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言

五十多年来，在我国西北甘新地区，即汉代河西四郡和西域的地带，曾经先后出土了大宗的汉简。按照汉代郡县，可分为以下五类。

一、敦煌汉简　共出三批。（1）1906—1908年斯坦因采获705枚，报告见《中亚与中国西域考古记》（Serindia）和《中国沙漠考古记》（Ruins of Desert Cathay），简影见于沙畹《中国古文书》及王国维《流沙坠简》。（2）1913—1915年斯坦因采获84枚，报告见《亚洲腹部考古记》（Innermost Asia），简影见于马伯禄《中国古文书》。（3）1944年夏鼐等掘获43枚，简影见夏鼐《考古学论文集》。以上共计830简左右，就它们出土地点考之，大部分属于敦煌郡玉门都尉和中部都尉，小部分属于宜禾都尉，而没有阳关都尉的。

二、酒泉汉简　1913—1915年斯坦因采获105枚，报告及简影同上述之（2）。就其出土地点考之，大部分属于酒泉郡西部都尉和北部都尉，小部分属于东部都尉。1930年贝格曼在北大河A 42所采获的4简，也属于东部都尉而不是张掖郡的。

三、张掖汉简　1930年贝格曼在额济纳河两岸及黑城南的卅井塞采获约10000枚，报告见《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简影见《居延汉简甲编》和《居延汉简乙编》。就其出土地点考之，一半属于张掖郡居延都尉，一半属于张掖郡肩水都尉，所以应称它们为“张掖汉简”，更合宜些。

四、武威汉简　1959年甘肃省博物馆在今武威县磨咀子第6号墓清理出《仪礼》简册九卷及其它少数杂简共504简，在第18号墓发掘出“王杖十简”，详《武威汉简》[1]。今武威县在汉代为郡治所在的姑臧县，这些简与屯戍无关，称为“姑臧汉简”，更合宜些。

五、罗布淖尔汉简　1930年与1934年黄文弼在新疆罗布淖尔北岸掘获71简，见《罗布淖尔考古记》。出土地，据陈宗器说宜为默得沙尔；据简文似为居卢訾仓所在，属于西域都护。此所出简，似应称之为“西域汉简”，较胜于“楼兰汉简”。

以上五处所出汉简，除武威外，都是汉武帝起在河西走廊修筑边塞并屯田西域、置亭隧所遗屯戍文书。它们的年代，虽也有延至东汉者，但以西汉时期的占多数。它们在性质上都有相同之处，然而相距颇远。张掖两都尉的边塞沿额济纳河，南北之间相距约250公里；酒泉、敦煌两郡的边塞沿疏勒河，东西之间相距约500公里；而玉门关与罗布淖尔北岸默得沙尔相距约250公里。已出土屯戍简札仅达11000枚左右，只是整个边塞所遗文书的一小部分，而且缺少武威郡和张掖郡南部边塞的资料。这些出土资料是很不完备的，但若加以系统的整理与研究，则对于研究汉代河西四郡的历史，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在整理汉简的过程中，感到汉简的研究不仅是排比其事类，与文献相比勘，或者考订某些词、字或片断的历史事件，而需要同时注意以下诸方面：第一，关于出土地问题，即遗址的布局、建筑构造，以及它们在汉代地理上的位置。王国维在《流沙坠简》的附表中曾对敦煌诸隧图相当于简上何等级的治所，作过初步的推定。马衡也曾经企图用坑位来编次居延汉简。为了整理居延汉简，我们首先根据调查报告作“额济纳河流域障隧述要”，然后根据出土地排列“邮程表”和“候官·部候·隧次表”；对于河西四郡的建立，汉武障塞的设置，两汉都尉和居延地理沿革，都有加以研究的必要。第二，关于年历的问题，利用汉简详确的排列“汉简年历表”，可以恢复两汉实际应用的历法。它和后世用四分法推出的两汉朔闰表，虽大体上相同，也有出入。有了它，结合出土地，我们可能将零散的不同内容的各种簿籍，恢复其较完整的形式，使之有所附丽。第三，关于编缀成册和简牍的尺度、制作的问题。我们在整理武威仪礼简册和王杖简册时，曾复原了九册《仪礼》和一册王杖诏书，探索到各种简牍有一定的尺度和制作、写作的过程，详《武威汉简·叙论》。居延不同地点所出众多拆散之简，是可以根据内容、年历、出土地、尺度、木理、书体等编缀成不同的簿册的。只有这样，才可以掌握较整齐的档案卷宗，更好的用以研究历史。第四，关于分年代、分地区、分事类研究与综合研究相互结合的问题。根据出土地、年历推断与编册成组，有可能分地区、分年代的进而分事类的进行研究。“居延”和“骍马”两地区都有屯田的记录，而其制度不尽相同，前者明显的推行了代田法。居延未行与已行代田法，亦应有所不同。两汉奉给制度截然有别，即在西汉亦曾两度益奉，故同一等级官吏的月奉钱前后不同（详《汉简所见奉例》，载《文物》1963年第5期）。居延都尉与肩水都尉所属隧名有同名的，不可混同为一，遂致隶属关系淆乱。凡此皆需先加分别，然后才可综合不同年代、不同地区的汉简，互相补充，全面的研究表现于汉简上的官制、奉例、历制、烽火制、律法、驿传关驿等等，并与文献互勘，用以了解汉代经济的、社会的、军事的种种面貌。

本文现在发表的，是上述研究计划中的两篇，概略地考定西汉时代（汉武帝晚期以来）在额济纳河两岸的边塞防御设置的规模及其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