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四郡的设置年代
汉世河西四郡设置年代，《汉书·武纪》所载是有错误的，而《地理志》与《武纪》又不相一致。《武纪》以为元狩二年以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为武威、酒泉郡”，元鼎六年“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地理志》则以为张掖、酒泉是太初元年所开，武威是太初四年开，武帝后元年分酒泉置敦煌郡。近世学者对此四郡设置，多致疑于武威建于元狩之说，主张应迟至昭末、宣初的，共有二说：甲说见“汉河西建置年代考疑”（《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二卷，1942年，成都）；乙说见《居延汉简考释》（考证卷一，页2—7，1944年，南溪石印本）。兹分述于次。
甲说以为汉武先置酒泉，武威后置。《史记·大宛传》、《匈奴传》、《卫将军骠骑传》和《西域传·序》，但记河西最初置郡，有酒泉而无武威。据《大宛传》，张骞说汉武以连乌孙事在元狩四年，元狩四年之后骞所见河西“故浑邪地空无人”，而《武纪》述元狩四年移民不及河西，是当时犹未置郡。《大宛传》述骞还自乌孙后“拜为大行”在元鼎二年，故推定酒泉置郡在元鼎二、三年间[1]。武威置郡更在此后，其证有二。一为《汉书·昭纪》始元六年“取天水、陇西、张掖各二县置金城郡”而不及武威，且金城有县十三无一在张掖者，则所言分张掖二县当属武威东部之地。二为武末、昭初《史记》、《汉书》述匈奴事，多举酒泉、张掖而不及武威。武威之名始见于《汉书·赵充国传》述“屯兵在武威、张掖、酒泉”，当神爵元年用兵西羌时，则此以前已有武威郡。因推定武威置郡在昭帝元凤元年（《汉书·匈奴传》单于窥边酒泉、张掖而不及武威）之后，宣帝神爵元年之前。
乙说以为《武纪》直采官家记注，最为可据；《地理志》杂采图经，不如纪文之可信。酒泉置郡仍应据纪在元狩二年，惟纪文“元狩二年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之“武威”二字，乃班氏以意增入或经后人窜入者。《史记》一书凡论及西域事，《平准书》言及张掖，《大宛传》、《匈奴传》言及酒泉，皆不及武威。《汉书·昭纪》始元六年置金城郡亦不及武威。《盐铁论·西域篇》曰“先帝推让，斥夺广饶之地，建张掖以西、隔绝羌胡”，亦不及武威，而盐铁之议亦在始元六年。居延汉简303·12（甲1584A）曰“元凤三年十月戊子……丞行事金城、张掖、酒泉、敦煌郡……”，河西四郡数金城而不及武威，是武威置郡尚在此后。至宣帝初的居延汉简之骑士名籍簿中，张掖所属县俱有其人而武威所属则无人，则其时武威已立郡，故其正卒戍武威之缘边而不戍张掖属之居延。据此推之，武威建郡当在元凤三年十月之后而地节三年五月张敞视事山阳郡之前。
甲、乙两说都主张武威置郡于昭末、宣初，这是正确的，因此《史记》就不提到它。对于张掖、敦煌置郡年代，并维持《武纪》元鼎六年说，与《通鉴》同。两说虽同以酒泉置于元鼎六年前，但甲说定在元鼎二、三年而乙说维持《武纪》元狩二年说。他们在大体上仍然以《武纪》为主而加以局部的修订，在修订中只注意到《史》、《汉》之间以及《史》、《汉》与汉简的矛盾，而比较少看到《史记》本身一致性的方面。司马迁的《孝武本纪》今已不存，因此无从看到司马迁对于四郡建置所系的年代。但其《大宛传》、《匈奴传》、《卫将军骠骑传》和《平准书》中分散的记录，若加以连串排比，还可以推出《史记》原来的安排。我们以为四郡建置有三种说法：（1）上述《史记》的系统，《汉书》张骞、匈奴、卫青霍去病等传和《食货志》，皆本之《史记》；（2）《汉书·武纪》和《西域传》序，虽本之《史记》而作了不同的解释与安排；（3）不同于以上两种的《地理志》的说法。
我们若能正确的排列出《史记》有关此事的顺序，就不能尽用《汉书·武纪》的安排来作为《史记》错误的证据，而反过来可用《史记》的顺序来对《武纪》另作安排以寻求它的根源，并从而评定二者之间究应以何者为可据。以下史料的排比，天汉以前以《史记》为主，天汉以后以《汉书》为主，并插入了必要的汉简与其他文献资料。
