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门关设置的时间与地点
西汉以来，河西称为玉门与玉门关的约有四个地点：一、汉玉门都尉和玉门关 玉门都尉见敦煌汉简，《汉书·地理志》敦煌郡龙勒县有“阳关、玉门关，皆都尉治”，正西关外有白龙堆。《大宛传》正义引《括地志》云“沙州龙勒山在县南百六十五里，玉门关在县西北百一十八里”，《旧唐书·地理志》同。敦煌石室所出《沙州地志》（伦敦S788）和《寿昌县地境》并谓玉门关在寿昌“县北一百六十里”。二、汉玉门县 《汉书·地理志》属酒泉郡，注引阚骃《十三州志》云“汉罢玉门关屯，徙其人于此”。《元和郡县志》记汉至唐的玉门县距肃州（今酒泉县）二百二十里。《清一统志》曰“《（陕西）通志》今赤金所（今赤金堡）去肃州二百三十里，与古玉门县道里相仿，盖即古玉门县也”。《辛卯侍行记》卷五曰“十三里赤金湖……，有驿……。驿西南至赤金营堡二十里，汉玉门县地”；又曰“汉玉门县非玉门关也，关在敦煌西”。三、隋唐玉门关 《元和郡县志》卷十瓜州晋昌县下曰“玉门关在县东二十步”，唐晋昌县在今安西县西双塔堡附近。四、今玉门县 清初东达里图城设治后改称，在隋、唐玉门县之东，汉玉门县之西，详《辛卯侍行记》卷五。
汉玉门关在龙勒县，《续汉书·郡国志》、《括地志》、《元和郡县志》、两《唐书·地理志》、《太平寰宇记》和《舆地记》等无不以为在今敦煌县西北。道光的《敦煌县志》，以敦煌西北的小方盘城为玉门关。其正确地点即斯坦因所作地图[1]在东经九十三度五十四分左右、北纬四十度二十二分的“古城”（地图上作T14，《流沙坠简》称敦十四；《申报地图》作玉门关）。沙畹据《大宛传》以为太初以前玉门关应在敦煌之东，故武帝使使遮玉门，李广利乃留敦煌，不敢东向以入关；又以为发现玉门都尉版籍的T14小方盘城遗址乃太初二年以后改置的玉门关。王国维《流沙坠简》序，赞同沙氏之说，并进一步以为太初以前的玉门关即今玉门县。对此说法，学者表示怀疑而加订正的，共有三说。甲、劳干《两关遗址考》以为旧玉门关在今赤金峡，汉代冥安县（今玉门县附近）之东。太初二年以后西迁至敦煌西北。乙、向达《两关杂考》以为“汉代玉门关自始置以至终汉之世俱在敦煌”，太初二年自西迁至敦煌之东说是不可据的；但他又以为“使使遮玉门”之玉门指玉门县（赤金）而言。丙、夏鼐《新获之敦煌汉简》根据在敦十四新获“酒泉玉门都尉”一简，“知其地于敦煌未置郡以前……玉门关即已在敦煌西之小方盘城”；“敦煌建郡当在太初二年以前，则玉门关在太初二年以前亦已必在敦煌之西”。乙、丙二说并以为敦煌置郡在元鼎六年。
《史记·大宛传》三见玉门，而无玉门关之名。传曰“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指自酒泉西至玉门都尉的亭障；《汉书·张骞传》注引“臣瓒曰筑塞西至酒泉也”；李广利伐大宛后“军还，入玉门”犹敦煌汉简（《沙氏》507）“入玉门”，亦指小方盘城的关口；然则“汉使使遮玉门”不许军入之玉门，亦当在此而不在玉门县。《汉书·西域传》述伐大宛时“汉军正任文将兵屯玉门关，为贰师后距”，此玉门关亦应在敦煌西北，否则无以捕得匈奴生口，亦无以便道捕楼兰王。此任文，于时曾击败侵张掖、酒泉的匈奴。任文为“汉军正”，而据《大宛传》贰师军中“赵始成为军正”，则任文屯兵玉门一方面为贰师后距，一方面代表汉廷监督贰师，所以奉诏遮玉门的汉使应即此任文。广利首次伐大宛，“士不过什一二”乃引兵而还，上书“愿且罢兵”，武帝闻之大怒而下诏“军有敢入（玉门）辄斩之”。此处应如夏氏所推论，贰师不待答诏已入玉门，故闻诏而“恐，因留屯敦煌”，不作东归之计。若如王氏所说玉门在敦煌之东，贰师既留敦煌未尝入关，又何必恐？
