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弟子”的考述
在日忌杂简的背面，有一行可以推测为墓主人所写的记事，文曰“河平□年四月四日，诸文学弟子出谷五千馀斛”。“文学弟子”一词，不见于《汉书》和两汉碑刻。汉代所谓“文学”，乃指经学而言。它同时又是一种资历和学官的称谓。所谓“弟子”，自然是对业师而言，太常博士以至郡国县都有弟子，郡国或称诸生。
西汉文、景之世，京师（中央）与郡国（地方）先后设立学官。据《汉书·武纪》建元五年春置五经博士，《百官公卿表》和《儒林传·赞》略同。但在此以前的文、景之世，已设博士，见刘歆《移太常书》、赵岐《孟子题辞》和《汉书·翟酺传》，并立传记，后罢。《史记·儒林传》述武帝时公孙弘议因旧官“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汉书·儒林传》述至昭帝时满百人，宣帝末倍之，元帝时设员千人，成帝时一度增至三千人。
正式的博士弟子以外，尚有另一种附学于博士官的来自郡国的文学之士。自文帝始，试行了一种诏举制度，郡国举文学为诏举项目之一。《汉书·文纪》及位二年“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十五年“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语在晁错传”；《晁错传》曰“后诏有司举贤良、文学士”。《汉书·循吏传》文翁“景帝末为蜀郡守……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馀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华阳国志》卷十《蜀郡士女志赞》自注云“张宽字叔文，文翁遣宽诣博士东受七经，还以教授”。此可见蜀郡遣送小吏就业博士之事，齐、鲁已有先行之者。至武帝时，《史记·儒林传》述公孙弘议请“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制曰可”。《汉书·公孙弘传》曰“武帝初即位，招贤良、文学士。……元光五年复徵贤良、文学”。前者似指《武纪》元狩六年诏，后者见《武纪》元光五年“徵吏民有明当时之务……令与计偕”。是郡守选送文学士至京师就业博士，一时成为制度，而诏举文学仍行于昭、宣之世。《汉书·儒林传。序》曰“昭帝时举贤良、文学”，《昭纪》始元五年诏“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六年“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后者亦见《食货志》下及《车千秋传》，曰“于是盐铁之论起矣”，《盐铁论·利议篇》曰“故举贤良、文学高第”（又见《相刺篇》）。《汉书·宣纪》本始元年“诏内郡国举文学高第各一人”，元康元年诏“其博举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学，明于先王之术，宣究其意者，各二人”。郡举文学之诏，最晚见于此，而特别注明内郡，则其不及于边郡可知。
郡国所举文学的性质及其进升途径，可由晁错与儿宽二人实例，加以说明。
《史记·晁错传》曰“以文学为太常掌故”。集解引“应劭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索隐引“服虔云百石卒吏。《汉旧仪》云太常博士弟子射策中甲科补郎，中乙科补掌故也”。以文学为太常掌故者，以郡国文学入京师受业于太常博士如弟子，参加岁试射策，中乙科为掌故。《汉书·晁错传》曰“以文学为太常掌故。……诏以为太子舍人、门大夫、迁博士。……于是拜错为太子家令”。又曰“后诏有司举贤良、文学士、错在选中。……时贾谊已死，对策者百馀人，唯错为高第，由是迁中大夫”。错被举二次：第一次郡国举为文学，入京在太常岁试射策中科为掌故；第二次错既为太子家令，被某某四臣举为贤良，对策为高第，故对策自称某某四臣“所选贤良太子家令臣错”。由此可证文帝时已举贤良、文学而贤良与文学有别。
《史记·儒林传》曰“儿宽既通尚书，以文学应郡举，诣博士受业，受业孔安国。……以试第次，补廷尉史”。《汉书》则作“以郡国诣博士，……以射策为掌故，功次补廷尉文学卒史（臣瓒曰《汉注》卒史秩百石）。是时张汤方向学，以为奏谳掾”。《张汤传》曰“是时上方乡文学，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儿宽治尚书，以郡国就业太常博士，故因张汤之请而补廷尉史。《汉书·百官公卿表》元朔三年“中大夫张汤为廷尉，五年迁”，则儿宽补廷尉史在元朔五年前。元朔五年，公孙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著为功令，见《汉书·武纪》。在此功令中，郡举文学“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然晁错、儿宽俱以郡国文学诣太常受业，俱岁试射策为掌故，则郡国文学参加太常岁试不始于元朔五年之功令，乃前已行之。
