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土

我国秦代以前，有很长的时期以竹简、木札和缣帛（素）作为书写经典、传记、册命、律令、书檄、信札、历谱、簿籍和一切文书的主要材料。《墨子·明鬼篇》曰：“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韩非子·安危篇》曰：“先王寄理于竹帛”。后汉发明了以树肤麻头制成的纸，但竹帛的应用，仍未稍衰。《后汉书·儒林传》序谓：“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意林》引《风俗通》说：“光武车驾徙都洛阳，载素、简、纸经凡二千两（辆）”。《后汉书·贾逵传》（章帝）令“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与简、纸经传各一通”，李贤注云“竹简及纸也”。东汉末，献帝令荀悦撰《汉记》，《后汉书·荀悦传》曰：“诏尚书给笔札”，则当时尚用木简著书。至东晋之末，尚明令以纸代简，《初学记》卷十一引《桓玄伪事》述桓玄（卒于公元404年）之令曰：“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可知竹木简的应用，直到晋以后才渐渐废止。

近数十年来，西北地区虽曾有大批汉至西晋木简出现，但大部分是边戍文书，极少六艺诸子杂书，详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等编。建国十余年来，南方地区曾有一些竹简和少量的木简出土，约有以下各项：

（一）战国竹简

1.一九五一年长沙北郊五里牌第四〇六号木椁墓出土三十八枚残简，最长13.2厘米（不全），是赠册。见《长沙发掘报告》。

2.一九五三年长沙南郊仰天湖第二十五号木椁墓出土四十三简，长约22厘米，是赠册。见《考古学报》一九五七年第二期。

3.一九五三年长沙北郊杨家湾第六号木椁墓出土七十二简（二十七简无字），长13.5厘米，每简仅在简首有一、二字，编册包以绸，在漆盒内铜镜下。见《文物参考资料》一九五四年第十二期。此汉尺六寸的簿册，《说文》所谓专或算，乃是妝奁册或算筹。

4.一九五七年信阳长台关木椁墓出土两组：一组出于北室，编号二十九件，据在北京的七简量之，长68.6厘米，另一长58.8厘米，是赠册；一组出于前室，编号八十八件，皆已残断，是诸子尺书之类。见《文物参考资料》一九五七年第九期。

（二）两汉及其后木简

5.一九五一年长沙东郊徐家湾第四〇一号墓出土“被绛函”木札一枚，北郊伍家岭第二〇三号墓出“鱼鲜一斛”检封一枚，均属西汉晚期。见《长沙发掘报告》一二四页。

6.一九六二年连云港海州网疃庄西汉晚期墓出土衣物券木札一枚，长23、宽6.7厘米。见《考古通讯》一九六三年第六期。

7.一九五六年陕县刘家渠第二十三号东汉墓出土木简二，残存下端三字。见《考古通讯》一九五七年第四期。

8.一九五五年武昌任家湾砖券墓出土木简三简，长18.8—21.5厘米，一简有“道士郑丑再拜”，乃是书札。见《文物参考资料》一九五五年第十二期。

以上八次出土的，战国时代多竹简赠册、奁册，两汉及其后的则为书札、衣物券、检封之类。此次武威磨咀子第六号墓出土五百余简，竹简占很小一部分而多为木简，且为成篇的经书，首尾完整不缺，叶数顺接，文字清晰，由此可以详细而具体地考定汉代的简册制度，从而补足文献上所未及，并证实文献上记载不足或不确之处。兹分项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