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边塞考略

汉武边塞考略

至迟在公元前五世纪末，六国俱有防边的长城。《秦策》所谓“齐有长城巨防足以为塞”。（亦见《史记·苏秦列传》）。《史记·匈奴传》述赵武灵王“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魏世家》述魏“筑长城塞固阳”，《始皇本纪》三十三年“城河上为塞”，三十四年“筑长城及南越地”，《匈奴传》谓蒙恬“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蒙恬传》则谓“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又赞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汉时称秦代的“长城”为“长城”而称汉代的边防为塞。《史记·大宛传》曰“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后汉书·西羌传》曰“初开河西，列置四郡……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数千里”。《史记·匈奴传》文帝遗匈奴书曰“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之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凡此长城皆指秦之故长城，亦称为“故塞”，如《史记·匈奴传》曰“与中国界于故塞”，“与汉关故河南塞”，《史记·卫将军骠骑传》曰“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汉代所筑，皆称为塞而不以长城名。其称名亦有所不同，列举如下：

（1）塞　《汉书·高纪》二年六月“兴关中卒乘边塞”。《汉书·匈奴传》述侯应语“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馀里”，“起塞以来百有馀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溪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筑治”。《汉书·赵充国传》曰“窃见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馀里，乘塞列隧”。《史记·匈奴传》曰“单于既入汉塞”。

（2）障塞　《史记·朝鲜传》曰“为置吏筑障塞”，《汉书·匈奴传》曰“中国四方皆有关梁障塞”，《汉书·地理志》曰“自日南障塞”。《后汉书·马援传》曰“援乃将三千骑出高柳，行雁门、代郡、上谷障塞”，《后汉书·西羌传》曰“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外数千里”，《后汉书·马成传》曰“又代骠骑大将军杜茂缮治障塞”。（《光武纪》及《杜茂传》述杜茂“筑亭候”。）《续汉书·百官志》五引《汉官仪》曰“〔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障塞烽火追虏”。《盐铁论·本议篇》曰“故修障塞，饬烽燧，屯戍以备之边”，《世务篇》曰“罢关梁除障塞”。

（3）城障、列城、外城　《史记·匈奴传》述太初三年“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馀里，筑城障列亭至庐朐……。行破坏光禄所筑城列亭障”。《汉书·匈奴传》无城列二字，馀同。《史记·卫将军骠骑传》曰“将军韩说……太初三年为游击将军，屯于五原外列城”。《汉书·武纪》作“筑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庐朐……。行坏光禄诸亭障”。《汉书·匈奴传》侯应谓孝武“筑外城”又谓“前以罢外城”。

（4）亭障　《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三年“又使蒙恬……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又《蒙恬传》赞曰“行观蒙恬所筑秦长城亭障”。《大宛传》曰“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后汉书·王霸传》曰“堆石布土，筑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馀里”。《汉书·匈奴传》曰“行攻塞外亭障”。

（5）亭塞、亭徼　《汉书·贡禹传》曰“代关东戍卒乘北边亭塞候望”。《史记·平準书》曰“新秦中或千里无亭徼”，集解引“晋灼曰徼，塞也”。

（6）亭候　《后汉书·光武纪》建武十二年“筑亭候，修烽隧”，二十二年“诏罢诸边郡亭候吏卒”。《南匈奴传》曰“大筑亭候，修烽火”；《杜茂传》曰“筑亭候，修烽火”。

（7）亭传　《后汉书·卫飒传》曰“飒乃凿山通道，五百馀里，修亭传，列邮驿”。

（8）亭隧　《汉书·匈奴传》述侯应语称孝武时“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前以罢外城，省亭隧”，“障塞破坏，亭隧灭绝”。《汉书·西域传》（渠犁国）曰“欲起亭隧”。《后汉书·西羌传》曰“障塞亭隧”，“西海之地初开以为郡，筑五县边海，亭隧相望焉”（《河水注》卷二略同）。

（9）堡壁　《史记·匈奴传》曰“侵盗上郡葆塞蛮夷”。《后汉书·西域传·序》曰“居车师前部高昌壁”，《西域传》“司马丞韩玄领诸壁，右曲侯任商领诸垒”。《汉书·匈奴传》侯应语“近西羌保塞”。《后汉书·马成传》曰“皆筑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候”。《汉官仪》曰“世祖中兴……鄣塞破坏，亭绝灭，建武二十一年始遣中郎官马援谒者，分筑烽候堡壁”。《罗布》第十四简有“交河壁”[1]。

（10）列亭　《史记·大宛传》曰“西至盐水，往往有亭”。《史记·匈奴传》徐自为“筑城障列亭”。《汉书·西域传》记征和中桑弘羊奏“诣故轮台以东……稍筑列亭，连城而西……”，而武帝下诏曰“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燧……”。

（11）列隧　《汉书·赵充国传》曰“窃见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馀里，乘塞列隧”。

（12）坞候、坞壁、坞　《后汉书·西羌传》曰“缮作坞候六百一十六所”，“筑冯翊北界坞候五百所”。《马援传》曰“缮城郭，起坞候”；《樊準传》曰“修理坞壁”；《西羌传》曰“于扶风、汉阳、陇道作坞壁三百所”，《顺帝纪》永和五年作“坞三百所置屯兵”。由上所述，除塞外其它各名或单称或相联称，其关系如下：

