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　河西开地的经过

附录二　河西开地的经过

《史记》所记元狩二年以来二十年间事，数次提到地名“河西”，有以下诸例：

（1）《匈奴传》　于是汉已得浑邪王，则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

（2）《大宛传》　浑邪王率其民降汉，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7]空无匈奴，时有候者到而希矣。

（3）《卫将军骠骑传》　及浑邪王以众降数万，遂开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

（4）《平准书》　又数万人渡河筑令居，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

（5）《河渠书》　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

（6）《汉兴以来将相名臣表》　征和三年，春，贰师将军李广利出朔方，以兵降胡；重合侯莽通出酒泉、御史大夫商丘成出河西击匈奴。

以上六条，（1）—（3）是元狩二年事，（4）（5）是元鼎六年事，（6）是征和三年事。（1）—（5）是司马迁原作，（6）是成帝时人补作。

诸条中“河西”与陇西、北地、上郡（秦置）、朔方（元朔二年开）、西河（元朔四年置）、张掖、酒泉（元鼎六年开）等郡名并列，似乎也是郡名，其实不然。（2）系元狩二年事，当时金城应只是县，置郡在昭帝始元六年。（3）是元狩二年事，而酒泉郡初置于元鼎六年，故此“遂开河西、酒泉之地”指开发匈奴故地，酒泉与河西都是地区名。所谓“地”犹《匈奴传》所述“于是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卫将军骠骑传》作“遂以河南地为朔方郡”，河南或河南地原是匈奴地。据（4）（5），在元鼎六年时，河西已不包括张掖郡，它介于朔方、西河与酒泉之间，应是未分置的酒泉、张掖两郡之东而河套之西的地区（后来为武威郡）。（2）所记是酒泉、张掖置郡以前事，所谓“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应指后来的武威郡以西直至罗布淖尔一大片地区。比较（1）（3），则“河西”是“西方”的一部分。

《匈奴传》所述汉初冒顿时匈奴疆域曰“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各有分地”。匈奴与汉约以北纬40°—41°为界，匈奴左方所居之东方约为东经115°—125°，南对汉上谷郡以东；中央单于所居约为东经115°—110°，南对汉代郡、云中郡，在上谷郡以西而上郡以东；匈奴右方所居之西方约为东经95°—110°，南对汉上郡以西。匈奴西方占地最广，可分为两大段：河套内一段（东经105°—110°）为楼烦王、白羊王地，即所谓“河南地”；河套西一段（东经95°—105°）为休屠王、浑邪王地，即所谓“河西西”。此两段皆于汉武帝时开为汉郡。《匈奴传》曰“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是岁汉之元朔二年也”。《卫将军骠骑传》曰“遂以河南地为朔方郡”，《汉书·武纪》作“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匈奴传》又曰“其（元狩二年）秋，单于怒浑邪王、休屠王居西方……。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降汉。……河西益少胡寇”。河西西所置酒泉、张掖两郡，乃匈奴故地，故《汉书·赵充国传》征和五年匈奴告诸羌曰“张掖、酒泉本我地”，《汉书·匈奴传》元凤二年单于“言酒泉、张掖兵益弱，出兵试击，冀可复得其地”。《汉书·地理志·序》曰“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汉书·西域传·序》曰“其后票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

由上所述匈奴西方（右地）西段自汉初迄开置四郡，“河西”一词的涵义约如下表所列：

由此可见在元鼎六年置酒泉、张掖郡以前，河套西浑邪王、休屠王故地分为东西两段。西段浑邪王故地，后来成为酒泉、敦煌郡，是“酒泉地”或“河西西”；东段休屠王故地，后来成为张掖、武威郡，是“河西地”或“河西”。元鼎六年既置张掖郡，“河西”即指张掖郡以东，河套以西较小区域，即昭帝时所置武威郡的大部分。

前述《史记》六条，其（1）—（5）五条分别重见于《汉书》的《匈奴传》、《张骞传》、《卫青霍去病传》、《食货志》和《沟洫志》，仍存“河西”之名。但元狩二年浑邪王既降，《汉书·武纪》作“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班氏误开地为置初郡，已经是错误了；而又直接称“河西”为武威郡，也不是完全正确的。《汉书·地理志·序》曰“自武威以西本昆邪王、休屠王地”，其“武威以西”相当于“河西西”，也是以武威郡代“河西”。（6）“商丘成出河西”，《汉书》于《武纪》和《匈奴传》并记其事而作“出西河”，显然改“河西”为西河郡。此事需加辨明。