《汉书·李广利传》“遮玉门关”和《西域传》“将兵屯玉门关”，此所记太初中事而有玉门关之名。《李广利传》本之《史记》而增一“关”字，则《西域传》任文屯兵或在玉门。《地理志》、《郡国志》都说“龙勒有玉门关”，而《文选》卷四十五《解嘲》注引“如淳云《地理志》曰玉门、阳关有候也”，作玉门而无关字。《汉书·西域传》的序和赞亦只称“玉门、阳关”。敦煌汉简有“阳关都尉府”（《流沙坠简》簿书类第五十九简）而无玉门关都尉之称。此可知武帝置于敦煌西北的是“玉门都尉”而非玉门关都尉。敦煌西北的玉门都尉在出土汉简中因时代先后而有所异：
元封元至三年（前110—108） （1）酒泉玉门都尉护众、候畸兼行丞事 《新获》敦14·3
大始三年（前94） （2）大始二年闰月辛酉朔己卯玉门都尉护众谓千人尚、尉丞
署就 《流沙》簿书类第十二简，《沙氏》305（T14）
敦煌置郡后 （3）玉门都尉官属吏致籍 《流沙》杂事类第四十三简正背，《沙氏》381（T14）
敦煌置郡后 （4）二月庚午敦煌玉门都尉子光、丞万年谓大煎候写移书到完部 《流沙》簿书类第六简，《沙氏》137（T6b）
敦煌置郡后 （5）十一月壬子玉门都尉阳、丞罗敢言之 《流沙》簿书类第十三简，《沙氏》451（T15a）
永光五年（前39） （6）永光五年六月辛卯敦煌大守丞禹谓玉门都尉毋取事 《流沙》廩给类第二十四简，《沙氏》428（T4）
建武十九年（后43） （7）建武十九年四月一日甲寅玉门障尉戎告候长宴到任 《流沙》簿书类第四十三简，《沙氏》483（T15a）
（1）是新获之简，称“酒泉玉门都尉”属于酒泉郡，是在敦煌置郡以前，当在元鼎六年酒泉置郡后而元封四、五年敦煌置郡前（110—108年）。这是敦煌出土最早的一简[2]。名护众之都尉，至大始三年仍为玉门都尉，约十五年以上。此后敦煌既已置郡，则（2）（3）（5）三简的玉门都尉应同于（4）的“敦煌玉门都尉”。（4）（5）二都尉名子光与阳者当在（2）护众之后，假设护众联任未去。（6）之玉门都尉属敦煌，简文自明。似终西汉之世，玉门皆置都尉。《后汉书·光武纪》建武六年“初罢郡国都尉官”，九年“省关都尉”，十九年“复置函谷关都尉”；《后汉书·百官志》六年“省诸郡都尉”、“省关都尉，唯边郡往往置都尉”；又曰“边县有障塞尉”。王国维据《郡国志》，以为（7）为“建武十九年事，故玉门关但有障尉无都尉”。但西汉玉门所置乃是都尉，非关都尉。 （7）之玉门障尉可能是候官（即玉门候官）在东汉之称，亦即是障塞尉。玉门障疑即在小方盘城，其形制同于额济纳河沿岸甲渠候官与肩水候官的治所，而此二候官于居延汉简亦称为甲渠障、肩水障。所以玉门障即玉门候官。
玉门都尉如其它都尉一样，下属候官、候长与隧长等，《流沙坠简》及《沙氏》释文中所见者有以下各条：
玉门候官——《沙氏》458（T15a）
玉门候史敦煌□——《沙氏》459（T15a）
五凤二年七月壬子朔壬申玉门候尤延泰——《沙氏》399（T13）
四月乙巳玉门候畸移递所——《沙氏》315（T14）
玉门候造史龙勒周生萌——《流沙》烽燧类第四简，《沙氏》378（T14）
□□与讯守丞况、玉门关候蒲、候丞兴、尹君所举史宜执关籍诣官——《流沙》烽燧类第三简，《沙氏》317（T14）
□□书三封公玉门关候谕书言……——《沙氏》316（T14）
玉门关亭——《沙氏》357（T14）