此城、障、坞乃代表大小相次的具有圈墙的防御建筑。《史记·白起传》“取二鄣四尉”索隐曰“鄣、堡城，尉、官也”；正义引“括地志云赵障故城，一名都尉城……”。《文选·北征赋》注引《苍颉》曰“障，小城也”。《史记·匈奴传》正义引“顾胤曰鄣，山中小城。”《汉书·武纪》注师古曰“汉制每塞要处别筑为城，置人镇守，谓之候城，此即障也”；《张汤传》注略同；《李陵传》注师古曰“障者，塞上险要之处，往往修筑，别置候望之人，所以自障蔽而伺敌也”。是障为小城，亦即候城；小城即保，《晋语》九“抑为保障乎”注“小城曰保”。小障为坞，《说文》曰“坞，小障也，一曰庳城也”，“壁，垣也”。但训诂上障又有防堤之义，所以《说文》塞和障二字同训为“隔”，塞与障塞乃指一条或一段长城。《史记·朝鲜传》曰“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汉书·地理志》乐浪郡“有云障”，乃是长城之名。

据秦代缮治长城及西汉侯应语，则长城边塞的构成部分为：（1）人工修筑的土垣（堆石布土，（2）山川谿谷的自然阻险，（3）临时修筑的木栅，（4）谿谷水门，以及（5）在此边塞上的列城、列障、列亭及具有围墙的建筑。木栅即所谓“木柴僵落”，劳干以为即虎落。《汉书·朝错传》曰“为中周虎落”注曰“郑氏曰虎落者外蕃也，若今时竹虎落也。苏林曰作虎落于塞要下，以沙布其表，旦视其迹以知匈奴来入，一名天田。师古曰苏说非也，虎落者以竹蔑相连，遮落之也”。三说皆有对有不对的。居延简239·22（甲1276）曰“…来□□临莫彊落、天田”，天田与彊落并列应非一物。僵落以木柴并举，不尽竹连。所谓木栅实系代替土垣的建筑，《太白阴经》卷四曰“木栅为敌所逼不及筑成垒，或山河险隘，多石少土，不任版筑，且建木为栅。……立阑干竹于栅上，悬门拥墙，濠堑拒马，一如城垒法”。（《通典》卷一五二《守拒法》略同，阑干下无竹字。）此虽唐制，但汉代的彊落也应该是如此。所谓水门当是近水的边塞越过水道而筑的水关，居延简（236·32）曰“复越水门”。自居延至玉门关的边塞，大部分是傍额济纳河、临水和疏勒河而修筑的，只有酒泉北北大河南流三墩西北至玉门县北一段无河可傍。

汉简中关于边塞亭障的有以下名称。

（一）塞　塞外　居延564·13，229·1，288·7（甲2409）；沙氏262

出塞　居延49·20；沙氏67，219

清塞　居延12·1（甲2554）；马氏135，沙氏172

行塞　居延42·6，45·28（甲329），168·6，198·13，285·4，403·15；沙氏37，51，553

边塞　沙氏536

北塞　沙氏273

塞　去河水二里，去塞……七十二里［百］廿二［步］　居延433·4

市阳里张延年阑度肩水要虏塞天田入　居延10·22

一封中部司马诣平望塞　沙氏275

关塞　居延102·10

（二）障　障辟　…畜产诣近所亭、障辟、收葆止行　居延539·2（甲2285）□□鄣壁　居延238·3

亭障　居延14·11（甲117）；马氏42，154

（三）亭　亭　居延232·6（甲1247），232·26（甲1254），239·22（甲1276），303·11（甲1586），329·1（甲1704），511·14（甲2084），512·5（甲2117），539·2（甲2285），565·6（甲2403），288·7（甲2409）；沙氏172，432，552

北塞　沙氏273

塞亭　沙氏273

隧亭　沙氏195

望亭　沙氏202

戍亭　居延54·23

玉门关亭　沙氏357

以上出塞、塞外、边塞、北塞、关塞等均见汉代文献，乃指一道长城。其障辟，亭隧等亦见汉代文献，乃指边塞线上用于候望、烽火的独立防御建筑。汉文献上某某塞皆指一段长城，其例如下：

乃以十万骑入武州塞……单于既入汉塞……是时雁门尉史行徼……。　《史记·匈奴传》

单于穿塞将十余万骑入武州塞……于是单于入汉长城武州塞……攻烽燧，得武州尉史……。　《史记·韩长孺传》

武州塞水出故城东　　《水经注·漯水注》

又北蓝田至眩雷为塞　　《史记·匈奴传》

有道西出眩雷塞，北部都尉治　　《汉书·地理志》西河郡增山县

遂西定河南地，按榆溪旧塞　　《史记·卫将军传》（索隐曰“榆谷，旧塞名也。案《水经》云上郡之北有诸次水，东经榆林塞为榆溪，是榆谷旧塞也”。）

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　《史记·匈奴传》（正义曰“即五原郡榆林塞也”。）

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　　《汉书·匈奴传》（又见《宣纪》甘露二年）

愿留居光禄塞下　　《汉书·匈奴传》

有道西北出鸡鹿塞　　《汉书·地理志》朔方郡窳浑县[2]，又见《匈奴传》

送单于出朔方鸡鹿塞　　《汉书·匈奴传》

宪……出朔方鸡鹿塞……出捆阳塞　　《后汉书·窦融传》

度辽将军邓鸿出稒阳塞　　《后汉书·和帝纪》永元元年

出敦煌昆仑塞　　《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十七年

乃渡河湟筑令居塞　　《后汉书·西羌传》

固……出居延塞……出高阙塞……出平城塞　　《后汉书·窦融传》

云、当遣人之西河虎猛制虏塞下　　《汉书·匈奴传·下》

将兵入云中益寿塞　　《汉书·匈奴传》

以上各塞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武州（雁门郡）、五原（五原郡）、高阙（朔方郡）、令居（金城郡）和益寿（云中郡）等塞，属于何都尉尚待考定。一类是都尉所在之塞，明见于《汉书·地理志》的：

