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刮治

从竹简破析出来的简条和从椠木片解出来的札条，都需“力加刮削”。武威出土的竹木简，其上下两端都是锯齐后又加磨平的，故竹木简端四方有棱角。木简的表面，特别是书写的一面，打磨光滑，棱角分明；木简的横剖面作正角的长方形。木质极佳，经久不蛀，亦少木结，纤细而坚实。在刮削平整、打磨光滑以后、书写之前，似经过一道用特殊液体涂染的手续。此事不见记载，我们所以如此推断者，一由于武威木简（尤其是《燕礼》的若干简）写字的一面光亮有色泽，不同于背面；一由于凡削改的字的墨痕往往化开晕开。削改重写的字迹，其所以化开晕开者，一则可推测为表面曾涂染液体，使其易于受墨；一则或者由于削去一薄层后的木质尚有潮气所致。后世的纸为防蠹而有染潢及雌黄治书法，前者用黄蘖（黄柏）汁染纸，后者用雌黄和胶清染纸，详《齐民要术》卷三《杂说》第三十篇。出土木简表面有光亮，似涂胶质者。

竹简的修治，比木简为繁。它要削平竹节的部分，还要经过汉简或杀青的手续。《太平御览》卷六〇六引《风俗通》曰：“刘向《别录》：杀青者，直治竹作简书之耳，新竹有汁，善折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陈楚之间谓之汗，汗者去其汁也。吴越曰杀，亦治也”。《后汉书·吴祐传》曰：“恢欲杀青简以写经书”，注云：“杀青者，以火炙简令汗，取其青易书，复不蠹，谓之杀青，亦谓汗简，义见刘向《别录》也”。是杀青为防蠹易书。刘向每校一书竟，辄条其篇目，录而奏之，其所奏序录（参姚振宗所辑《别录》）中往往称“皆已定以杀青简书可缮写”（《孙卿书》），“皆定以杀青书可缮写”（《战国策》），“杀青而书可缮写也”（《管子》），“皆以杀青书可缮写”（《列子》），“皆定杀而书可缮写也”（《邓析书》）。杀青书与缮写是先后二序，《太平御览》卷六〇六引《风俗通》曰：“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由是言之，杀青者竹，斯为明矣”。是先写于简，然后缮写于素。上所引述见于《太平御览》的《风俗通》佚文，旧皆以为《别录》佚文，是不对的。此两段原系一节，乃应劭解释刘向《叙录》中所习用“杀青书”“可缮写”两词，故结尾以“由是言之”，证明开首所言杀青为治竹作简书之不误。

武威出土竹简，书写于竹里（即所谓笨）的一面，经久未有虫蛀伤，出土后风化劈裂，裂处暴起成丝。此可证书写以前一定经过杀青的手续。同出土木简，除少数因坠入棺侧受潮弯曲以外，十分之九以上平直不曲，则此等简亦先经风干而后上书的。

刮削以后、编联以前，可能还有一道手续。在乙本（较短而狭）的木简上，凡编绳所过之处，于其棱上刻有极小三角形的契口，用以固定绳编，使其不致脱落或上下移动。长沙杨家湾出土的七十二简，简长13.5厘米，各于其距上下端约3.6—4厘米处，亦刻有此等契口。《流沙坠简》神爵三年历谱十一简，长汉尺一尺，每简距简端、简末约7.5厘米处亦刻契口于其右侧棱上。王国维《简牍检署考》曰：“颜师古《匡谬正俗》六款缝，此语言原出魏、晋律令。《字林》作䥗、刻也。古未有纸之时，所有簿领皆用简牍，其编联之处恐有改动，故于缝上刻记之，承前以来呼为䥗缝，此即六朝以后印缝、押缝之所由出，未必为周、秦、汉初之制也”。《匡谬正俗》曰“今官曹文案于纸缝上署记，谓之款缝者，何也？答曰：此语元出魏、晋律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