以上各简除五凤一简外，俱不记年，因此难以判定玉门候、玉门关候与玉门候官三者的关系王氏以为玉门候有掌领吏卒的造史，故为候官。[3]玉门候畸于新获简作“候畸兼行丞事”，则候当为候官。新获简与五凤二年简表明武帝元封初至宣帝五凤初五十年间玉门候即玉门候官。建武十九年简之障尉相当于候官，故候长为其下属。玉门关候的地位亦应与候官为一级。玉门关亭犹《流沙》杂事类第五简“大始元年十二月辛丑朔戊午煎候亭”为候长的治所；即居延地节二年汉简（7·7）所述“隧候所在亭”。
“玉门关候”诸简出土于玉门都尉治所（T14），应隶属于玉门都尉，是守关口的一候官，下属有候丞及关尹。在文献上其地位较高。《后汉书·西域传》述阳嘉四年（135年）“乃令敦煌太守发诸国兵及玉门关候、伊吾司马……救……”车师，是玉门关候有屯兵可调。又《隶续》卷十二“刘宽碑阴门生题名”（东汉中平二年，185年）亦有玉门关候之名。由此可见玉门关候到了东汉还是存在的。
敦煌西北的玉门或玉门关，终两汉之世，并无可以证明其曾有东迁之事者。《后汉书·西域传》永平中“北虏乃胁诸国共寇河西，郡县城门昼闭”（《班超传》作再攻敦煌，河西诸郡，城门昼闭）；元初六年“入寇河西”，“议者因欲闭玉门、阳关以绝其患”（《班超传》作云卿多以为宜闭玉门关），又曰“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绝三通”，而阳嘉四年玉门关候救车师以及中平二年刘宽碑阴有玉门关候，则直至顺帝、灵帝玉门关尚有候。《后汉书·班超传》所述“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不能作为玉门关在敦煌东之证。《汉书》只有酒泉郡玉门县之置，亦从无玉门关西迁、东迁之说。据《汉书·地理志》，西汉酒泉郡已置玉门县，而《十三州志》以为由于“汉罢玉门关屯，徙其人于此，故曰玉门县”（《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二陇右道引）。作者北魏名儒，世居敦煌，应有所本。征和三年贰师败降匈奴，武帝下诏陈悔，罢屯田西域之议，不复出军（见《汉书·西域传》）；罢玉门屯兵，可能即在此时。但至东汉顺帝阳嘉时，玉门关尚有屯兵，则罢玉门关屯兵当为西汉时一度有过的事。
前述玉门都尉、玉门候官诸简出土T14、T15a故址。T14乃一古城，今名小方盘城，周垣犹存，尚完整，版筑成四方形，北、西两面有门。据《西行小记》及《两关杂考》所记，高约10米，每面长30米，《沙州都督府图经》（巴黎P.2695）所记“周回一百二十步，高三丈”。城北稍东100米一土阜似废墩，T14汉简出于此；城北土阜如墩者合此骈列为三。东南距城约200米亦有数土阜。城之北、西两面俱有长城遗迹，自小方盘西行三十里为西湖，有高达3米版筑的长城，十里之间一六角形墩，下有方丈小室，隔成四间。自小方盘至西湖，城直如矢，过此而西仅有烽燧。[4]此方城，王氏推为西汉玉门都尉、东汉玉门障尉的治所，大致可信从。T4d出土汉简（《沙氏》436）曰“大煎都隧长尉良持器诣府柒月戊子日下餔时入关”，大煎都候官属于玉门都尉，故其下属持器诣府为至玉门都尉府，诣府而入关，则府在关内。《流沙》簿书类第七、八简“出入关”亦指玉门而言。据斯氏地图，小方盘西一段长城自T13至T4a，北一段长城自T13折而东北经T14a东至T20，而小方盘在T15a之南100余米、T13之西约4公里，乃在关内，关口当在两段长城之间。至T15a，在小方盘之北，系在土阜上的一烽台，并有房舍及井的残迹，王氏以为玉门候官治所。有人以为候官治所在小方盘而T15a为玉门候长治所。方盘城向北（稍偏东）和向南（稍偏东）皆有一段外廓，北端为T15a，南端为T14c，成为古城向西的两翼，对着关口。玉门都尉下设二候官：玉门候官约占古城西南T8（显明隧）、T12a（广新隧）、T13（当谷隧）等点；大煎都候官在其西，约占T4b（富昌隧）、T5（广武隧），T6a（步昌隧）、T6b（凌胡隧）、T6c（厌胡隧）、T6d（广昌隧）等点。在T15以东则属于中部都尉诸候官所辖。由诸隧分布情况来看，也只有T14最适合于作玉门都尉治所，而玉门关口只能在T14古城之西或西北，即T11—12之间或T13—14a之间。