居延塞　张掖郡居延都尉治居延（县）

虎猛制虏塞　西河郡西部都尉治虎猛（县）

平城塞　雁门郡东部都尉治平城（县）

稒阳塞　五原郡东部都尉治稒阳（县）

眩雷塞　西河郡北部都尉治增山（县），眩雷塞在此

昆仑塞　敦煌郡宜禾都尉治昆仑障

鸡鹿塞　朔方郡西部都尉治窳浑（县），鸡鹿塞在此

凡此皆是都尉所在的地方（县）或地段（塞）。都尉府往往设于某一个有围墙的城内，如《汉书·地理志》记武威郡北部都尉治休屠城，敦煌郡中部都尉治步广候官（城）。至于称治于某某障者有以下各例：

熊水障　武威郡休屠，都尉治

偃前障　酒泉郡北部都尉治

东部障　酒泉郡东部都尉治

西部障　酒泉郡西部都尉治

昆仑障　敦煌郡宜禾都尉治

神泉障　北地郡北部都尉治

塞外浑怀障　北地郡浑怀都尉治

塞外匈归障　上郡匈归都尉治

塞外翁龙、埤是　西河郡南部都尉治

田辟　五原郡西部都尉治

以上都尉所治的障、埤是（庳隄）、辟（壁）应指四方有围墙的军事建筑。浑怀和匈归两障在塞外，应是北边塞长城以北的孤立的建筑；此两例，障名与都尉同名，与受降都尉居于受降城同例。

塞与障的分别与联系，在居延汉简中较为明显。张掖郡所属居延、肩水两都尉下，共有十个“候”或候官。其中殄北、居延、甲渠、卅井、广地、橐他、肩水七者都有候、候官、塞、塞尉。西汉时，以候名塞，如殄北塞、居延塞等；王莽时以候官名塞，如殄北候官塞、甲沟候官塞等。每一段百里左右的塞墙，设一候，其治所为候官，其辅佐为塞尉。候或称塞候，或称障候；然则塞与障又可通用，因此障塞也即是塞。西汉时的塞尉，王莽时改称竞尉，东汉初又称障尉，敦煌简（沙氏483）曰“建武十九年四月一日甲寅玉门障尉”即玉门塞尉。《续汉书·百官志》曰“边郡有障塞尉，（本注曰掌禁备羌夷犯塞）”，“诸边障塞尉……皆二百石”。[3]

《汉书·匈奴传》注“师古曰汉律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人，士史，尉史各二人，巡行徼塞也”。（《史记·匈奴传》如淳引律略同）。尉史属于塞尉，《史记·韩长孺传》记“单于入汉长城武州塞……得武州尉史”，而《匈奴传》称“是时雁门尉史行徼”，由此可知尉史属武州塞，职为行徼，武帝时已置。居延简塞尉秩亦二百石：

