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汉简年历表
一九六二年春季，曾试谱“汉简年历表”。一九六三年冬季，又将所谱者重为扩大充实。此表所采用的资料，约如下述。
（一）朔闰表 宋代以来两汉朔闰表的编排，仅有数家。清代汪曰桢的《长术辑要》改正了宋代刘羲叟《长历》的一些错误，但通行本汪氏《长术辑要》稍有误刊之处，张其
和陈垣所作表皆已加以订正。因此，在实质上汪、张、陈是一表，和刘表稍不同而较可据；今采用它作为此表朔闰的依据。
（二）汉简 以额济纳河两岸出土的居延简为主，辅以酒泉、敦煌两郡和罗布淖尔出土的汉简。分别注出其出土的地点。
（三）汉代文献 以两《汉书》的纪、志和《汉书》诸表为主，辅以两《汉书》的传，参考荀悦《汉纪》和袁宏《后汉纪》；东汉部分，酌用《续汉书·天文志》补注所引《古今注》。
（四）汉代实物铭文 两汉金石以及其它器物铭文，亦有少数记年月日干支的，尽量收入。
后三项的资料和汪、张、陈的朔闰表，大多数是一致的。由此可证后人用汉时历术所推定的朔闰，大致上是符合实际的。二、三两项少数的干支和所推的朔闰表有不相合的，其原因有二：一传写、刊印时的讹误，二当时实际颁布施用的年历与推算的不同，后者系由于天官根据天象临时有所更订。今就此表所见汉简与所推朔闰表不同的诸事，分述如下。
（一）闰月 汪表订正了刘表中若干错置的闰月，后来张、陈表也皆同于汪表。根据汉简和汉代文献所见闰月，大致符合汪表所改正的闰月，但也有少数闰月则不尽然，下述其例。
1.太始元年（前96年） 诸表置闰于上年十二月丁丑朔。《五行志》记正月乙巳晦日食，则是年正月丁丑朔；汉简记“大始元年十二月辛丑朔”，则是年闰十二月辛未朔。闰在岁终，犹沿汉初殷历的旧例。
2.始元七年（前80年） 诸表皆闰三月壬申朔，惟汉简三见“始元七年闰月甲辰”，壬申朔不得有甲辰。是年应闰二月癸卯朔或四月壬寅朔，今采前说，则三月壬申朔有丙子与《诸侯年表》“三月丙子”相合。
3.神爵元年（前61年） 诸表皆闰四月壬午朔，惟汉简有“神爵元年四月壬午朔”，则知是年不闰四月而闰三月壬子朔。居延汉简10·27（甲91），5·10（甲92），332·26（甲1721），10·33（甲96），10·30（甲89），10·32（甲34），10·29（甲88），10·31（甲90）等八简是相联的一册，记元康五年（即神爵元年）二月至五月诏书之下达，其闰月丁巳、庚申皆属于闰三月壬子朔，故确定是年闰三月壬子朔。
4.鸿嘉三年（前18年） 诸表皆闰九月庚子朔，惟汉简有“鸿嘉三年闰月庚午朔”，故知应闰八月庚午朔。
5.元寿元年（前2年） 汪、张、陈表闰十一月丙寅朔，十二月乙未朔，惟刘表闰十二月乙未朔。汉简作“建平五年（即元寿元年）十二月丙寅朔”，故知当闰十二月乙未朔，刘表是。
6.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 汪表闰丑正十月癸亥朔，张、陈表闰寅正九月癸亥朔，刘表闰丑正十一月壬辰朔。汉简有“始建国二年十一月丙子下”，则十一月癸亥朔不是闰月，应如刘表闰于十一月壬辰朔。
7.元兴元年（公元105年） 汪、张、陈表闰九月辛巳朔，刘表闰十月庚戌朔。据《续汉书·天文志》“闰月辛亥”，则是年应闰十月如刘表。惟诸表作“十月庚戌朔”，而汉简历谱作“辛亥朔”，应如汉简。
以上七闰可以订正汪、张、陈之失，而证明刘表所推有与汉简相合者三事。
