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额济纳河流域障隧综述
根据《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我们曾重新编写了一篇“障隧述要”，将附载在《居延汉简甲乙编释文》之后（附以插图和地图）。此处简略加以叙述。
一、殄北塞 A1，A10，A11，K681，T28，T29 此五个烽台和一个障（A1宗间阿玛），处于额济纳河下游，在索果淖尔之南，故居延泽之西，北纬40°以北，成一弧形屏障。A10，A11和T28烽台之间，似有塞墙的遗迹。
二、居延区域 在殄北塞之南，甲渠塞之东，居延泽之西，卅井塞之北，所谓“额济纳绿洲”范围以内。古弱水从布肯托尼附近的布都布鲁克东北过黑城流向居延泽。当时的屯田区、居延属国、居延城、遮虏障和居延候官，应皆在此范围内，汉代泛指为“居延”。此区域内的亭障可分为四部分：
甲、伊肯河东岸（北部） F30，A12，A13，K688，K749，K789，A15 计城3，障1，烽台6，成一直线，与甲渠塞北部平行。
乙、居延城 K710 城1。
丙、伊肯河东岸（南部） F84，A14，T85，T88，T105，T106 计障1，烽台5，成一弧线，略与甲渠塞南部平行。
丁、黑城东南 A16—18，F99 计小堡1，房子1，烽台2。
三、甲渠塞 A2—9，T3—21 从登达河与阿波因河交会处（T3）到布都布鲁克西南（T21），约40公里长，介于纳林河东岸与伊肯河西岸之间砾石地上，有二十六个烽台和和一个障（A8破城子），较整齐而密集的排列着，烽台之间相距约为1300米。在此线上，有一半还保存塞墙遗迹，现呈很矮的凸起的两道砾石堆起的塞墙基址，宽为3米。
四、卅井塞 P9—11，T117—141，A19—22 从伊肯河东岸的布肯托尼（A 22）到故居延泽南端下的博罗松治（P9），有一条从河东东北斜向砂碛中伸展出的塞墙，约60公里长，共有三十二个烽台，烽台之间相距约为2000米。东段从博罗松治至牟斯山（T 135）约40公里，在北纬40°31′之北，成一弧形线，其间如T 126尚存塞墙残迹。西段自牟斯西南斜行至布肯托尼约20公里，在北纬40°41′之南，保存较好的塞墙。另有两组烽台，或亦属之此塞： 甲、卅井官西北，T112—116和P8，六烽台列成一线；乙、布都布鲁克东，T110—111，二烽台孤立。
五、广地塞 从布肯托尼（A22）南沿额济纳河中游东岸，约60公里长，有十七个烽台和一个障（A 24小方城）。小方城以北约43公里，残存烽台甚为稀少；其南十四个烽台，相距大致为1500米。此一线上已无塞墙的遗迹。永元器物簿出于A27（查科尔帖），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烽台。
六、橐他塞 A28—31，T154—158，T160—168，F159 在广地塞之南，仍沿额济纳河中游东岸，约50公里，有十八个烽台和一个障（F159）。它和广地塞一样，不见塞墙的遗迹。
七、肩水塞 此塞以北，从A22到T 168共长约110公里，皆失去塞墙。自T 168以下，在额济纳河上游两岸，又有塞墙的遗迹。从金关（A 32）到甘州河、北大河交流处的毛目约长50公里，河两岸可复原出两条大约平行的塞墙，北交于金关。东部塞比较完整，在T192处向西北伸展一小段支墙。在毛目之南，甘州河东岸也残存三小段塞墙。沿此三条塞，共有城二，障四，烽台三十九。可以分为四组：
甲、东部塞 A32—33，T 174—176，T 180—182，T 186—188，T 191—195，T197—200 计障1，烽台19；地湾（A 33）在此塞上。
乙、西部塞 T169—172，T 178，T 183，T 185，T 190，T 196，P 12 计烽台10。
丙、两塞间 西岸：T 173，F 179 东岸：A 34—38，F 177，T189 计城2，障3，烽台4；大湾、双城子在此内。
丁、毛目南 T202—207 计烽台6。
八、北大河塞 A39—43，T213—215，T461，T49g 计障1，烽台9。北大河塞是疏勒河岸汉代塞墙的东端，与肩水塞相交。这条东西行的塞墙不属于张掖郡而属于酒泉郡东部都尉的东部塞。《亚洲腹地》406—407页曾对这段塞墙部分的堙没原因，加以推论。他说，这里修筑塞墙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双重的用粗石版垒起而填以砾石的，一种是仅用压紧的柴枝作成的。无论用何种方法筑成，其基座宽至少2.5米，而其高度可达3米。采用第二种方法筑成的，由于地土潮湿，经历许多年月以后，腐朽败坏，成为红色土的长形堆。我们以为，额济纳河中游110公里长的亭障旁，原来也是有塞墙的，可能由于采用第二种的筑法，因此堙没不见了。