元狩二年（121）及浑邪王以众降数万，遂开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 《卫将军骠骑传》
尽降其众渡河，降者数万，号称十万。……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 同上。
浑邪王率其民降汉，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匈奴时有候者到而希矣。 《大宛传》
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降汉凡四万馀人，号十万。于是汉已得浑邪王，则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而减北地以西戍卒半。 《匈奴传》
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 《汉书·西域传·序》
元狩四年（119）其后二年，汉击走单于于幕北。……骞既失侯，因言曰：……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故浑邪地空无人（《汉书·张骞传》作昆莫地空）。 《大宛传》骠骑封于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翰海而还（卫将军骠骑传述此于元狩四置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年）。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 《匈奴传》
元鼎二年（115）令居县，……汉武帝元鼎二年置，王莽之䍐虏也。 《河水注》卷二
元鼎五年（112）西羌众十万人反，与匈奴通使，攻故安（《后汉书·西羌传》作安故），围枹䍐，匈奴入五原，杀太守。 《汉书·武纪》
元鼎六年（111）乌维单于立三年，汉已灭两越，遣故太仆贺将万五千骑出九原二千馀里，至浮苴井而还，不见匈奴一人；汉又遣故从骠侯赵破奴万馀骑出令居数千里，至匈河水而还，亦不见匈奴一人。 《匈奴传》
骞还到，拜为大行（《汉书·百官公卿表》在元鼎二年）。……岁馀卒（表在元鼎三年）。……其后岁馀（元鼎四、五年）骞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而汉始筑令居以西（《汉书·张骞传》注：臣瓒云筑塞西至酒泉也），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是时汉既灭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请吏入朝。于是置益州、越嶲，牂牁、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 《大宛传》
会越已破……遂平南夷为牂牁郡，……为越嶲郡，……为沈犁郡……为汶山郡，……为武都郡。 《西南夷传》
元鼎六年冬……南越已平矣，遂为九郡。 《南越传》
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边为桀。于是天子为山东不赡，赦天下。因南方楼船卒二十馀万人击南越，数万人发三河以西骑（《汉书·武纪》作发陇西、天水、安定骑士）击西羌，又数万人渡河筑令居，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汉连兵三岁，诛羌，灭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 《平准书》
其后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 《汉书·西域传》
及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度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外数千里。……汉遂因山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实之。《后汉书·西羌传》