最后附述鱼泽候一事，足以说明玉门候为候官并以推定玉门修筑的年代。《流沙》凡三见鱼泽之名：（1）烽燧类第七简（《沙氏》61，T6b）曰“宜禾部燧第：广汉第一，美稷第二，昆仑第三，鱼泽第四，宜禾第五”，此为宜禾都尉下的五个烽所在的五个候官，其中昆仑障是中部都尉所治，见《汉书·地理志》，则鱼泽当是障，《地理志》本注云“效谷县，本鱼泽障也”。《后汉书·明帝纪》称敦煌昆仑塞。（2）牍简类第三十六简（《沙氏》398，T13）曰“敦煌鱼泽候守丞王子方”，此为鱼泽候官，故《汉书·孙宝传》谓尚书仆射唐林“左迁敦煌鱼泽障候”。（3）簿书类第六十一简（《沙氏》614，T28）曰“入西簿书一，吏马行，鱼泽尉印，十三日诣府”，此为东汉明帝永平十八年（75年）入西簿书，鱼泽尉当为鱼泽障尉，又都尉下亦有所属城尉或尉。《汉书·地理志》注引“桑钦说孝武元封六年济南崔不意为鱼泽尉，教力田，以勤效得谷，故立为县名”，敦煌石室本《沙州都尉府图经》引作“济南崔意不为鱼泽都尉”，“都”是“障”之误。《沙州都督府图经》又曰“古效谷城，周回五百步，右在州东北三十里，是汉时效谷县，本是渔泽障”。鱼泽障当在T28之东。此障已见存于元封六年，而玉门都尉为长城的最后一段，列亭障至玉门亦当在元封六年以前。据《后汉书·西域传》明帝永平中匈奴侵扰河西四郡白日闭城门；据《后汉书·明帝纪》十六年出击北匈奴，十七年出敦煌昆仑塞击白山虏，至十八年有鱼泽尉入西簿书的简札。《流沙》簿书类第二十三简有永和二年“玉门官隧次行”之简，则公元137年玉门犹有屯兵。
由上所述，虽然《史记》以为元鼎六年始筑令居以西，元封四年以前亭障西至玉门，但出土汉简说明玉门都尉之置在元鼎六年置酒泉之后，元封四、五年置敦煌之前。因此玉门亭障及都尉之置应在公元前110—108年间。敦煌西北的小方盘城，是玉门都尉所辖烽隧的东端，向西沿长城故址数十里是玉门都尉所辖二候官的烽隧。小方盘城应是玉门都尉治所，玉门障尉、玉门关候可能是不同时代的名称，或仍以小方盘城为治所。玉门候官治所，可能和都尉在一城。此城障就其地势而言，北、西两面皆有长城，恰当入关以后的口内。关口在其西门外之正西。终两汉之世，玉门都尉（鄣尉、关候）设治于此，把守玉门关，从未东迁，也不是从东边迁来的。进一步对此地区长城和烽隧遗址的勘查与发掘，当能对玉门关的设置得到彻底的解决。
敦煌石室所出两个写本，所记玉门关设置年代都有误字。晋天福十年《寿昌县地境》曰“玉门关，县北一百六十里，汉武帝元鼎九年置，并有都尉，《西域传》东即限以玉门、阳关也”。伦敦S.788《沙州地志》曰“玉门关，县北一百六十里。《地理志》汉武帝后元康中置。《西域传》云东则接汉，以玉门、阳关是也”。今本《汉书·西域传》作“东则接汉，扼以玉门、阳关”。元鼎只有六年，元康是昭帝年号，故“汉武帝元鼎九年”与“汉武帝后元康中”显然有误。今本《汉书·地理志》敦煌郡本注曰“武帝后元年分酒泉置”，《沙州地志》所引是《地理志》，“汉武帝后元康中”是“汉武帝后元年”之误。但元鼎元年后第九年正是元封三年，若玉门关设置于此年，和我们以上所推定者相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