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文字

字体（或书体）与字形，两者有密切关连，但需加以明白的区别。所谓字体或书体，是指在不同时代施写于不同材料上所用的不同的笔势，当然，由此也影响了构成某一文字的形体结构——即字形。字体或书体，也指在不同时代、不同身份的人为不同目的所书写的文字。在同一字体中，对于同一字的字形也可以有所不同，如简本为隶书体而浣或写作涫；一种字体也并不固定它对于某一个字只能有一个写法。

在汉代，实用的字体和不用以书写而用以为研习的经本的字体，主要的共有四种：一是篆书，继承秦代用于刻石、刻符的金石文字。用于高级的官文书和重要仪典的书写，如天子策命诸侯王，如武威磨咀子其它墓出土的柩铭，如官铸铜器上的铭刻，如汉碑题额，以及《说文解字》大部分的正文。二是隶书，继承秦代权量上的文字，篆书结体圆浑而繁复，隶书结体方折而简易。用于中级的官文书和一般经籍的书写，如天子尺一诏书，如武威简本《仪礼》和王杖十简，如熹平石经。三是草书，即解散了形体更为省易较为潦草的字体。用于低级的官文书和一般奏牍草稿，如永元器物簿以及敦煌、居延所出汉简之草率者；磨咀子第六号墓的日忌、杂占诸简，亦近乎草。以上三体，虽都在汉世通行，而以隶书为主，所以凡用隶写的叫作今文。

四是古文，乃指汉世已经不通用的六国文字。秦并六国后，统一了文字，六国文字乃被废绝。因此，汉世凡所谓“壁中书”或“古文先秦旧书”，都指六国时经生儒士所钞写、诵习或著作的写本旧书，其字体近于长沙、信阳出土战国楚简。它在形体上介乎小篆的圆浑与隶书的方折，在结构上也是更多省易，又多地方性。汉代经师，无论属于今文学或古文学，他们所用的经本多是从先秦旧书写本钞下来的。今文学家，用汉代今文（隶书）写经，古文学家也是一样，所以《史记·儒林传》说：“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经典释文·叙录》说他“为隶古写之”，即所谓“隶古定”，用隶书的笔势写法将古文隶书化，有的还保存形体结构的差异。由于先秦写本经文，本来就有所不同，伏生所传今文《尚书》是一个本子，孔安国所传古文《尚书》又是一个本子。同是从古文隶定下来的，但孔氏学派强调他们自己的本子是古文而已。因为各持其本，所以有了师法派别。今文、古文的差异，不外乎以下数端：一、写法的差异，《汉书·艺文志》所谓“文字异者”，可分两项：一项是同一字的内容（音义相同）而形体的偏旁有异，如今本《礼》的埽，简本作骚；一项是义虽同而音、形相异，如今本的妥，简本作称。文字相异者以前项占绝大多数。二、读法的差异，《艺文志》所谓“古文字读皆异”可细分为两项：一项是文字的读音，因各师有其方音，故书音不同（可参看《颜氏家训·音辞篇》）；一项是《学记》所谓“离经辨志”，即句断、句读。三、文词的增省，可细分为两项：一项是虚字之乎者也的或有或无，今本与简本每多差异；一项是实字的有无，如简本《士相见》“将走见”，古文作“某将走见”。四、训诂、说解的不同，这一部分乃由于字形、音读的差异而附带产生的，一部分也由对经文的看法或解释有所不同。五、篇次、章句的不同，这不但是对于某一句句读属上属下的问题，而是对于一整句、一整章、一整篇和全部书的先后次第和分割的问题。家法和学派，是由上述五点，先由文字写法之异而发展为篇次、章句之异，最后是争立其所守师法为学官正统。

《汉书·艺文志》说《礼》占经“与十七篇文相似”，说明今文十七篇和《礼》古经没有很大的差别。两汉争立博士，只有古文《尚书》、古文《左氏传》和《毛诗》才是重要的争执所在。出土简本《仪礼》，对于今古文如何在以上所述五点中作了具体的例证，如何表现在家法上，有些启示。

简本《礼》是经牒，虽为缮写者所钞录，但字体比较端正，《居延汉简甲编》1826之《尧典》残简半枚和《罗布淖尔》第五十九简《论语·公冶长》残简半枚，也都是整饬的隶书。武威简本也有不少简率之笔，通俗流行之体，并非都是正字或合乎许慎所谓“字例之条”的。汉人写字，竹头的字往往写成艸头，此简亦然。形近的字，笔划写得混淆不分，如人与入，告与吉，士与土，賓与實，在与左，興与舆，交、丈、立、文等字，往往混成一形。同一书手所作，写法可以互异。简中异体字很多，可与汉代碑刻隶字作比较材料。象这样的经典文字，钞写的人并不太严格，那末要从字体字形上区分师法家法，也不能过于认真。郑玄《仪礼》注所注某字是古文，某字今文作某，并不能看作一定不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