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河渠书》
玉门关，县北一百六十里，汉武帝元鼎九（？）年置，并有都尉，西域传东即限以玉门、阳关也。 敦煌写本《晋天福十年寿昌县地境》[2]
元封二年（109）而北道酒泉抵大夏。 《大宛传》
元封二年……于是以为益州郡。 《西南夷传》
元封三年（108）元封三年夏，尼豁相参乃使人杀朝鲜王，右渠来降。……以故遂定朝鲜为四郡。 《朝鲜传》
汉使杨信使于匈奴（《汉书·武纪》遣使在元封四年）。是时汉东拔秽貉、朝鲜以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鬲绝胡与羌通之路。 《匈奴传》
武都氐人反，分徙酒泉郡。 《汉书·武纪》
酒泉玉门都尉护众、侯畸兼行丞事…… 《新获》敦14：3
元封四年（107）封（王）恢为浩侯（汉书功臣表第五在元封四年），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汉书·张骞传》同，西域传则作于是汉列亭障至玉门矣）。《大宛传》（李陵）教射酒泉、张掖以备胡。数年（太初元年），汉遣贰师将军伐大宛。 《汉书·李陵传》
元封六年（105）效谷，本鱼泽障也。桑钦说：孝武元狩六年济南崔不意为鱼泽尉，教力田，以勤效得谷，因立为县名。 《汉书·地理志》敦煌郡颜师古注
自是之后，单于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直酒泉、敦煌郡。 《匈奴传》
太初元年（104）是岁太初元年也，而关东蝗大起，蜚西至敦煌。 《大宛传》
是岁，汉使贰师将军广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杆将军敖筑受降城。 《匈奴传》
太初二年（103）贰师将军……引兵而还，往来二岁，还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使使上书……愿且罢兵。……天子闻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门（《汉书·李广利传》作玉门关）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因留敦煌。其夏，汉亡浞野之兵二万馀于匈奴（亦见《匈奴传》）。 《大宛传》
太初三年（102）赦囚徒材官，益发恶少年及边骑，岁馀而出敦煌者六万人。……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如淳曰：立二县以卫边也，或曰置二部都尉以卫酒泉），而发天下七科适及载精给贰师，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初贰师起敦煌西，以为人多，道上国不能食，乃分为数军从南北道。 《大宛传》
后贰师击大宛，匈奴欲遮之。……时汉军正任文屯兵玉门关，为贰师后距，捕得生口，知状以闻。上诏文便道引兵捕楼兰王。 《汉书.西域传》（《通鉴》在太初四年）
是岁，太初三年也。……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其秋，匈奴大入定襄、云中……又使右贤王入酒泉、张掖，略数千人，会任文击救，尽复失所得而去。 《匈奴传》
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匈奴……又入张掖、酒泉，杀都尉。 《汉书·武纪》
武帝使伏波将军路博德筑遮虏障于居延城。 《汉书·地理志》注引阚骃（《十三州志》）
汉居延县故城在甘州张掖县东北千五百三十里，有汉遮虏障，强弩都尉路博德之所筑。 《匈奴传》正义引《括地志》
休屠，都尉治熊水障，北部都尉治休屠城。 《汉书·地理志》武威郡日勒，都尉治。居延，都尉治。 同上，张掖郡
延寿廼太初三年中父以负马田敦煌，延寿与父俱来，事已。 居延汉简303·39+513·23（甲1598）
太初四年（101）是岁，贰师将军破大宛……太初四年也。 《匈奴传》
贰师之伐宛也……军入玉门者万馀人，军马千馀匹。 《大宛传》
（李陵）与轻骑五百出敦煌，至盐水，迎贰师还，复留屯张掖。《汉书·李陵传
