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缮写

在雕版术尚未发明、熹平石经尚未刊刻之前，汉世学者传诵的经典传记，多为传钞本。东汉时洛阳市肆已有卖书的，《后汉书·王充传》曰：“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扬雄《法言·吾子篇》曰：“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则当时已有职业钞书的人与专门售书之肆。有受雇代人钞书的，所谓“佣书”、“写书”。武威出土的九篇《仪礼》，大约都是钞本或传钞本。甲本和乙本《服传》是内容完全相同的钞本，但甲本属于十七篇之一，与其它六篇是一套书，故木简长短一律。乙本是属于另一套的，较短于甲本，而每行字数几乎倍于甲本。在各篇中，有一篇由一人一次钞齐的，有由数人数次钞成的（或由数人同时分钞，或由数人先后钞成的）。即使是同一人所钞写，在同一篇中（甚至同一行中）对于同一字可以有不同写法，可知书手并不如经师那末固守师法家法。

凡一篇由一人从首钞到底的，则每简行款较一律，只用一个顺序叶数，如《士相见》第一至十六简，每简约为六十字。凡一篇由数人分钞的，其分钞情形有不同的。第一，如《少牢》第一至四十一简为一书手所钞，他钞到第四十一简为止，该简只有四十八字，不足一行。这位书手的每行平均字数都多于六十字。第四十一简以后的六简，易一书手，另起叶数一至六，字体亦稍异。这同一篇的两部分，显然是两个书手分头钞的，同时与否不可知。第二，如《有司》七十八简是分三部分钞而有三个叶数顺序的：上部第一至五十一叶是一个人所钞，中部第一至第十三叶并下部第一至第九叶是一人所钞，下部第十至第十五叶系第三个书手所钞。前两个书手将叶数写在简背末端，而第三个书手写在正面下端。《有司》第二书手前后写了两次，用了两个叶数；第三个书手接钞于其后，而顺续其叶数。这三部分是三人先后接钞的，故每行字数都在六十字上下，易手之际没有不足行的。第三，如《特牲》五十三简，自第一至第四十简是一个书手所钞，有叶数；四十简以下十三简是另一书手所钞，即无叶数而行款大异，木简稍长一点而木理木色不同于前四十简。此可推测为利用旧钞简而补钞的：由于最后第五十三简篇末有记字数的一行，乃前四十简书手的笔迹，故是补钞后补写上的；由于前四十简是补钞的，故第四十简以前，都是六十字上下为一行，而第四十简写到四十三字即止。

简写经册，其上的笔墨之迹可分为三部分：一是经的本文，包括内外篇题、篇次、经、记（传）、章句号、重文号和篇末记字数；二是简末的叶数；三是章句号、重文号以外的标号。第一部分是书手根据一个本子钞录的，第二部分是书手所编写的叶数，第三部分是经师诵习时所作的记号。

书写的工具和材料，除了简牍以外，最主要的是笔、刀、墨和丝纶或麻绳。武威第六号墓，没有发现这些实物。但邻近第二号墓则出土有毛笔一枝，参后补录（八六页）。居延所出土的一枝毛笔（详马衡《记汉居延笔》，《国学季刊》三卷一号），马氏考订为宣帝以后至东汉初物，与武威汉简约略同时。所用的墨当是汉代所行的丸墨，如陕县刘家渠第八号东汉墓所出的该墓并出书刀一；其邻墓出土竹简二。简牍行用于先秦，都是用毛笔书写而绝非刀刻的：《管子·霸形篇》曰：“于是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笔”，《庄子·田子方篇》记宋元君将画图，众史“舐笔和墨”；《韩诗外传》卷七周舍见赵简子曰：“墨笔操牍，从君之过，而日有记也”。

荀勗是亲见汲冢竹书而参加校理的，他在《穆天子传序》谓汲冢出书“皆竹简……以墨书”，而王隐《晋书》却说“得竹书漆字科斗之文”。墨亦可称为漆，《仪礼·士昏礼》注云：“墨车，漆车”，《释名·释车》曰：“墨车，漆之正黑无纹饰，大夫所乘也”。出土战国至西晋竹木简，地无分南北，全是墨书，荀氏据目验所述是正确的。但载籍上往往有漆书之称，如《后汉书·杜林传》谓林“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又《儒林传》说诸儒生“亦有私行金货、定兰台桼书经字以合其私文”（亦见《吕强传》）。凡此漆书，恐怕仍然是墨书。兰台经字，当是刘向所据以校之简本以及他所校定的杀青简书。

兰台漆书和刘向校书后写于杀青竹简上的，都是官家的定本。刘向《叙录》所谓“皆已定”、“已定”，刘歆《山海经》叙论曰：“今定为一十八篇，已定”，郑玄《仪礼·有司篇》注云：“古文觯皆为爵，延熹中设校书，定作觯”。凡此“定”都指经校定了的定本。定本藏于兰台，还有贿赂私改经字的，才有熹平刻石之举，如此公开于众，可免弊端。在此以前，中秘有中书定本，而民间又有民间写本，颇有文字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