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材料

书简的制作材料，大别之为竹与木。竹与木可以通称为简，但其实是有分别的。

简指竹简，乃是从竹筒上片解而成的长狭条，《论衡·量知篇》曰：“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说文》曰：“简，牒也”。《文心雕龙·书记篇》曰：“短篇编牒”。《论衡》之筒应是筩，《说文》曰：“筩，断竹也”。

札本指木札，乃是从板或椠木上片解而成的长狭条，《论衡·量知篇》曰：“断木为椠，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说文》曰：“椠，牍樸也”，《玉篇》曰：“椠，削板牍也”，《太平御览》卷六〇六引扬雄《答刘歆书》所谓“铅擿松椠”。片解后的木札，可有以下的称名：《说文》曰：“片，判木也”，“版，判也”，“牒，札也”，“牍，书板也”，《急就篇》颜注曰：“牍，木简也”。《汉书·郊祀志》上、《司马相如传》上师古注云：“札，木简之薄小者也”，是以小简为札。《文心雕龙·书记篇》曰：“短简编牒”，“故短牒咨谋”，《汉书·路温舒传》师古注曰：“小简曰牒”，《史记·孟荀列传》索隐曰：“按牒者，小木札也”。凡此以札、牒为短小的木简，是唐人之说，不尽合于汉制。

《说文》以牒训简，以札训牒，乃使简、札不分，故师古径称札为木简。《汉书·元帝纪》注引应劭曰：“籍者为二尺竹牒”，又称牒为简，同于《论衡》称破竹筒为牒之说。宋黄伯思《东观余论》上《汉简辨》记关右人发地得古瓮，中有“东汉时竹简甚多”，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七谓吴思道亲见之于梁思成所，称为“木简”，而刘无言《论书》则说政和初人于陕右发地“得竹木简一瓮”。此所出者大约系木简而或称之为竹简，或称之为竹木简。

木简所用材料，扬雄所说“松椠”，是以松木制牍。《太平御览》卷六〇六引“《楚国先贤传》曰：孙敬编杨柳简以为经本，晨夜诵习”。《汉书·路温舒传》曰：“父为里监门，使温舒牧羊，温舒取泽中蒲，截以为牒，编用写书”。蒲是蒲柳，《尔雅·释木》曰：“杨，蒲柳”，《古今注》曰：“蒲柳生水边”，又曰：“水杨，蒲杨也”，《诗·扬之水》：“不流束蒲”，笺云：“蒲，蒲柳”。《左传》宣十二年曰：“非子之求而蒲之爱，董泽之蒲可胜既乎”，杜注云：“蒲，杨柳”。《太平御览》卷六〇六引《神仙传》，称阴长生“著嵩高山一通，黄栌简，染之书”。

过去西北出汉简，亦以松、柳两类居多。一九四四年敦煌出土者曾经鉴定，其材料有青杆（别名杆儿松，云杉一类）、毛白杨、水柳（别名垂柳）和柽柳（别名红柳），都是当地所产；此外有竹简三件（敦十七之四、十五、十八）。此以前，敦煌长城故垒所出者亦以杨柳科之白杨木所制者居多，次为松柏或红柳；此外亦有少数竹简（《流沙坠简》苍颉篇一简及医方十一简，马氏释文第三十二简）。居延汉简略同于敦煌而有坚硬似枣木者和少数竹简如《甲编》670（参夏鼐《新获之敦煌汉简》附录及《考古》一九六〇年第一期四七页）。

武威出土的木简，大多是用一种木料制成的，表面淡红，经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工业科学研究所根据残片鉴定为云杉一属（Picea Sp.）即青杆或杆儿松。至于出土竹简，鉴定者以为不似习见之毛竹与慈竹而与短穗竹或苦竹极相近似，后两种竹产于江浙，为小干或中等大小之竹类，可作钓竿、伞柄之用。《特牲》最后的十三简与其前四十简的颜色木理不同，未经鉴定，疑是白杨木一类。甲本七篇木简，长汉尺二尺四寸，则其所用之椠，亦应有此长度。《释名·释书契》曰：“椠，板之长三尺者也”。居延汉简（55·5）曰：“出钱六十二，买椠二百”，此可见当时的椠价，亦从而推测它是就地采购的。椠长三尺，而出土木札最长者为67.5厘米，见《甲编》2552乃诏令目录，适为汉三尺。《汉书·朱博传》曰：“三尺律令”，《杜周传》曰：“不循三尺法”，孟康注云：“以三尺竹简书法律也”。诏令为律令的一种，故其目录长汉三尺，旧以《盐铁论·诏圣篇》曰“二尺四寸之律”，谓合周三尺，恐不足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