元汉元年（100）岁馀，而敦煌置酒泉都尉（一本作敦煌酒泉置都尉）[3]，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 《大宛传》
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 《汉书·西域传》
会水，北部都尉治偃前障，东部都尉治东部障。乾齐，西部都尉治西部障。《汉书·地理志》酒泉郡
敦煌，中部都尉治步广候官。广至，宜禾都尉治昆仑障。龙勒，有阳关、玉门关，皆都尉治。 同上，敦煌郡
天汉二年（99）其明年，汉使贰师将军广利以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又使骑都尉李陵将步骑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馀里，与单于会合战。 《匈奴传》诏陵以九月发，出遮虏障，至东浚稽山南龙勒水上。……陵于是将其步卒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营。 《汉书·李陵传》
五天汉三年十月队长遂除居平望…… 《流沙》廩给类第六简
大始三年（94） 大始三年闰月辛酉朔己卯，玉门都尉护众谓千人尚、尉丞
署就……《流沙》簿书类第十二简
征和二年（91） 其随太子发兵以反，法诛；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 《汉书·刘屈氂传》
征和三年（90） 春，贰师将军李广利出朔方，以兵降胡；重合侯莽通出酒泉，御史大夫商丘成出河西击匈奴。 《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匈奴入五原、酒泉，杀两都尉。三月（《汉书·西域传》作征和四年），遣贰师将军广利将七万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二万人出西河，重合侯马通四万骑出酒泉，成至浚稽山……。 《汉书·武纪》
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卒吏起张掖。 《汉书·西域传》
后元元年（88） 至征和五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传告诸羌曰：……张掖、酒泉本我地……。 《汉书·赵充国传》
始元二年（85） 调故吏、将屯田张掖郡。 《汉书·昭纪》
……谨案属丞始元二年戍田卒千五百人为騂马田官写泾渠，乃正月己酉淮阳郡…… 居延汉简513·17+303·15）（甲1590）
始元六年（81） 以边塞阔远，取天水、陇西、张掖郡各二县，置金城郡。 《汉书·昭纪》
元凤元年（80） 明年，单于使犁汙王窥边，言酒泉、张掖兵益弱，出兵试击，冀可复得其地。《汉书·匈奴传》
元凤三年（78） 元凤三年十月戊子朔戊子……取丞从事金城、张掖、酒泉、敦煌郡……。居延汉简303·12（甲1584）
本始二年（72） （汉书匈奴传五将军兵十馀万人出西河、云中、五原、酒泉、张掖击匈奴、而无武威。）
地节二年（68） 地节二年六月辛卯朔丁巳，肩水候房谓候长光以姑臧所移卒被候，本籍为行边丞相王卿治卒被候…… 居延汉简7·7（甲45A）
神爵元年（61） 时上已发……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骑士羌骑，与武威、张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万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贤奏：……屯兵在武威、张掖、酒泉万骑以上……。 《汉书·赵充国传》
武威置郡后 八月庚寅武威北部都尉□光在行塞敢言之太守府…… 居延汉简42·6A武威、金城郡农田……〔居〕延都尉令日南田…… 居延汉简175·12