由上述二人之例，可知郡国所举文学之士，其进升途径约经以下四个阶段：（1）郡国选举入京师，（2）诣太常从博士受业，（3）参加岁试射策，（4）中科后因第次授官。兹分述之如次。
郡举文学的人数，大约为郡各一、二人。武帝时公孙弘所议功令，只提到“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既包括郡、国以次的县、道、邑，而未定人数。昭帝时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故《汉书·路温舒传》曰“内史举温舒文学高第”。宣帝本始元年诏内郡国举文学高第各一人，元康元年诏博举吏民通文学者各二人。至于景帝末蜀郡文翁所选送者为小吏十馀人，似非常例。徵选出自天子诏令，亦有徵自大臣者，如《汉书·韩延寿传》曰“大将军霍光持政，徵郡国贤良、文学，问以得失。时魏相以文学对策”，《魏相传》则曰“举贤良，以对策高第为茂陵令”。郡国所举者或名之为“文学”，或名之为“文学高第”，《盐铁论·相刺篇》大夫曰“所谓文学高第者，智略能明先王之术而资质足以履行其道，故居则为人师，用则为世法。……诸生所谓中直者遭时蒙率备数适然耳，殆非明举，所谓固未可与论治也”。又《利议篇》大夫称所举贤良文学高第为诸生。
郡国所举的文学到了京师以后，可以仅仅参加诏问对策，而任以官，如魏相以文学对策为令，如《汉书·张禹传》曰“举为郡文学。甘露中，诸儒荐禹，有诏太子太傅萧望之问。禹对……试为博士”。可以受业于太常博士官，如公孙弘所定诏令“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如《汉书》儿宽传、文翁传；又《萧望之传》曰“以令诣太常受业”，令即公孙弘所议“功令”，注引“如淳曰令：郡国官有好文学、敬长、肃政教者，二千石奏上与计偕诣太常受业如弟子也”。
公孙弘所定“功令”，郡举文学参加岁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汉旧仪》以为射策中甲科补郎，乙科补文学掌故。《汉书·匡衡传》曰“衡射策甲科，以不应令，除为太常掌故，调补平原文学，学者多上书荐衡经明，当时少双，令为文学，就官京师”。是宣帝时仍分甲乙两科，射策中甲科为郎，不应令可除为文学掌故。《史记·儒林传》索隐引“如淳云《汉仪》：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补郎中，乙科二百人补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次郡国文学秩百石也”。此制似在武帝以后，与王莽制亦不同。《汉书·儒林传》载王莽时“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
射策中科后可以为文学掌故、文学卒史，可以为郡国文学，皆秩百石。而《匡衡传》学者上书请留衡为文学就官京师，此“文学”当是在京师之官。《汉书·霍光传》废昌邑王奏议列名者有“诸吏文学光禄大夫臣迁、臣畸、臣吉……臣夏侯胜”，《汉书·夏侯胜传》昭帝时“徵为博士光禄大夫”，是“诸吏文学”即博士官。郡国学官之称博士者，仅见《汉书·河间献王传》，立毛氏诗博士。《后汉书·马武传》述邓禹对光武曰“臣少尝学问，可郡文学博士”，则为自谦之辞。
《汉书》匡衡“调平原文学”，《后汉书》魏应“举明经，除济阴王文学”，又张玄“举明经，补宏农文学”，凡此皆郡国文学之官，先应郡国之举而后仕为文学之官，即《汉仪》次于郎中、太子舍人的“郡国文学”，秩百石，乃郡国文学官的品位。《汉书·王尊传》述宣帝时“尊称病去，事师郡文学官，治尚书论语”，师古云“郡有文学官，而尊事之以为师也”。郡国立学官，倡议于景帝末蜀郡文翁，定制于武帝，扩充于元帝、平帝之世。《汉书·循吏传》述文翁在蜀郡“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汉书·儒林传》元帝时“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此即《汉仪》所谓“郡国文学秩百石”。《汉书·平纪》元始三年“立官稷及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