《汉书·武纪》征和三年曰“匈奴入五原、酒泉，杀两都尉。三月遣贰师广利将七万人出五原（《史表》作朔方），御史大夫商丘成出西河（《史表》作河西），重合侯马通四万骑出酒泉，成至浚稽山，与虏战，多斩首”。以地望来看，商丘成所出者是河西而非西河，西河郡在朔方、五原郡之东而河西在朔方郡之西、酒泉郡之东。成所至的浚稽山，亦直河西地。据《汉书·李陵传》，匈奴有东西浚稽山，在武威县或居延县北。《史记·匈奴传》曰“汉使浞野侯破奴将二万余骑出朔方西北二千余里期至浚稽山而还”，索隐引“应劭云浚稽山在武威县北”，即今民勤县北，故在朔方郡西北。《汉书·李陵传》曰“诏陵以九月发，出遮虏障至东浚稽山南龙勒水上，徘徊观虏，即亡所见，从浞野侯赵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此应是赵破奴所至之浚稽山，在居延遮虏障之（东）北，汉武威县之正北。《汉书·李陵传》又曰“陵于是将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营”，《史记·李陵传》作“出居延北可千余里”。此或是西浚稽山，在居延海正北。

武威郡之设置，据我们推定，在宣帝时（公元前67—62年），上距征和三年尚二、三十年。征和三年商丘成出河西击匈奴，则河西当为屯戍的重镇。自浑邪王降汉至此时已二十余年，河西地区已次第开发，《史记》所述如下：

元狩二年（121年）开河西地。　《卫将军骠骑传》

元狩四年（119年）朔方至令居通渠，置田官、吏卒。　《匈奴传》

元鼎二年（115年）置令居县。　《河水注》卷二

元鼎六年（111年）始筑令居以西塞。　《大宛传》

河西等地开田官、斥塞卒。　《平准书》

河西等地引河谷溉田。　《河渠书》

太初三年（102年）置休屠（都尉或县）以卫酒泉。　《大宛传》

征和三年（90年）商丘成出河西至浚稽山，击匈奴。《史表》

可知征和三年时，令居以西的边塞早已筑成，塞上已有都尉屯卒，塞内土地已通渠引水开田，与“河西”相邻的张掖已置郡十年。

汉武帝时，经数大战役，在南北拓扩疆域，都经过开地与置初郡的两个阶段。但开地的时间，有长有短。有取地与置郡于一年的，如元朔二年之置朔方郡，《史记·匈奴传》曰“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卫将军骠骑传》曰“遂以河南地为朔方郡……使（苏）建筑朔方城”。有置初郡于开地十年后的，如《史记》所述元狩二年开酒泉之地而置初郡于元鼎六年。有置郡于开地五十余年后的，如开河西地于元狩二年，十年后即元鼎六年初置张掖郡于“河西”西段，五十余年后分置武威郡于“河西”东段。因此之故，元狩二年至元鼎六年的“河西”指后来的张掖、武威郡，即休屠王故地；元鼎六年至宣帝初分置武威郡以前的“河西”指后来的武威郡的中部和东半部（武威郡的西部原属张掖郡）。宣帝初以后，四郡已次第建立，所谓“河西四郡”的河西又回复了以前泛指河套以西。

《汉书·匈奴传·赞》曰“虽开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武纪》元朔二年“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是以朔方之收地、开地、置郡于一年，是正确的。但班固《武纪》元狩二年“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则是误会了司马迁“遂开河西、酒泉之地”，以开地为置郡，并误开地之年为置郡之年，以河西为武威。这种误解，导致了有关河西四郡的设置年代。

四年前考定河西四郡的设置年代，对于《史记》所述“河西”，曾一度疑其为张掖、武威郡以前的郡名。此说之所以不能成立，已详于上。后来看到日比野丈夫所作“河西四郡之成立”[8]一文，也引用了前述（2）—（5）的《史记》资料，以为曾有“河西郡”的设置。为了澄清这个问题，遂取旧稿重加整顿，改写如上。

一九六四年终，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