自元狩二年浑邪王及其所属降汉东迁于河套内河南地，受到环河套的边五郡的监督。河西走廊的故浑邪、休屠地空无匈奴，少胡寇。此时并无徙罪人、移贫民以充实之的记载，而张骞曾提出招请乌孙东居浑邪故地以断匈奴右臂之议，但此议未为乌孙所接纳。元狩四年以后，汉渡河自朔方郡至永登境的令居，始置田官和吏卒五、六万人。元鼎二年置边县令居，出于《水经注》，似本之《地理志》，今本无此句。如此为元鼎六年筑令居以西的长城准备了人力和物力的条件。自元狩二年至元鼎二年约六、七年间，河西、酒泉并未置郡而只是开地的阶段。
酒泉、张掖和武威三郡，介于匈奴与西羌两大族之间，所以后来昭帝神爵元年用兵西羌时，发三郡屯兵并陇西、天水、安定等郡骑士。元鼎六年伐西羌时，只有陇西、天水、安定三郡骑士，而据《地理志》安定置于元鼎三年。此可知元鼎六年伐西羌之前，酒泉、张掖尚未置郡，武威更未置郡。既平西羌后即设置酒泉、张掖二郡，据司马迁说，置此二郡一则“以鬲绝羌与胡通之路”，一则“以通西北国”之路，故元封二年“北道酒泉抵大夏”。《汉书·西域传·赞》概括之曰“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曲，列西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地理志》亦曰“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绝南羌、匈奴”。《汉书·韦玄成传》刘歆等议谓武帝“南灭百粤，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万之众，置五属国，起朔方以夺其肥饶之地。东伐朝鲜，起玄菟、乐浪以断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国，结乌孙，起敦煌、酒泉、张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臂”。这可以说明设置西郡的多方面的作用：修筑令居以西的亭障长城，一则为了防御，也开了通西的道路；二郡隔绝了匈奴与南羌，孤立了匈奴，遂使通西域的企图得以展开；兴水利、置田官，使屯戍吏卒有了经济的保障，兵农结合以便于持久开发河西。《河渠书》述河西等郡兴水利于汉武作《瓠子歌》（《武帝纪》在元封二年）之后，而《汉书·沟洫志》续《河渠书》，于此节后曰“自郑国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岁而兄宽为左内史，奏请穿凿六辅渠”，则似班固以为《河渠书》终于元鼎六年。
元鼎六年的大事开郡，乃当时三大战役的结果。其前一年，南越反，因发南夷兵征南越而南夷反，至西羌之反则与匈奴相通连。张掖、酒泉在地理上足以隔绝匈奴与南羌，其置郡是平羌的结果。《史记》于平西羌反，仅《平准书》寥寥数语而已，《汉书·武纪》和《后汉书·西羌传》记述较详。《平准书》曰“初置张掖、酒泉郡”，《集解》引“徐广曰元鼎六年”。《平准书》又曰“汉连兵三岁，诛羌，灭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此谓初郡十七，乃连兵三岁诛羌、灭南越、平西南夷的结果；而“初郡”也者指非汉族地区的新开之郡。三岁者，据《史记》始于元鼎五年之伐南越，终于元封二年之置益州郡。三地区分置十七初郡，俱见《史记》。（1）诛羌后“初置张掖、酒泉郡”，见《平准书》，而《大宛传》曰“初置酒泉郡”于“始筑令居以西”之时。（2）灭南越后于元鼎六年置苍梧等九郡，《南越传》曰“元鼎六年冬……南越已平矣，遂为九郡”。《汉书·武纪》元鼎六年“遂定越地，以为南海、苍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厓、儋耳郡”，而《地理志·后叙》曰“武帝元封元年，略以为儋耳、珠厓郡”。《汉书·西域传·赞》曰“则建珠厓七郡”，七当为九之误。（3）平西南夷后先立五郡，后立益州郡，见《西南夷传》，赞曰“卒为七郡”者并前建元六年所置犍为郡而言。《大宛传》曰“初置酒泉郡。……是时汉既灭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请吏入朝。于是置益州、越嶲、牂牁、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吕越人等岁十馀辈出此初郡，抵大夏。……昆明复为寇，竟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所记初置五郡，有益州而无武都，《西南夷传》及《汉书·武纪》五郡有武都而益州置于元封二年。
