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编联
单一的简或札，在写用以前，必先缀合若干同长的简札而编联之成册。《说文》曰：“编，次简也”；《汉书·张良传》曰：“出一编书”，师古注云：“编谓联次之也，联简牍以为书，故云一编”；又《诸葛丰传》曰：“编书其罪”，师古注云“编谓联次简牍也”；《汉书·路温舒传》曰：“截以为牒，编用写书”，师古云：“小简曰牒，编联次之”，《后汉书·周磐传》曰：“编二尺四寸简”；《后汉书·蔡伦传》曰：“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释名·释书契》曰：“简，间也，编之篇篇有间也”，“札，栉也，编之如栉齿相比也”；《汉制度》称策书为“编简”，《文心雕龙·书记篇》所谓“编牒”，又曰：“古史世本，编以简策”。古文字“册”字象简札编联之形，故《说文》册下曰：“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独断》曰：“策者简也……其次一长一短，两编下附”。
简、札与册是应分别的，前者为单一的简或札，后者为编连若干简或札而成的书册。《仪礼·聘礼》贾疏曰：“简谓据一片而言，策是编连之称”，《既夕》贾疏曰：“编联为策，不编为简”，《春秋左传序》孔疏曰：“单执一札谓之为简，连编诸简乃名为策”。书籍所用策字，其本字应作册。《荀子·大略篇》注云：“策，编竹为之”，《曲礼·释文》曰：“策，编简也”，凡此策皆是册。《国语·鲁语》上记臧文仲闻展禽之语（约五百余字）曰：“使书以为三筴”，韦昭注云：“笑，简书也，三笑三卿，卿一通也”，三册是三通简书。但《孟子·尽心篇》下曰：“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则以策为简，是为例外。（筴为策之俗写，详《颜氏家训·书证篇》。）
所用以编简札为册者，多为丝纶，字或作绳或作编。荀勗《穆天子传序》谓汲郡魏冢所出“皆竹简素丝编”，《南齐书·文惠太子传》记襄阳古冢所出《考工记》“竹简书，青丝编”，《太平御览》卷六〇六引刘向《别传》曰：“《孙子》书以杀青简，编以缥丝绳”，《文选》卷三十八《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注云：“刘歆《七略》云：《尚书》有青丝编目录”，独《史记·孔子世家》谓孔子晚而读易，“韦编三绝”。居延出土汉简册，则用麻绳。
武威出土简册的编纶，已腐朽散失，从其残留在简上的作初步观察，则木简似用细麻绳而竹简可能用丝纶。但编纶所曾经穿系过之处，简上显淡淡一道绳痕，照片上尚可显出；凡编纶所过之处，必然避过不写文字，我们名之为空格。
据《汉书·路温舒传》和《后汉书·周磐传》，是先编简而后写经文。武威出土竹木简《仪礼》和王杖十简，也都是先编后写，所以凡编绳所过之处空格不写。今所印行的临摹本，一依原款，所以各简所空之处横成一道。乙本第三十四简简末在穿绳之下补一“为”字而避开编纶之处，足证书写之时已编好成册。《居延汉简甲编》永元器物簿（编号1）和永光二年简（编号2552）都是编册而且保存了两编的麻绳。永元器物簿由七十七简（内二白简）编成，出土时尚裹成一卷；永光二年简由三简编成。永元器物簿共包含了永元五年六月至七年六月整二年五个“编”的汇合，它是先分别书“编”而后编缀五个“编”成册的，故麻绳盖过了简上的文字，而简文一行直书无空格，乃先书于单简者。
每一册用几道编纶，因册书的长短而有所不同。武威出土竹木简，有五道、四道、三道、二道之别。
五道编纶，竹简丙本如此。二尺四寸简。第一、第五道距简端、简末很近。第三道居中。第一、二道之间的距离略等于第四、五道之间的距离，短于第二、三道或第三、四道之间的距离，后两者又是大略相等的。第一道之上，第五道之下，是不写文字的，文字分写四段：第一、四段短于第二、三段。以丙本第三十简为例，第一段九字，第二段二十字，第三段十九字，第四段十字。大致说来，一简足行为六十字上下，第一、四段各为十字上下，第二、三段各为二十字上下。
四道编纶，甲本、乙本木简如此。二尺四寸简或稍短之简。以甲本《士相见》第七简为例，此简长55.5厘米，第一道至简端，第四道至简末，皆为1.5厘米；第一、二道之间，第二、三道之间，第三、四道之间的距离约为17厘米（即17、17.8、17.7厘米）。四道者除去上下简端、简末外，分为等长的三段，每段容字二十字，全行六十字整。简端、简末即后来的天地头。简端不写文字，但章号往往在此，在第一道编绳之上。简末亦不写正文，惟叶号在此，在第四道编纶之下。（参图版贰肆《士相见之礼》仿制复原模型。）乙本的四道三段，不如甲本整齐，如第十七简第一段五十一字，第二段四十二字，第三段三十字，共一百二十三字；第十一简第一段四十一字，第二段三十七字，第三段二十九字，共百又七字。又甲、乙本第一、二简背面的篇题、篇次皆在第二道之下。