右塞尉一人秩二百石，已得七月尽九月积三月奉用钱六千　282·15（甲1509）

出钱四千给尉一人四月五月奉　18·20

而候官秩比六百石，居延简（259·2）曰“右鄣候一人秩比六百石”。以上居延简塞尉之有年号者多属西汉，塞尉为候官之辅佐而候长之上司。

由上所述，在建立了都尉制度以后，所谓百里左右置一塞尉，就是百里左右为一个候官所治的边塞。这些不同候官所治各段边塞，可以称为某某塞或候官塞。

汉世边防，多利用秦世缮治的长城，如《史记·高祖本纪》汉二年曰“缮治河上塞”。河西四郡的边塞，则为汉武帝所修筑。分别述之如次。

一、令居以西至酒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

《史记·平準书》曰“又数万人渡河筑令居，初置张掖、酒泉郡”，集解引“徐广曰元鼎六年”。《大宛传》曰“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亦见《汉书·西域传》及《张骞传》，后者注引“臣瓒曰筑塞西至酒泉也”。《后汉书·西羌传》谓武帝元鼎六年伐羌后“乃渡河、湟，筑令居塞”，又曰“汉遣将军李息、郎中徐自为将兵十万人击平之，始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汉遂因山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实之”。令居以西筑塞，当与设置张掖、酒泉两郡先后同时。《汉书·地理志》金城郡浩亹（今碾伯县）下本注曰“浩亹水出西塞外，东至允吾入湟水”，令居（今永登县）下本注曰“涧水出西北塞外，至县西南入郑伯津”，白石（今临夏西南）下本注曰“离水出西塞外，东至枹罕入河”，临羌（今西宁西五百余里）下本注曰“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盐池……”（可参《河水注》卷二）。《汉书·赵充国传》注师古曰“湟水出金城临羌塞外，东入河”。凡此所称“西塞”（约在今长城之西）乃斜向北行，其西为塞外，诸水东向入塞，所述金城诸县诸地均今甘肃省界西青海境内乐都（碾伯）、西宁等县及甘肃省永登县境内。《汉书·赵充国传》神爵元年充国谓“又武威县、张掖、日勒皆当北塞”（荀悦《汉纪》作“又武威、张掖皆当北塞”），《地理志》日勒“都尉治泽索谷”而休屠有二都尉。居延简（119·53）有“氐池塞尉”，当塞上。《汉书·匈奴传》谓昭帝时匈奴“分三队入日勒、屋兰、番和”，《地理志》番和有农都尉，此三县缘边。据《一统志》所述各汉县故城：张掖在今武威县南，休屠在今武威县北，武威在今民勤县北，以上武威郡；番和在今永昌县西，日勒在今山丹县东南，氐池在今山丹县西南，删丹在今山丹县，屋兰在今山丹县西北，以上张掖郡。推测令居以西汉塞，自令居（永登境）北行，经张掖、休屠、武威折向西，大约从北纬37°以南沿东经103°以东向北行，至北纬39°以南折向西经山丹至今张掖县，俱傍龙首山南，《后汉书·西羌传》所谓“因山为塞”。自张掖西北沿甘州河西北行经今临泽、高台、镇夷营而至毛目（鼎新），皆“因河为塞”，东北为合黎山。这一段皆有明代边墙，汉塞的方向与之大略相仿，但起点不同（明边墙南始于兰州西北之金城），而在民勤与张掖东西行一段可能较明边墙稍北而成直线。明代边墙从张掖西北起，亦沿甘州河西北上，到了镇夷以南过甘州河西向在临水驿以上又过肃州河而至嘉峪关。汉塞不与此同，它大约从张掖西北一直沿甘州河而至毛目，然后折向西行。据贝格曼《报告》（367—369页），自镇夷至毛目沿甘州河东岸皆有烽台，而在毛目南约5—12公里间除烽台外尚有塞垣的残迹。此可证汉塞自张掖西北上一直沿了弱水（毛目南为甘州河，北为额济纳河）到居延，属于张掖郡。

金城郡之令居，是西塞的起点，而《地理志》失载其都尉。《汉书·赵充国传》神爵元年“遂西至西部都尉府”，孟康曰“在金城”，《补注》曰“沈钦韩曰：《地理志》失载治所，后书《西羌传》和帝时曹凤为金城西部都尉，屯龙支”。明《一统志》曰“西宁卫东南有龙支城”。《后汉书·西羌传》谓元鼎六年平羌以后始置护羌校尉，《汉书·地理志》亦失载。《通鉴》汉纪四十一永初四年注“按《水经注》羌水出湟中西南山下，迳护羌城东，故护羌校尉治，又东迳临羌城西。护羌校尉盖治临羌县界也。然宣帝置护羌校尉，本治金城令居，东都定河陇之后，护羌校尉治安夷县，既而自安夷徙临羌”。《后汉书·西羌传》建初元年“拜故度辽将军吴棠领护羌校尉，居安夷。二年夏，……武威太守傅育代为校尉，移居临羌”。《后汉书·光武纪》注引《汉官仪》曰“护羌校尉，武帝置，秩比二千石，持节以护西羌。王莽乱，遂罢。时班彪议宜复其官，以理冤结，帝从之，以牛邯为护羌校都尉于陇西令居县”。

《赵充国传》又曰“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从沙阴地，出盐泽，过长阬，入穷水塞南抵属国”，《补注》曰“沙阴地即流沙地，《寰宇记》居延海在甘州张掖县东北一千六百里，古之流沙泽。盐泽即蒲昌海。长阬、长城之窟。《寰宇记》故长城，《汉书》谓之遮虏障，在肃州酒泉县北。穷水塞亦在张掖县北。……”《补注》又曰“此当为张掖属国，时金城尚未置属国”。长阬似指甲渠塞至肩水塞弱水西岸的长城，穷水塞或是肩水塞。

《续汉书·郡国志》“张掖属国”注云“武帝置属国都尉，以主蛮夷降者，安帝时别领五城”，“张掖居延属国”注云“故郡都尉，安帝别领一郡”（郡是城之误，指居延城）。据《郡国志》注，则居延都尉在西汉时本为张掖之郡都尉；但居延简有“张掖居延都尉”，又有“张掖属国”（居延53·8）和“居延属国”（居延65·18），亦有“张掖都尉”（居延74·4），后者乃是郡都尉，张掖都尉不是居延都尉。《汉书·匈奴传》昭帝时匈奴“入日勒、屋兰、番和，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发兵击”。此属国都尉当指居延属国都尉或张掖属国都尉，则张掖都尉或即《地理志》治于日勒之都尉。《汉书·匈奴传》绥和中夏侯藩说单于曰“窃见匈奴斗入汉地，直张掖郡，汉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数百人”，王先谦以为居延、日勒及番和之农都尉为三都尉。据汉简，应有肩水都尉，不应数番和农都尉。

二、酒泉以西至玉门——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

《史记·大宛传》曰“封（王）恢为浩侯，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关”，集解引“徐广曰元封四年封浩侯”（见《汉书·功臣表》），《汉书·张骞传》同（注引韦昭曰玉门关在龙勒界），《西域传》则作“于是汉列亭障至玉门矣”。《后汉书·西羌传》曰“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数千里”。此所谓长城指始于陇西临洮之秦长城，《史记·大宛传》曰“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隔汉道焉”，《史记·匈奴传》谓蒙恬所筑长城“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索隐引“韦昭云临洮，陇西县”。令居以西至玉门的汉塞，在故秦长城西，故谓之西塞，《水经》卷二经曰河水“又东注蒲昌海，又东入塞，过敦煌、酒泉、张掖郡南”，注曰“河自蒲昌，有隐沦之证，并间关入塞之始，自此经当术实致也。河水重源，又发于西塞之外，出于积石之山”。汉武西塞东接秦长城，所以《汉书·赵充国传》曰“窃见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隧”，是神爵间事，在筑西塞后五十余年。由《水经》及注文知西塞终于蒲昌海（盐泽）之东、敦煌之西，即玉门关，故《汉书·西域传》乌孙国条述元康二年“送少主至敦煌，未出塞，闻乌孙昆弥翁归靡死”。