由上所引《史记》，南越九郡与南夷六郡之建置年代，《史记》可考，而河西二郡则但述于南越反后击西羌、筑令居以西的同时，未系年代。据《南越传》，南越之反在元鼎五年，其秋路博德往讨之，六年“冬”破之。据《西南夷传》平南夷于破越以后，是在元鼎六年“冬”以后。据《大宛传》初置酒泉郡时汉已灭越而南夷请吏入朝而置五郡。由此可推定十七初郡的建立年代如下：
张掖、酒泉——《史记》在元鼎六年“冬”以后；徐广在元鼎六年；《汉书·武纪》征西羌在是年“冬十月”，平之，而张掖置于元鼎六年秋。
南越九郡——《史记》在元鼎六年“冬”灭越以后；《武纪》元鼎六年“冬十月”以后、春以前破南越置九郡，《地理志》儋耳、珠厓置于元封元年。《后汉书·南蛮传》“至武帝元鼎五年遂灭之，分置九郡”。
南夷六郡——《史记》五郡置于元封二年以前破南越（元鼎六年冬）之后，一郡（益州）置于元封二年；《武纪》五郡置于元鼎六年春、秋之间，益州置于元封二年；《后汉书·西南夷传》同。
太初以前，汉承秦制用颛顼历，以冬十月为岁首，故《史记》元鼎六年冬班固一律改为“冬十月”即岁首，是正确的。然则灭南越、平西羌俱在元鼎六年岁首，张掖、酒泉置郡当在是年秋。其它南越九郡与南夷六郡之先后置，《汉书》可从。此十七初郡，儋耳、珠厓、沈黎、汶山四郡先后省罢[4]，故不见于《地理志》。其它十三郡，《地理志》皆称某年“开”而不曰某年“置”，“开”表示是初郡之开辟。《汉书·食货志》注引晋灼注，十七初郡数犍为、零陵而无张掖、酒泉两郡，是错的。犍为开于建元六年，零陵置于元鼎六年，前者虽为初郡而不在三役之列，后者则不是初郡。《后汉书·西羌传》曰“及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度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列置四郡”。综述汉武河西的建置，虽不无错误，但分别开地与置郡，则胜于班书。《史记·匈奴传》曰“汉使杨信于匈奴，是时汉东拔濊貉、朝鲜以为郡，而西置酒泉郡”。据《汉书·武纪》杨信使于匈奴在元封四年秋，拔朝鲜在元封三年；而置酒泉郡应在元鼎六年，早于拔朝鲜及杨信使于匈奴三、四年，故所谓“是时”者指元封四年时，追记置酒泉郡于此前。
张掖、酒泉初置于元鼎六年，既可确定，则敦煌置郡当在此后。太初二次用兵大宛，出入玉门而以敦煌为据点。太初二年，李广利首次伐宛不利，回师敦煌，汉使使遮贰师于玉门，表示当时玉门是西域的东境而为汉廷西极的大门。李陵于伐大宛前“数年”，教射敦煌、张掖，当在元封的后数年间。据班固《地理志》本注元封五年已有鱼泽尉，地为敦煌置郡后效谷县所在，故知元封五年以前敦煌县东的效谷县地方已有亭障。玉门在汉敦煌县之西，《大宛传》谓元封四年自酒泉已列亭障至玉门。此段工程，当作于元鼎六年酒泉置郡以后三数年，即元封的前三年。至元封六年，单于益西方而匈奴“右方置酒泉、敦煌郡”，则敦煌置郡不能晚于此年。然则敦煌置郡当在元封四、五年间。
敦煌置郡前后，有数事须加说明。第一，在置郡以前玉门已有都尉，称为“酒泉玉门都尉”，见于新获敦煌汉简，出土于玉门故址。《流沙坠简》簿书类第六简曰“二月庚午敦煌玉门都尉子光、丞万年”，则在置郡以后。玉门关的设置，据《寿昌县地境》所述在“元鼎九年”，但元鼎只有六年，故“九”可能是“六”之误。元鼎改元后第九年是元封三年，此年实为最恰当的置玉门之年。又汉简只有“玉门都尉”，没有“玉门关都尉”。玉门都尉之置当在敦煌置郡之前；未立郡前，自酒泉至玉门皆属于酒泉郡所管，敦煌郡乃是分自酒泉而置的。第二，酒泉至玉门的筑亭障、置都尉，乃为太初中伐大宛所作的军事准备。李广利两次伐宛，大军“起敦煌西”，“出敦煌”，“还至敦煌”，“遂留敦煌”，乃作为屯兵之所，当时给养或仍自酒泉，如征和三年汉武诏所述。酒泉至玉门的亭障，完成于元封前三年中，而令居至酒泉一段亭障更长于此，因此可推测元鼎六年“始筑令居以西”或是完成于是年而是始于元鼎二年既置令居以后，也经营了三、四年之久。所谓“数万人渡河筑令居”，不能解释为筑令居的障塞而应该是筑令居以西的长城，因汉代的障或城较小，用不着数万人力。天汉元年，敦煌西至盐泽有亭而无障，在太初伐大宛之后。至此，令居至酒泉，酒泉至玉门，玉门至盐泽三段亭障次第告成，而边塞的长城乃粗具规模。第三，太初间用兵大宛，为了保卫酒泉抵御匈奴入侵，张掖郡“北置居延、休屠”而使路博德筑于居延泽上。张掖北所置者，如淳以为二边县，或说以为二“部都尉”，或者较胜。居延汉简“乃太初三年”，即筑居延泽上之年，追记了延寿及其父负马田敦煌，则当时敦煌已经开田。第四，敦煌置郡后，效谷属于敦煌，居延汉简甲1958（505·12）曰“敦煌效谷宜王里琼阳年廿八 轺车一乘马三 闰月丙午南入”。效谷置县以后，原来的鱼泽尉依然存在，《流沙》簿书类第六十一永平十八年简尚见其名。