以上我们根据贝氏考古报告，结合了我们对汉简的初步研究，对张掖郡塞隧序列作了一次较有系统的叙述。除所附述的北大河塞外，其余七部分，相当于张掖郡七个候官塞。居延汉简所出现的候官有殄北、居延、甲渠、卅井、广地、橐他、肩水、仓石、庾等候官，但前七者有候官塞，有候，有塞尉，其它则无之。因此我们列了七个塞，其中居延塞不能确指其地位，只能概括地记述了居延区域内的亭障。此七候官，在简上既然称之为塞，则自应有塞墙存在过，而傍以序列的亭障。现所见者，只有甲渠、卅井和肩水三塞保存了较可辨认为塞墙和傍之序列的较整齐密集的亭障。其它凡亭障行列保存不完整的，也往往失去塞墙的踪迹。因此，凡那些已无塞墙的地方，根据其上下塞墙进行的方向并现在尚存在的零散的亭障，根据塞墙和亭障往往傍着河岸，我们可以将中断的塞重新联接起来。从北端的A1一直到甘州河与北大河交会处的附近，傍额济纳河的上、中、下游，共长250公里；若以毛目为起点，则是沿弱水东北斜上。布肯托尼（A22）以东，古弱水下游之南，另有一道塞自西向东延展至居延泽南端（卅井塞）。所以弱水两岸整条塞作卜字形。北部以甲渠塞、卅井塞和居延泽包围了居延屯田区，南部以肩水东西两部塞包围了骅马屯田区。它们之间的距离和现状约如下述：
东北行塞
殄北塞 A1—A2 12公里 A1东南的A 10，A11，T28仍有塞迹
甲渠塞 A2—T21 48公里 大部分有塞
××× T21—A22 30公里 不见塞，亦无亭障
广地塞 A22—A27 60公里 不见塞迹
橐他塞 A27—A32 50公里 不见塞迹
肩水塞（东部）A32—T200 50公里 有塞
（西部）T169—T190（50公里） 一部分有塞迹
东西行塞
卅井塞 P9—A22 60公里 一部分有塞迹
若使这些距离中都是塞，而肩水塞东西部都是50公里，则毛目以北的塞长约350公里，约为汉里九百里以上。瓦因托尼出土木觚（88·3）曰“各塞可百里”，汉律边县置塞尉也是百里一人，所以九百余汉里之塞应有九个左右候官。
据《史记·匈奴传》，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使徐自为出五原塞”“筑城障列亭”的同时，“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汉书·武帝纪》同，作“筑居延”，当指额济纳河两岸的边塞及其亭障。路博德屯居延在太初元年至天汉四年（公元前104—97年），筑居延当在此期间之内。这一带如破城子、博罗松治、大湾、地湾（居延都尉、甲渠候官、卅井候官、肩水都尉、肩水候官）所出简，俱属于西汉昭帝至王莽或东汉光武建武时之间的，则居延边塞之筑至迟在公元前86年以前，即武帝后期。北部瓦因托尼简（甲838，1466，2545）最早的年号为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乃当时实录；南部大湾简（甲512）“候陈横大始元年（公元前95年）二月庚寅除，”虽是后来追述前事，但亦可能表明陈横所除之候为肩水候，则肩水候官之设置已在武帝大始初。
《史记》与《汉书》中所记“逾居延”“济居延”“过居延”，可能以居延为水名，另详《居延地理杂考》。所以筑居延应解释为筑塞于弱水两岸。这里大部分是“因河为塞”，只有戈壁高原上的卅井塞为例外。所筑亭障，也是就地取材，所以沿河岸的亭障大部分为土坯所作，小部分为版筑；而卅井塞上虽也有土坯作的烽台，很多处用石版代替土坯。各塞的烽台的间距亦有所不同，如滨河的甲渠塞平均每隔1300米为一烽台，戈壁高原上的卅井塞则为2000米。
以上所述诸塞，除塞墙外，主要的建筑物是城、障、烽台和附着的坞壁与房舍，间亦有沟渠。所谓城者，如A35（内城），A38，K710，K688，K789，K749都作长方形围墙，版筑，其面积皆在130×130米以上，但它们的年代很难肯定是汉代的。我们称为障者，是指100×100米以内的正方形的围墙，其例如下：
大致上是方形厚墙，方向为正南北或大致上南北，门向南。《文选·北征赋》注引《苍颉》曰“障，小城也。”其它凡包围于亭障的方形或长方形墙垣，我们统名之为坞；它们的范围小于城而可以大于小障，壁较薄，但也有很厚的。烽台的大小，并不一致，普通的基座约为4—5.5×4—5.5米，也有宽7—9米的；高度往往与宽度相仿。台南常有几间房舍，城、障之内也有较多的房舍。
此处的建筑除用石版垒砌以外，主要的用墼作和版筑。前者即用未烧过的土坯垒砌而成，每层之间或每三层之间夹一层芦苇或柴木树枝以加固之。所用之墼，在当时有大致的规格，《隶续》卷十五著录东汉安帝“永初七年作官墼”，重十有八斤。大湾出土简（甲1066）曰“墼广八寸，厚六寸，长尺八寸，一枚用土八斗，水一斗二升”，以23.3厘米当一汉尺，则墼长41.94，广18.64，厚13.98厘米。兹据报告所述贝氏和斯氏（记英寸者）所量汇录如下：