此段汉塞东自毛目之西至玉门关，都在北纬40°30′上下地位（安西东在30′上，安西西在30′下）。毛目向西第一段沿北大河（临水）至三墩西北，临水折而南流，长城自此向西不傍河，直至酒泉西北营盘堡北则傍疏勒河向正西而行。自毛目至安西西约为320公里，安西至玉门约为180公里，自毛目至玉门关共为500公里左右。斯氏作了考察并有详细测绘，而贝氏对北大河一小段也有测绘并作了考查。

三、玉门西至盐水——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

《史记·大宛传》曰“汉已伐宛……岁余（天汉元年）……而敦煌、酒泉置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外国使者”。《汉书·西域传序》作“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黎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外国者”。

1930年及1934年西北科学考察团黄文弼曾于今罗布淖尔北岸孔雀河末流（东经90°东，北纬41°南）古烽台遗址获西汉木简，有汉宣帝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元帝永光五年（公元前39年）、成帝河平四年（公元前25年）及元延五年（公元前8年）年号。1941年斯坦因氏由营盘（东经87°30′，北纬41°）西北沿库鲁克塔格山南麓、孔雀河北岸，西北经沙漠至库尔勒，在一百英里（170公里）以上的古道上发现绵延的烽台，一直到库车西北（东经82°50′，北纬41°30′）为止。烽台的建筑结构，与甘肃境内的汉亭燧相同。（《西域考古记》第十八章，《亚洲腹部考古记》卷四地图第17，21，25）。此道烽台防线沿了一条古道。此古道自敦煌西出玉门关（关内在长城南），经巴什托格拉克Besh-tograk，过白龙堆北头，绕罗布淖尔北岸，经今海西北角之“楼兰遗址”（前凉之海头）后，沿库鲁克河（义为乾河，在库鲁克塔格山南麓）至“营盘遗址”，自此西北沿孔雀河至库尔勒，折西沿天山南麓经布尔古Bugur（轮台故址）至库车（龟兹故地），再经阿克苏、喀什噶尔Kashgar、疏勒而西至大宛（据《西域考古记》地图）。此线大约相当于汉武帝时的北道，《西域传·序》所谓“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大宛传》述太初元年李广利伐大宛，发自敦煌，西过盐水，攻仑头（即《西域传》之轮台，《李广利传》注“轮台同名”），当从此道。

西出玉门关向龟兹的北道，魏时为中道。《魏志》卷三十《乌丸传》注引《魏略西戎传》曰“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汉书·西域传》乌孙条曰“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欲通渠转谷，积居卢仓以讨之”，注引“孟康曰大井六通渠也，下流涌出在白龙堆东土山下”。则其上流当在白龙堆之西，或即沙西井。《地理志》敦煌郡下本注曰“正西关外有白龙堆沙，有蒲昌海”。由此可知居卢仓在三陇沙（当即白龙堆沙）北头之西而沙西井之东，为西去楼兰、以至龟兹必经之道。楼兰当在东经90°以西大道上，海头之西北。黄文弼在海北岸默得沙尔所发现的“烽火台遗址”以为是大兵营，似可商榷。此地可能即是居卢仓相近之舍。出土七十余汉简中，有四简提及“居卢訾仓”，第十六简曰“……交河曲仓守丞衡移居卢訾仓”，第十五简曰“河平四年十一月庚戌朔辛酉　守居卢訾仓、车师戊校……”。皆可证收文之地为居卢仓。第十八简曰“葛卿去，出送已，坐仓校□，食时归舍；日下餔时军候到，出谒已，归舍”，第十九简曰“坐仓吏□耀□，时归舍”，第二十简曰“庚戌旦出坐西传，日出时三老来坐，食时归舍”，第二十一简曰“……坐西传中……坐横门外，须臾归舍”。似此地为职司于居卢仓之宿舍，而所谓“西传”当为接待西方之传舍，故第十二简曰“龟兹使者二人”。此遗址纵非仓址，亦为仓之附属建筑。此地屯田有居民，故有三老。

1900年斯文赫定在今罗布淖尔西北所谓“楼兰遗址”上采获咸熙三年（已入西晋）、泰始等年号西晋初木简，1909年橘瑞超于同地采获“西域长吏李柏”表一通书三通。斯坦因于1906—1908与1913—1915年两次在此地分别采获到西晋简219与17枚。喀尔亨利、孔拉第、沙畹及斯坦因等人，均以为是城为古楼兰之墟。王国维《流沙坠简·序》以为“此地决非古楼兰，（据李柏二书稿定）其地于前凉之世实名海头，而《汉书·西域传》、《魏略·西戎传》之居卢仓，《水经注》之龙城，皆是地也”。又曰“此地自魏晋以后为西域长史治所”[4]。《河水注》曰“河水又东注于泑泽，即经所谓蒲昌海也。水积鄯善之东北，龙城之西南……浍其崖岸，余滔风吹，积成龙形，面西向海，因名龙城”。汉代的龙城或在汉蒲昌海的西北；北魏时的蒲昌海，已向故海西南移动，故当时的海在龙城的西南。在此东北十二英里，斯氏发现一座有城墙的小堡，其结构与敦煌古边墙一样，他以为是通楼兰的驿站（向译《西域考古记》第九章）。