自置敦煌郡以后，令居以西至盐泽的河西走廊的边郡，已经开辟，此后金城、武威的分置，乃从已建的三郡及其邻郡分出一部分。在敦煌置郡后，金城、武威置郡前，西郡的建树有两大端。一是军事防御的建置，太初元年筑受降城，三年筑居延塞，置居延、休屠（都尉），天汉元年置敦煌、酒泉都尉。一是徙民与屯戍，元封三年徙反氐于酒泉，太初三年发天下七科适至敦煌，征和二年徙叛吏于敦煌，而太初三年发戍田卒十八万于酒泉、张掖北，天汉元年西至盐泽有田卒数百人，始元二年调故吏、将屯田张掖。《地理志》概括四郡移民曰“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誖逆亡道，家属徙焉”。《昭纪》始元二年“调故吏、将屯田（动词）张掖郡”，即居延所出始元二年简所记戍田卒千五百人并有田官。故吏是一种人，“将屯”疑即属于将屯将军所管的屯卒。
有了以上这些建树以后，还需要健全边郡组织。河西的武威介乎河套五边郡与河西三郡之间，是一薄弱地点，尚待加强以巩固防御匈奴的北边，而金城郡的分置则为了抵御西羌。后者于始元六年，由于“边塞阔远”而分置，史有明文。至于武威置郡于金城之后，则是近人所推定。
据居延元凤三年简，则武威置郡不能早于此年；据《汉书·赵充国传》，神爵元年以前已置郡。我们以为，武威置郡当在宣帝初，不在昭末。《汉书·宣纪》本始二年五将军大举出击匈奴，《汉书·匈奴传》记二十余万人出西河、云中、五原、酒泉、张掖而无武威。居延地节二年六月简，记张掖肩水候官告候长核对姑臧戍卒名籍以待行边丞相史的校阅，则后来作为武威郡治的姑臧，当时尚属张掖管辖。若此时武威已置郡，则姑臧戍卒当戍于休屠而不在居延。此说如可成立，则武威置郡于地节二年以后，置郡前的姑臧原是属于张掖的一县。
《汉书·赵充国传》记载神爵元年伐西羌事，较详于《宣纪》。传述宣帝发太常徒弛刑、三河等地材官“并金城六郡骑士羌骑与武威、张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万人矣”，而酒泉太守辛武贤奏“屯兵在武威、张掖、酒泉万骑以上”。充国言“又武威县、张掖、日勒皆当北塞”，似指武威郡的武威县和张掖、日勒三县。（荀悦《汉纪》作“又武威、张掖皆当北塞”。）所以神爵元年武威已置郡，可无问题。然则武威置郡在地节三年至元康四年的六年间。亦即在神爵元年征西羌之前，则武威之置与防备胡羌也有一定关系。
武威郡之置，与敦煌郡之置有相似之处，即是从一地域广阔的“初郡”分置出来的，故在新郡地境内先已有了县和都尉。太初三年“置居延、休屠”，如淳以为立边县不如或说置二都尉的正确，因此时张掖置郡已十年，此所置者为都尉，故曰“以卫酒泉”。武威建郡后，休屠属之，《地理志》曰“北部都尉治休屠城”，居延汉简（42·6A）曰“八月庚寅武威北部都尉□光在行塞敢言之太守府”，此犹居延汉简（44·16）“酒泉北部都尉”指酒泉郡治于会水的北部都尉。休屠县乃就休屠王故都而县之，《水经注·禹贡山水地泽篇》曰“本匈奴休屠王都，谓之马城”。武威县在北塞上（今民勤县境），可能原是一障名，故赵充国以武威县与张掖、日勒并举，后者有都尉。居延汉简（39·35）有“武威、居延甲渠”，而居延简习见“张掖居延甲渠”乃张掖郡居延都尉甲渠候官之省称。居延从不属于武威郡，则此“武威、居延甲渠”似是武威、甲渠并举的两个候官，在武威置郡前。
武威郡治的姑臧，见于居延地节二年简及居延汉简（68·9，248·18）等，前者可能为武威置郡前属于张掖郡的姑臧县[5]。它和休屠城同为匈奴旧城，《通典》卷一七四姑臧下曰“汉旧县，《西河旧事》曰：昔匈奴故盖臧城也，后人音讹名姑臧”。（亦见引于《后汉书·窦融传》，文稍异。）《水经注·禹贡山水地泽篇》引“王隐《晋书》曰：凉州有龙形，故曰卧龙城，南北七里，东西三里，本匈奴所筑也”。张掖县于武威置郡后属之，见《地理志》，故《流沙坠简》杂事类第二十三简曰“武威郡张掖长□里”。居延汉简（119·67）又有“小张掖”之名，此犹“沛郡治相县而沛自为县，时人谓沛县为小沛”一样。（见《通鉴》汉纪五十四建安三年胡注。）汉张掖县至唐时为张掖守捉，《旧唐书·地理志》凉州武威郡“南二百里有张掖守捉”，在今武威南。