据上所述，郡国之学为“学官”，而县、道、邑之学为“校官”，合之则称“学校官”如《汉书·循吏传》所记。学官之称见于：《汉书·申公传》曰“其学官弟子”，《文翁传》曰“学官弟子”，“学官诸生”，《何武传》曰“行部必先即学官见诸生”，《王莽传》曰“宜班郡国令学官以教授”，《后汉书·刘宽传》曰“典历三郡……尝引学官祭酒及处士诸生执经对讲”。校官之称见于：《汉书·韩延寿传》曰“徙颍川……令文学校官诸生皮弁执俎豆”，《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十年“幸南阳……召校官弟子作雅乐”，校官掾见《隶续》卷十五“公乘校官掾王幽题名”及卷十六“蜀郡繁长张禅等题名”。后汉时学校弟子有近千人者，如《隶释》卷一“史晨飨孔庙后碑”曰“并畔宫文学先生、执事、诸弟子合九百七人”，《华阳国志》卷十《蜀郡士女志》张霸为会稽太守“立文学、学徒以千数”。就业于学校的，为弟子、诸弟子，亦称诸生。
学校的教官，见于西汉记载者有平原文学、郡文学官和郡国文学，秩百石同于五经百石卒史和文学掌故；见于东汉记载者有弘农文学，济阴王文学、鲁国称文学先生。至于《汉书》中单称某人为“郡文学”者有可能指郡文学官，也有可能指郡举文学，其例如下。（1）武帝时隽不疑“治春秋为郡文学，进退以礼，名闻州郡”。（2）昭帝时韩延寿“少为郡文学，大将军霍光徵郡国贤良、文学，问以得失”，是延寿以郡举举文学应徵对策。（3）昭帝时张禹“至长安学”易与论语，“既皆明习有徒众，举为郡文学”，而后对策试为博士。（4）昭帝时盖宽饶“明经为郡文学，以孝廉为郎，举方正对策高第”。（5）宣帝时诸葛丰“以明经为郡文学，名特立刚直，贡禹为御史大夫，除丰为属”，则其为文学时尚未除为郡吏。（6）成帝前梅福“少学长安，明尚书、穀梁、春秋，为郡文学，补南昌尉”。上六例中，有些可能为郡文学官，然如张禹之例，以明经举为郡文学，而未举以前已聚徒教授。因此，凡称“为郡文学”者可能指未仕以前的学衔或功名，非“除”“补”“调”的文学官。且上述六例皆在武帝以后的昭、宣二世，正是诏举郡国文学的时代。昭帝始元六年盐铁论议，参加的有郡国所举的“文学”，《盐铁论》最后一章称之为“文学鲁万生之伦六十馀人”，论中被对方的“大夫”呼为“诸生”，而《相刺篇》大夫称他们为“文学高第”“居则为人师”，则诸生在乡里不待任为学官已为人师。郡国诸生应举入京师对策，称为“文学”或“文学高第”，在郡国则当可以此资格称为“郡文学”。
如匡衡、魏应、张玄之例，是经过考试或选举为中央所任命有官秩的“郡国文学”。至于郡国所自辟除的文学教官，似亦可称为郡文学；如上述梅福等人，有可能属于此。郡国所自辟除的“文学”，和郡国应诏而选举入京对策的“文学”，可能相并而行，二者之间颇有相重的可能。
郡国文学官下的属吏，属于西汉者仅一见于《汉书·郑崇传》曰“少为郡文学史”，指郡文学所属的文学史。东汉则文学有掾有史，《后汉书·杨厚传》曰“郡文学掾史春秋飨射常祠之”，《灵帝纪》熹平五年“试太学生年六十以上百馀人，除郎中、太子舍人，至王家郎、郡国文学吏”，是郡国文学吏分发自中央之例。《后汉书》记杜笃“后仕郡文学掾”，杨由“少习易……为郡文学掾”，陈实“托太守高伦用吏，伦教署为文学掾”，后者乃郡所署用之例。东汉碑刻题名，记录较详。《隶释》卷一“孔庙置百石卒史碑”有文学掾，是鲁有此官。巴、蜀碑刻尤详。《隶释》卷五“巴郡太守张纳碑阴题名”，有文学主事掾、文学掾、文学主事史、文学史。《隶释》卷十四“蜀学师宋恩等题名”，有师二十人，孝义掾、口业掾各一人，易掾二人，易师三人，尚书掾三人，尚书师三人，诗掾二人，［礼］掾二人，春秋掾二人，文学孝掾一人，文学掾一人，文学师四人。（《隶续》卷十六“蜀郡繁长张禅等题名”有郡文学师。）由此两刻，知文学主事掾下有文学掾若干人；文学主事史下，有文学史若干人。此二者合称为文学掾史或郡国文学吏。文学掾中，有以专经分科者，如易、尚书、诗、礼、春秋之掾是五经的专师，即元帝时所置“五经百石卒史”。掾高于史或师。汉平帝设学校官“置经师一人”疑相当于宋恩题名中置于前列的“师”二十人，高于文学掾、文学师。（蜀之文学师即文学史。）鲁泮宫文学先生则相当于经师或文学掾。专经之掾高于专经之师（史），后者高于不专经的掾、师（史）。
以上探索了西汉“文学”一词作为一种身份的源流，因而涉及了当时学校选举制度。武帝以后，附学于博士官的郡国选送的文学之士及小吏，得受业太常如博士弟子，参加岁试，他们是“弟子”而不能称为“文学弟子”。郡国所举文学，诣京师对策，他们的原来身份是诸生，称为“文学高第”或“文学”，似乎也不能称为“文学弟子”。况且郡举文学以及诏举郡国文学士，盛于昭、宣，此后即不行；而太常博士的弟子员额大增，亦无必要再行前制。武威汉简记“诸文学弟子”于成帝河平年间，在郡举文学或郡文学已不盛行之时，那末“文学弟子”最可能指郡国文学官的弟子。鲁国的“文学先生”与“诸弟子”为对，则诸弟子乃“诸文学弟子”，亦即“学官弟子”、“学官诸生”。
墓主人记诸文学弟子出谷事，他本人当时很可能为专于一经的“礼掾”之类的经师。由于此墓夫妇合葬而有王莽钱，则夫或妇一定度过了西汉晚期。河平在元帝置五经百石卒史之后，推测墓主人于该时曾为礼掾之类。河平以后及其死葬武威之前，在武威郡是否曾任文学或文学掾、师之职，已无可考。边郡置郡文学官，亦不见记载，在西汉晚期是有此可能的。
一九六四年八月，北京钱粮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