凡此所记与汉简所述尺寸大致相近，只有T194所出者较长大一些。这就是我们在“障隧述要”中所说的“汉式土坯”。
前述诸塞的城障亭隧，除北大河塞不计外，有以下174处遗址，约如下列：
这些调查所得的遗址数字，和汉代在这条防线上实际存在的亭障数字，是相差很多的。如前所估计，这条防线约长九百汉里以上，大约有九个候官，它们的亭隧之数尤多。居延汉简所出现的隧名，已知的至少在250名以上，还不是完全的。其中如甲渠和肩水两候官的隧名，比较全些，其数都在调查遗址数的一倍以上。在甲渠和肩水两候官之间，有很长一段距离中，没有发现到连续相接的亭障，而当初应是存在过的。大约完全的隧数约在300或300处以上。
出土一万枚汉简，只是在几个重点地方加以试掘所获，有些则是地面采集到的。根据报告，并报告以外可以补充的资料，将1930年额济纳河两岸各地点所出简数列表如下：
以上共二十九个地点，其中A9，A31和P11共6简，未见著录。表中〔出简枚数〕在加号后者是有字的封检、木楬和木觚等。表中〔著录号数〕在加号前为已释文，加号后为未释文。报告对某些地点出简数不明确，也有失载的，不能统计。根据甲编、乙编已释未释的编号，共为9268+865=10133，总数约为10200左右。
贝格曼在额济纳河的调查试掘，据其《纪行》所述，始于1930年4月下旬。5月8日，他结束了汉代遗址博罗松治的工作，这是大宗汉简出土的开始。1930年12月27日至1931年1月25日，在破城子作了较长时间的试掘，所获汉简之多，超过了全数一万枚的半数以上。1931年3月，他在布肯托尼作了最后一次试掘。5月，汉简运到北京。在此以前，弱水两岸早已有人偶尔也采集到零星的汉简，如《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1931年12月25日，天津）刊有该院陈列的汉简三枚，说明曰“右木简三枚，陈德广君赠，得自宁夏二里河、甘肃毛目县北上湾两处”。二里河或即《申报地图》嘎顺淖尔东南之二里子河，在宗间阿玛（A1）西北约40公里处，这是出简最北端；毛目北之上湾，当在肩水候官区域内。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220页自注云“1931年甘肃一驼夫赠余数简，皆得自额济纳河畔。……一片下书‘都尉李临书进’上书‘临伏地再拜□□足下’。一片下书‘甲渠候杜君’与前一片骈列，知同属一简。”
大湾出土简303·39+513·23（甲1598）曰“延寿迺太初三年中父以负马田敦煌延寿与父俱来田事已”，过去皆误引此简以为居延简所见最早的年号。不知此简乃追述前事，故云“迺”，非太初三年的实录。居延简以瓦因托尼出土的征和三年，破城子出土的（武帝后元）元年为最早，以白墩子南A29出土的元康三年为最晚。兹据我们所作“汉简年历表”简为下表：
表中凡注“历”者为历谱，依朔闰推定。我们若将此表改变为以王朝为主者，并附以敦煌、酒泉和罗布淖尔等三地汉简，则为下列之表：（见下页）
由表所示，可知居延汉简大部分属于西汉时期，即武帝末至王莽、刘玄。东汉时期只有小部分建武初七年简，此后也有更少数的和帝、殇帝、灵帝简。建武七年以后、和帝以前（公元后32—88年）没有汉简发现，而殇帝以后仅见一简。这种情况，和敦煌、酒泉、罗布淖尔汉简稍有不同。敦煌简也从武帝末起，但是它有建初七年后至明帝、章帝的简较多，最晚的简属顺帝永和二年（公元后137年，《沙氏》536）和桓帝永兴元年历谱（公元后153年，《沙氏》680）。酒泉简有元帝、成帝、王莽年号，也有明帝年号，最晚的简属安帝永初六年（公元后112年，《马氏》139）。罗布淖尔简集中于宣、元、成三世，不见东汉简。
考古研究所编印的《居延汉简》甲编和乙编及其释文，几乎完全属于张掖郡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下所隶属的各塞的屯戍记录：只有北大河A42所出数简，应和马伯禄释文的酒泉部分一样，属于酒泉郡会水都尉东部塞。甲编和乙编诸简，大致说，大部分是到建武初为止的，以西汉简居多数。但也有少数的东汉初期简，有更少数的东汉晚期简。后者虽为数甚少，但足以说明张掖障塞到了和帝或其后尚继续存在使用，或至少部分地使用着。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作，一九六三年二月重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