《史记》之“盐水”，《汉书》易以“盐泽”。此二名在《大宛传》似有区别。传曰“其东，水流注盐泽（索隐云盐水也），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而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太初元年前，武帝求宛马，宛国相与谋曰“汉去我远，而盐水中数败，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而“贰师将军军既西过盐水”以伐宛，既伐宛岁余“西至盐水往往有亭”云。盐水之亭，亦不同于同传“于是列亭障至玉门矣”，前者仅有烽台而后者连以边塞长城。

《大宛传》正义引“《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泑泽，一名盐泽，亦名辅日海，亦名牢（今本作穿）兰，亦名临海，在沙州西南”。《河水注》曰“其水东注泽，泽在楼兰国北扜泥城，其俗谓之东故城，去阳关千六百里……故彼俗谓是为牢兰海也”，王先谦《西域传·补注》云“海因国得名，牢、楼一声之转”。（《仪礼·士丧礼》郑注“牢读为楼”。）盐泽当指水流东注所积之蒲昌海，而盐水应指泽西西来之水流[5]，约相当于营盘以上之孔雀河及营盘以下之库鲁克河。《西域传》曰“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河水注》作东去玉门、阳关一千三百里），广袤三百里（一本作三四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又曰“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扜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据此，则阳关东去长安4500里（《西域传》婼羌“去阳关一千八百里，去长安六千三百里”所述亦同），阳关西去盐泽1300里，盐泽广三百里，楼兰在泽西，故楼兰去长安为300+1300=1600+4500=6100里。自汉以来，蒲昌海曾经迁徙，但1921年以后改复故道《申报地图》大约近于汉代位置，临泽之楼兰当在泽西。

据《史记》之说，则西至盐水往往有亭与仑头有田卒数百人，皆汉武帝天汉事，盐水有亭似应指营盘—库尔勒之间（包括仑头）古道上的烽台。据《汉书》之说，则屯田渠犁、轮台及置使者校尉乃追述汉昭帝事，而盐泽起亭似应指罗布淖尔北岸至“楼兰遗址”（前凉之海头）古道上的烽台。司马迁自叙其书讫于太初，而班固谓其讫于天汉，《史记》中可有天汉时事，盐水有亭当为太史公所述。《汉书》本之，改盐水为盐泽，仑头为轮台，又增入渠犁屯田一事。《西域传》曰“自武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又见《郑吉传》以为张骞通西域、李广利征伐以后所初置。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二谓渠犁故国在今策特尔与车尔楚之间，轮台故国在今玉古尔[6]，龟兹故国在今库车之南。渠犁在轮台之东，汉武征和中曾议屯田而未行。《西域传》载桑弘羊奏“故轮台以东捷枝、渠犁皆故国，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臣愚以为可遣屯田卒，诣故轮台以东……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为便”。时为征和三年，贰师败降匈奴，故武帝诏曰“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盐铁论·地广篇》亦曰“故群臣论或欲田轮台，明主不许”。桑弘羊所建议而武帝所不许者是“轮台以东”之屯田，见行于昭、宣。《西域传》谓“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议，以杆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田轮台，轮台与渠犁地皆相连也”，而龟兹以其“迫吾国而田”，杀之。宣帝“地节二年汉遣侍郎郑吉田渠犁积谷，欲以攻车师”（亦见《郑吉传》）。桑弘羊之议屯田轮台以东，并无碍于天汉中已有轮台田卒之事；故天汉间轮台有亭有田卒，亦为可能。

四、居延泽上——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

《史记·匈奴传》曰“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至庐朐……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述于太初三年。《汉书·武纪》亦在太初三年，作“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史记》“筑居延泽上”述于“筑城障列亭”之后，则此同时并举之“筑”应俱释为筑塞，而非筑居延城。同年，《大宛传》曰“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7]，《集解》曰“如淳曰立二县以卫边也。或曰置二部都尉以卫酒泉”。或说为是，因休屠是北部都尉所治。所谓“筑居延泽上”即“筑居延”，乃指筑弱水两岸的障塞亭隧，至于居延故泽的西端（瓦因托尼）及南端（博罗松治）。

居延泽上之塞与路博德有关。《史记·匈奴传》正义引“《括地志》云汉居延县故城在甘州张掖县东北一千五百三十里，有汉遮虏障，强弩都尉路博德之所筑，李陵败与士众期至遮虏障，即此也”。《汉书·地理志》居延下注引“阚骃云武帝使伏波将军路博德筑遮虏障于居延城”。《括地志》与《十三州志》仅在说明遮虏障为路博德所筑之一，并非博德所筑仅为一个城障而已。《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二酒泉县下曰“故长城，《汉书·李陵传》谓之遮虏障，在县北”。亦误会此意。王应麟《玉海》以为“居延塞即遮虏障也”，也是不正确的。居延简（145·32）有“遮虏候”是遮虏为候官之一，其所居城为遮虏障。