三道编纶，王杖十简如此。尺简。三道二段，上端第一道上约1.5厘米，上端之顶至第一段末字，第二段首字至下端之末，俱约11.2厘米，第一、二段之间空一字地位约0.5厘米。上端第一段之上（天头），第二、四简各书“制”字，其它八简作一圆点。第二道居全简之中。居延、敦煌出土汉简之长汉一尺者亦常用三道编纶，如《流沙坠简》医方第二、四简（竹简）。
二道编纶，日忌杂简第六、七如此。尺简。二道三段，三段平均的将简分为三部分，每段之末有空间，惟第一段顶端写，无空地。第一、二道在全简三分之一、三分之二处。此是先编后写之册。居延所出永元器物簿，尺简，二道一段，编纶的地位与此同，而文字先写，不分段。长沙杨家湾七十二简，六寸簿，亦是二道编纶，地位亦与此同，但每简简端写一、二字，以下无字；与《流沙坠简》器物类第二十六至二十九等简（尺木）相似。
由上所述，则知出土竹木简的编纶，可以由二道至五道，而《说文》、《独断》仅言“二编”，足以补文献所未及。武威甲本、丙本都是二尺四寸最长之简，四道已足，而竹简不如木简硬直，故多一道。凡编册所用的纶绳，至少二道，最多五道，其制大略如此。
编简所用的单简单札，都是同长的，《说文》曰“等，齐简也”。其简与简之间倘有少许长短参差不齐的，则待书写完毕后再加以等齐，即稍事削齐其下端。《说文》册下谓“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独断》也说策书“其次一长一短两编”，《隋书·礼仪志》载后齐封拜册也如此，它代表封册的一种特别形式，和书册不同。王国维《简牍检署考》，对此乃生误解。《释名·释书契》曰：“简，间也，编之篇篇有间也”，王氏谓“殆亦长短相间，故云篇篇有间也”。《释名》本意，当指编简为篇，简与简之间有空格。又刘向奏上《战国策》《叙录》称其书或曰短长，或曰长书，或曰修书，王氏因谓“窃疑周、秦游士甚重此书，以策书之，故名为策。以其札一长一短，故谓之短长。比尺籍短书，其简独长，故谓之长书、修书。……由是观之，则虽书传之策，亦有一长一短如策命之书者”。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汉代的策命，如《汉制度》及《独断》所述，编简为之，或二尺，或尺一，并非如后齐之制。《战国策》之称长书、修书，因其为二尺四寸简所写如汲冢所出战国书籍（《纪年》、《穆天子传》）一样。《战国策》之称“短长”乃指其为纵横之说，与简之长短无关。近世敦煌、居延所出编简都是等长的，汉代典策亦当如此。
汉简上所用以编的绳纶，居延汉简称之为书绳或绳：
驩喜隧两行
、札一比、绳十丈 檄三 八月己酉输 7·8（甲51）
…绳十丈、札二百、两行五十 10·8（甲67）
禽寇隧札二百、两行五十、绳十丈 10·9（甲77）
安汉隧札二百、两行五十、绳十丈，五月输 138·7+183·2（甲782）
胻寇隧绳十丈、札五十、檄二 273·1（甲1431）
谨输正月书绳二十丈，封传诏 居延汉简465·5
又《流沙坠简》烽燧类第二十九简曰：“凌胡隧、厌胡隧、广昌隧各请输札、两行隧五十，绳廿丈，须写下诏书”。互校诸简，可知“两行”与“札”都是实物，两行乃写诏书的尺一，《独断》所谓“而隶书以尺一木两行”，以其长度称之为“尺一”；以其可容两行，称之为“两行”；以其为两行木牍，称之为“木两行”，即木牍，而《论衡·效力篇》又有所谓“五行之牍”，更宽于此。《独断》之文，旧多误解，故王国维读为“尺一木”，是错误的。《独断》曰：“表……多用编两行，文少以五行”。此谓文长者用“编两行”之册，而文少者用单个的“五行之牍”，即版。此可证“两行”是编册用的，“五行”是单版。“编两行”之“两行”亦名物。札与两行之别当在宽狭，然它们都是编成册子的构成单位。每一个“札”或“两行”，需配合一定长度的绳子。居延诸简，除称为封传诏的“书绳”系缚束书函之用外，其它单称“绳”的乃是编绳，与札、两行之数成一定比例：二百枚“札”与五十枚“两行”共用绳十丈即一千寸，则每一札、两行占用汉尺的四寸，约为9厘米左右。汉木札的宽度约为1—1.5厘米，而册上两编上下（即来回）穿过，应占用至少四倍于札广的绳，即约为6厘米，而札与札之间尚需一些绳子，如此每枚占用九厘米之绳，正为适合。敦煌简述每个隧各请输札与两行各为五十，则三隧合请札百五十与两行百五十，合为三百，所请之绳为二十丈，倍于前述诏简的比例。此三隧所请的是札与两行各半，而前述诸简是两行为札的四分之一。由此可以推知凡两行比数多的，需绳长些，则所谓两行的广度必宽于札。由此可知汉世官府所用编札，输自公家，配给定数的绳，两行广于札，而单一者称札称两行；边戍所用，似以两道为常，所给之绳最多只能敷用于三道（札要窄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