲津关，带中潬城主。寻除蒲州总管府长史。顷之，征拜鸿卿。以望族，兼领乡兵，加帅都督。迁大都督……
这是又一个“以望族”统领乡兵的例证，表明乡兵的地主私人武装性质。但随后宇文泰把乡兵纳入府兵系统，于是一些统领乡兵的地主，都先后成了府兵的将领。此外，还有辛庆之之子辛昂，于北周天和年间曾“募开、通二州，得三千人”，用于讨伐〔25〕，可见北周末年还有人在用募集方式招集私兵。至于西魏之时之“招集义勇”者，还有河东蒲坂人敬珍〔26〕，“大统三年（公元537年），统乡兵，从占沙苑”的裴侠〔27〕，大统四年“率乡兵与行泾州事史宁”共讨莫忻后炽的李贤〔28〕等人，都曾拥有“乡兵”。几乎可以这样认定：宇文泰所纠集的关陇豪右，大都拥有私兵性质的“乡兵”或“义勇”、“义徒”、“义众”。这些“乡兵”、“义勇”，在未被宇文泰纳入府兵系统之前，都是典型的地主私人武装性质。
既然地主私人武装如此众多，宇文泰要完全依靠由鲜卑人组成的军队去实现其政治野心，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他采取了广泛吸收汉族地主武装加入府兵系统的作法。根据史书所载，宇文泰“初置六军”在大统八年（公元542年），大统九年便采取了“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29〕的措施。然而，实际上他吸收乡兵加入府兵系统的作法，早已着手了。《周书》卷2《文帝纪》谓大统三年，宇文泰“征诸州兵皆会”，与高欢战于沙苑。正是这一次，裴侠就“领乡兵”参加了战斗，事详《周书·裴侠传》；还有梁昕也于大统初，“复从弘农，战沙苑，皆有功”，可见梁昕也是领乡兵参战者〔30〕。这时虽尚无府兵之名，但宇文泰对乡兵的利用是很明显的。大约是为更好地利用乡兵，宇文泰于大统四年左右正式设立了“帅都督”一官作为统领乡兵的官职。如《周书·苏绰传附苏椿传》，谓苏椿于大统四年后在西夏州“除帅都督”，可见“帅都督”一官至晚在大统四年已经设置了。同传又云：“（大统）十四年，置当州乡帅，自非乡望充当众心，不得预焉。乃令驿追椿领乡兵。”苏椿是武功人，此处之“置当州乡帅”，即于武功置“乡帅”。由于乡帅只能由“乡望”充当，故这时苏椿已奉命“行弘农事”，便命驿把他追回武功“领乡兵”，可见“领乡兵”者必为“乡望”，也一定要“除帅都督”。正因为如此，《周书·柳敏传》亦谓柳敏“加帅都督，领本乡兵”；同书《郭彦传》亦谓“大统十二年初选当州首望，统领乡兵，除帅都督”；同书《韦瑱传》也说他“以望族，兼领乡兵，加帅都督”。所有这些例证，都把“民望”、“乡望”与“首望”、“望族”，同“加帅都督”、“领乡兵”联系在一起，足见三者之间密切的内在联系。对这些“乡望”来说，“领乡兵”是他们获得官职的本钱；对宇文泰来说，“置乡帅”、“加帅都督”，是其利用乡兵的一种手段。因此，“乡兵”被纳入府兵系统之前的私兵性质是十分明显的。
“乡兵”即使被纳入府兵系统以后，仍不免有某些私兵的痕迹，甚至仍保留“乡兵”的称号。《周书》卷44《李迁哲传》谓李迁哲“世为山南豪族”，大统十七年才“降于西魏”，在西魏、北周被封侯、任刺史，建德三年“卒于襄州”。迁哲死后，“第六子敬猷嗣，还统父兵，起家大都督。”这时已实行府兵制多年，而李迁哲死后，其所统军队的指挥权可以由其子继承，岂不是仍有私兵的性质吗？又如《隋书》卷74《酷吏·田式传》载田式，“周明帝时，年十八，授都督，领乡兵”；同书卷63《樊子盖传》云：“高祖（指隋文帝）受禅，以车骑将军领乡兵，以仪同领乡兵”；同书同卷《刘权传》云：“高祖受禅，以车骑将军领乡兵，从晋王平陈”；《隋书》卷64《张奫传》云：“高祖作相，授大都督，领乡兵”；同书同卷《陈稜传》云：隋初，“拜开府，寻领乡兵”。所有这些例证，都证明在府兵制实行多年之后，及乡兵被普遍纳入了府兵系统以后，“乡兵”之名，依然存在，这表明“乡兵”的私兵色彩没有因为府兵化而彻底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