《史记·卫将军骠骑传》“以右北平太守从骠骑将军有功为符离候。骠骑死（元狩六年）后博德以卫尉（元鼎五年，见《百官公卿表》）为伏波将军，伐破南越（元鼎六年），益封，其后坐法失侯（见《景武昭宣元功臣表》“太初元年坐见知子犯逆不道罪免”），为强弩都尉，屯居延，卒”。据《汉书·李陵传》，天汉二年诏博德将兵迎李陵（又见史、汉《匈奴传》）；据《汉书·武纪》天汉四年，博德与李广利会战单于于余吾水上（亦见史、汉《匈奴传》）。自太初元年至天汉四年（公元前104—79年）前后八载博德皆屯居延，以至其卒，当在天汉四年以后。

额济纳河两岸烽台遗址所出汉简，俱属于居延、肩水两都尉，多西汉武帝末、昭、宣及其后年号，则二都尉之设立在西汉时。《汉书·地理志》张掖郡有居延都尉而无肩水都尉。惟《盐铁论·复古篇》曰“故扇水都尉彭祖宁归言”，扇水或肩水之误，则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7年）《盐铁论》以前已有肩水都尉。《汉书·赵充国传》所述穷水塞，似亦肩水塞之误。

此道边塞，起自居延泽西，索果淖尔之南沿额济纳河直至毛目之南，在东经100°—101°30′之间，北纬40°—41°30′之间，西南斜行，约为250公里[8]。

五、五原塞外至卢朐光禄塞——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

与居延泽上筑塞之同年，汉使光禄徐自为筑列城于五原塞外数百里至庐朐，远者千余里，已见上述。光禄所筑在五原塞外，《汉书·匈奴传》侯应曰“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此塞外列城实在阴山之北，在今河套北乌拉特旗一带。《地理志》稒阳县下本注曰“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又西北得虖河城，又西得宿虏城”，《史记·匈奴传》正义引“《地理志》云五原郡稒阳县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又西北得摩河城，又西北得宿虏城。按即筑城障列亭至庐朐也”。光禄所筑应是等距离的列城，自稒阳石门障北西北斜上。

武帝所筑边塞，沿秦制之旧，皆为东西横行，自毛目西至盐水，大率在北纬40°30′上下。惟居延和庐朐两塞则为东北向和西北向纵列；居延北端至42°，庐朐当亦在42°上下。此两塞之中当为匈奴之右方直五原、上郡者，匈奴右方入侵定襄、云中，光禄塞为其东南入侵的阻阑，故太初三年秋“匈奴大入定襄、云中，杀略数千人，败数二千石而去，行破坏光禄所筑城列亭障，又使右贤王入酒泉、张掖略数千人”。此未越居延塞而西。

《史记·魏世家》梁惠王十九年“筑长城，塞固阳”，正义引“《括地志》云稒阳县，汉旧县也，在银州银城县界。按魏筑长城，自郑滨洛，北达银州至胜州固阳县为塞也；固阳有连山，东至黄河，西南至夏、会等州”。《通典》卷一九四“光禄塞今新秦郡银城县之北”。《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二年“龙贾帅师筑城于西边”，至十九年而塞固阳。《史记·始皇本纪》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集解引“徐广曰（阴山）在五原北”；索隐云“高阙，山名；北假，地名，近五原”；正义云“高阙，山名，在五原北，两山相对若阙，甚高，故言高阙”。北假约在今河套之上。

汉代稒阳县应在今包头市西北。包头之北正当大青山西端与乌拉山东端豁口处，有一自北流向大河的仑都仑河，当是古代的石门水。《河水注》曰“河水又东流石门水南注之，水出石门山，《地理志》曰出石门障，即此山也。西北趣光禄城，……城东北即怀朔镇城也。其水自障东南流迳临沃县东，东南流注于河”。《河水注》（卷三）有两个稒阳：曰“河水又东迳稒阳城南，东部都尉治，迳河阴县故城北，又东迳九原县故城南，秦始皇九原郡治此，汉武帝元朔二年更名五原也。……西北接对一城，盖五原县之故城也……，其城南面长河，北背连山，秦始皇逐匈奴，并河以属之陶山，筑亭障为河上塞，徐广《史记音义》曰陶山在五原北，即此山也”。又曰“河水又东迳固阳县故城南，王莽之固阴也，《地理志》曰自县北出石门障，河水决其西南隅，又东南枝津注焉，水上承大河于临沃县，东流七十里，北溉田，南北二十五里注于河”。稒阳城在稒阳县之西北，乃稒阳塞所在。

五原县北之连山，即《始皇本纪》之陶山，徐广谓陶山（今本《史记》引作阴山）在五原北，张守节谓固阳有连山、凡此连山、陶山是一山，皆指今日阴山山脉西部之乌拉山。山南曰阳，稒阳之稒或即此山古名。《史记·匈奴传》赵武灵王“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正义引“《地理志》云朔方临戎县北有连山，险于长城，其山中断，两峰俱峻，土俗名为高阙也”（今本无）。《河水注》卷三曰“山下有长城，长城之际，连山剌天，其山中断，两峰双阙，……阙口有城，跨山结局，谓之高阙戍”。西自高阙东至稒阳城，乃赵长城，东接魏长城。此一段长城皆在河套北岸，乌拉山南麓。其中属于汉五原郡者则为自田辟至稒阳一段，《河水注》曰“河水又东迳田辟城南，《地理志》曰故西部都尉也。……河水又东迳原亭城南，阚骃《十三州志》曰中部都尉。……河水又东迳稒阳城南，东部都尉治”。这一段即所谓五原塞，其东部为稒阳塞，《后汉书·和帝纪》永元元年“度辽将军邓鸿出稒阳塞”李贤注云“故城在今胜州银城县界”。《后汉书·南匈奴传》建武“二十六年遣中郎将段彬、副校尉王郁使南单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