始元六年曾以张掖郡二县入金城郡。汉金城郡北境在今永登县北，故取于张掖之二县应在汉武威郡之南（今古浪之南）。《地理志》金城十三县中惟令居、枝阳、允街三县在永登境，而允街是神爵二年平羌后新置，故始元六年属于张掖而分入金城的二县应是令居与枝阳。如此则属于武威郡的武威、休屠、张掖三县原属于张掖，而分于金城的二县在后来武威郡南，则分置武威郡以前的张掖郡实奄有《地理志》张掖郡、武威郡的西部分及金城郡的北二县。
河西四郡与金城郡的北二县，在元鼎六年后统属于未分置敦煌、武威以前的张掖、酒泉两郡。它包括了以令居为起点的河西走廊的长城以南和祁连山以北地区。此地区于元狩二年以前在匈奴左、右、中的分地中的“西方”。《匈奴传》曰“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又曰“单于怒浑邪王、休屠王居西方”，《卫将军骠骑传》记浑邪降后“西方益少胡寇”。《汉书·赵充国传》记匈奴之言曰“张掖、酒泉本我地”。未分置前的张掖、酒泉两郡应分别约略占有休屠和浑邪故地，《通鉴》汉纪十二元鼎二年曰“汉乃于浑邪王故地置酒泉郡”，是正确的。《地理志》因休屠属于武威郡，因谓武威郡是休屠王故地而张掖郡是昆邪王故地，似不可据。
《史记》所述天汉以前河西置郡与匈奴、西羌等事，多为《汉书》所本。班固西州人，叙事小有增易处，但大致上直钞《史记》，如《匈奴传》、《卫青霍去病传》、《张骞传》等和《食货志》、《沟洫志》等。惟班固于《武纪》，则作了一些不同的安排，其所依据者仍为《史记》史料，不过重加以解释与编次而已。《武纪》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其原史料皆出《史记》，所不同者：《史记》以为元狩二年开河西、酒泉之地，班氏以为置武威、酒泉二郡，如此便与《平准书》初置张掖、酒泉郡于灭南越、平西羌之年相剌谬。《史记》分别开地与置初郡为二事，故《史记》自序曰“为秦开地益众……建榆中，作蒙恬列传”，《河水注》卷一曰“昔蒙恬为秦北逐戎人，开榆中之地”；班氏以为开地即置初郡，故《史记》以为元狩二年所开者为河西与酒泉之地，而班氏以为所置者为武威与酒泉二郡。
《汉书·武纪》元鼎六年“秋，又遣浮沮将军公孙贺出九原，匈河将军赵破奴出令居，皆二千余里不见虏而还，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6]。是年二将出巡不见匈奴一人，见《史记·匈奴传》，但不与置郡之事相联系。《史记》是年初置张掖、酒泉郡，班氏既已误武威、酒泉置于元狩，故以此年置张掖为分自武威，恰好倒置。但班氏《西域传·序》则曰“其后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此与《武纪》不同处在于：（1）初置酒泉于筑令居之年而非浑邪降年；（2）武威之置晚于酒泉。此两点和《史记》一致。但序以为张掖也后置，则因班氏只引用了《大宛传》“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而疏忽了《平准书》“又数万人渡河筑令居，初置张掖、酒泉郡”。由此可见班氏利用《史记》原材料时常在矛盾之中。过去学者看到《武纪》、《西域传·序》和《食货志》之间的矛盾，思有以弥补，所以王先谦补注以为《食货志》“初置张掖酒泉郡”应是张掖、敦煌郡的误字，而《通鉴》以为酒泉郡置于元鼎二年“乌孙王既不肯还”之后，都没有充足的理由。
至于《汉书·地理志》关于四郡建置年代的错误，由前所编列的史料，可以证明。但《地理志》以为张掖、酒泉置于一年，以为武威、敦煌之置在后，以为敦煌为“置”而其他三郡为“开”，虽年代都错，尚有可取之处。
根据以上所述，则河西四郡的建郡年代约如下表所示：
张掖郡 元鼎六年 元鼎六年 太初元年 元鼎六年 元鼎六年
一九六〇年终，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