（二）朔日 汪、陈表所推朔旦，有与文献不相合的。如《史记·三王世家》元狩六年四月庚寅朔[3]，而刘、汪、陈表作丁丑朔。此在太初历施行以前。又如《汉书·武纪》及《五行志》记太始四年十月甲寅晦日，日有食之。而刘、汪、陈表作十一月甲寅朔。此在太初历施行之后。汉简所示朔日与汪、陈表不合者有以下少数之例。
1.始元元年（前86年） 汪、张、陈表正月戊寅朔，汉简作己卯朔。
2.元兴元年（公元105年） 汪、张、陈表七月壬子朔，九月辛亥朔，十月庚戌朔；简作七月癸丑朔，九月壬子朔，闰十月辛亥朔。
以上二例均相差一日。
历史文献上偶记改元的年月，但阙漏甚多。史家作史书，于改元之年仅书新改年号名，此与实际不符。出土汉简，同一年内新旧年号先后并见，由此可以考见改元的月份神爵、竟宁与章和之改元，史有明文记载，与汉简相合，其例如下：
汉简有元康五年二月与神爵元年四月，史载改元于三月，合。
汉简有建昭六年正月与竟宁元年二月，史载改元于正月，合。
汉简有元和四年八月五日，史载七月二十七日诏改元章和，合。
由前二例，可知改元诏书下达边郡，约一月即可。汉简有河平五年五月与阳朔元年五月，而史载河平四年六月改元阳朔，实有错误，改元阳朔应在河平五年四月。
由上之例，可以据汉简推定改元之月，其例如下：
汉简有地节五年四月与元康元年五月，改元当在四月。
汉简有神爵五年正月与五凤元年三月，改元当在正、二月。
汉简有五凤五年四月与甘露元年闰（五）月，改元当在四、五月。
汉简有阳朔五年四月与鸿嘉元年六月，改元当在四、五月。
汉简有鸿嘉五年三月与永始元年三月，改元当在二月。
汉简有元延五年四月与绥和元年六月，改元当在四、五月。
汉简有建平元年正月，改元之诏应下于上年。
汉简有建平五年十二月，改元元寿当在十二月或闰十二月。
汉简有始建国六年二月，湿仓斛铭有始建国天凤元年三月，改元当在正、二月。
此外尚有一特殊之例，即本始五年改元地节，史无明文而居延汉简不但有本始五年十二月，更有本始六年正月，敦煌汉简则有本始六年三月。改元地节，至迟应在本始五年十二月，则次年正、二月间诏书应已到边郡，乃迟至三月仍称本始六年，直至六月始称地节二年，当别有原故。
由于一年之中有新旧两年号，故汉简3·14（甲9）曰“乃五凤……五年正月中……至甘露元年六月中”，是年四、五月改元，故年初仍称五凤。东汉碑刻中亦有此例，如《孔庙置守庙百石孔和碑》记“元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壬寅”，又记“永兴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史记改元于五月丙申。但亦有不并举新旧年号而用旧元者，如汉简46·17（甲2445）曰“建昭六年正月尽十二月”者尽竟宁元年十二月。
完整的汉简，在年月日以前必冠以年号，而不单称“元年”、“二年”。此汉简年历表所排列于武帝征和四年以后之两年，有瓦因托尼简，其月朔合于史书上武帝“后元”元年、二年，故知瓦因托尼汉简上的“二年”、“三年”指“后元”二年及三年（即始元元年）。是武帝最后二年改元而并未立年号，犹文帝、景帝之前几年、后几年，而史家称之为前元、后元[4]《汉书·地理志》（敦煌郡下）、《诸侯年表》（济北王宽下）和《霍光传》称“后元年”；《昭纪》始元四年“赦天下，辞讼在后二年前皆勿听治”，注引“孟康曰武帝后二年”，是当时诏书称“后二年”而不以“后元”为年号。又《汉书·武纪》“后元元年”和《昭纪》（前段）、《丙吉传》、《霍光传》称“后元二年”皆后来史家追记，非当时见行的年号[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