六、受降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

《汉书·匈奴传》述甘露三年呼韩邪单于朝汉“愿留居光禄塞下，有急，保汉受降城”，《宣纪》作“单于居幕南，保光禄城”。案《匈奴传》，太初元年伐大宛，命公孙敖筑受降城，《汉书·匈奴传》曰“汉使贰师将军西伐大宛，而令因扜将军筑受降城”。《一统志》谓在河套北吴喇忒旗北，“按《后魏》太平真君九年北讨至受降城，积粮城内，留守而还，盖即汉城也”。大约与光禄所筑列城相近。《通鉴》卷二十一太初元年注则以为“受降城在居延北”。

《汉书·酷吏传》田广明宣帝时“以祁连将军将兵击匈奴，出塞，至受降城，受降都尉前死，丧柩在堂”。《宣纪》记于本始三年。由此可知宣帝初，有受降都尉，受降之置都尉当在此以前。

受降都尉乃塞外都尉之一，《汉书·李陵传》曰“李绪本汉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之，绪降，而单于客遇绪，常坐陵上”。奚侯城待考，亦塞外列城之一。

七、眩雷塞——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

《史记·匈奴传》曰“又北益广田，至眩雷为塞，而匈奴终不敢以为言，是岁翕侯（赵）信死。汉用事者以为匈奴为已弱，可臣从也”，乃“使杨信于匈奴”。“匈奴使其贵人至汉……不幸而死”。“汉乃拜郭昌为拔胡将军及浞野侯屯朔方以东备胡”。《汉书·武纪》元封四年“秋以匈奴弱，可遂臣服，乃遣使说之。单于使来，死京师。匈奴寇边，遣拔胡将军郭昌屯朔方”。即杨信、王乌使于匈奴之年。是此塞与酒泉、玉门间塞乃先后同年所作。

《地理志·西河郡》增山县下本注云“有道西出眩雷塞，北部都尉治”。增山在今榆林县之北，《一统志》谓增山“故城在今河套之南，接榆林边界”，当在今鄂尔多斯界，也是南北纵列之塞。

以上所述，可知西汉所筑边塞，只在武帝十二年间（公元前111—100年），综之如下：

元鼎六年　令居至酒泉　金城郡广武广武都尉，龙支西部都尉；武威郡休屠都尉，休屠城北部都尉；张掖郡日勒都尉。

元封四年　酒泉至玉门　酒泉郡会水东部都尉、北部都尉，乾齐西郡都尉；敦煌郡广至宜禾都尉，敦煌中部都尉，龙勒玉门都尉、阳关都尉。

元封四年　眩雷塞　　　西河郡增山北部都尉。

太初元年　受降城　　　五原郡塞外受降都尉。

太初三年　　　　　　　居延泽上弱水西岸　张掖郡居延居延都尉、肩水肩水都尉。

太初三年　光禄塞（五原塞外至庐朐）　　五原郡稒阳东部都尉。

天汉元年　玉门至盐水　西域都护

以上除眩雷、光禄两塞及受降城在河套的内外外，其它皆在河西四郡及其西。《汉书·西域传·序》曰“及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史记·匈奴传》谓蒙恬缮治秦长城“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临洮“陇西长城”以西的“西塞”则自秦长城向西延展至于敦煌玉门关，故赵充国曰“窃见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所述里数，似有所据。临洮以西至辽东的秦长城，号称万里，只是概数，实际或不及万里。《后汉书·西羌传》谓汉武帝“初开河西，列置四郡……于是障塞亭隧出长城数千里”，是说西出秦长城数千里。兹将汉武帝所筑边塞长度，约略估计如下。

属于西塞者，即令居—酒泉—玉门的北边塞，自今永登县至张掖县直线约250公里，自张掖县沿河至毛目约200公里，自毛目西至玉门关约500公里，全长为950公里。以400米为1汉里，则1公里=2.5汉里，自令居至玉门为950公里=2375汉里。属于毛目东北斜上的边塞，自北端（居延海西）起殄北、甲渠、广地、槖他四候官塞共长约200公里，傍额济纳河两岸；此下（从金关起）至甘州河和北大河相交处的毛目，共50公里，两岸各一条塞，一边是肩水候官塞；在布肯托尼以东，另有一支东西行的卅井候官塞，共长60公里。此六塞共长360公里，约合900汉里，没有包括居延候官塞等。以上以“令居”和“居延”为始的边塞共长2375+900=3275汉里，都有部分的塞迹存在。至于眩雷塞的长度，无法估计；光禄塞似是千里间的列城，玉门西至盐水的列亭在一千三百里间，应皆无边塞。由此可知汉武帝所筑边塞约为三、四千里，故《西羌传》说“数千里”。其中令居至玉门约长二千三百里是东接秦长城的，故赵充国所说自敦煌至辽东的北边11500汉里，则秦长城只能有9200汉里，近于万里而不足。

秦时蒙恬所缮治的万里长城，是连缀六国的北边长城，所增筑不多。汉武帝由于防御匈奴与羌，开发西域，在河套以西，用了短短十二年时间，兴建了规模巨大的三、四千里障塞亭隧，设置了组织严密的屯戍机构，新开辟了匈奴故地的河西四郡，在政治、军事、经济和交通诸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九六一年三月至六月初稿，一九六三年终改作，一九六四年终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