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余论

十四、余论

以上就出土实物，参考汉代或较古的文献资料，试图复原简册的原形，并附述它对于后世书籍制度的影响。由于这样完整的成篇经书，为以前所未发现过的，故我们从实物上观察、考索，可以得到较前人稍为具体正确的结论。清末叶德辉作《书林清话》，其卷一曾就文献记录论及书之称册、卷、本、叶、部、函等六事。其后王国维作《简牍检署考》，其前部论简牍，考证较详，亦偶及敦煌出土简牍。马衡据叶、王之文作《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有所补充。居延汉简出土后，他作了《记汉居延笔》和《册书考》两文，是根据实物而有所阐发的。王、马两文中凡有可商之处，以上叙述中已稍作辨正。其它还有一些问题，为以上所未论列者，作此余论。

关于大小题的问题，《书林清话》曰：“凡古书以一篇作一卷，如六经汉人注本，皆小题在上，大题在下（如《尧典》在上，《虞书》在下），果为通连，则当大题在上，小题在下矣”。他所说的乃今所见北宋以来刊本，其形式行于唐初，源于六朝。汉简《仪礼》，则有外题篇名、篇次和内题，没有大题。《汉石经集存》第二一七号“《酒诰》第十六”顶格写，马氏推论曰：“其下当有《周书》字，盖诸经篇题，多为小题在上，大题在下，若《尧典》第一应书在上，而《虞夏书》应书在下也”。此所推论，缺乏证据。简本甲本七篇一组，为庆氏《礼》的第三、第八、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篇次并不完全连接，则一篇自编一册，而每册篇题之下并无大题“礼”字。所以有小题而无大题，仍可证明一篇为一卷。且一篇也不必是一卷，一卷也可以是若干篇。《汉书·艺文志》“《尔雅》三卷二十篇”，是一卷数篇，而《士丧》、《少牢》之分为上下篇是一篇二卷。

关于汉代校雠之法，《文选·魏都赋》注引《风俗通》曰：“按刘向《别录》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冤家相对”，下遗“为雠”二字。《太平御览》卷六一八引刘向《别传》曰：“雠校者，一人持本，一人读析，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此《风俗通》所述，当与以前所述《风俗通》引论刘向“杀青书”“可缮写”一节相连，皆《风俗通》佚文而语涉刘向校书者。《太平御览》所引“一人读析”而《文选》注作“一人读书”，前者似较胜。此谓校是一个人读书，因其上下文而校出错误；雠是二个人对校，一人持本用耳目，一人持析或书用口宣读，由所读之书校出所持之本者的错误。析可能是札或的误字，但此人所读，应是刘向所谓“已定杀青书”的，或秘府所藏既已校定、编次、写定的中书，可称之为定本或官本。《汉书·河间献王传》曰：“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师古云：“留其正本”而以付本、写本付还于民之有书者。

刘向校书，先作笺记，附系于原简册下。其《晏子叙录》曰：“中书以夭为芳，又为备，先为牛，章为长，如此类者多，谨颇略椾，皆已定以杀青书，可缮写”。又《列子叙录》曰：“或字误，以尽为进，以贤为形，如此者众，及在新书有栈，校雠从中书，已定，皆以杀青书，可缮写”。椾、栈皆即笺字，《说文》训为“表识书也”。程大昌《演繁露》卷五曰：“古无纸，专用简牍，简则以竹为之，牍则以木为之。康成每条自出己说，别以片竹书之而列毛传之旁，故特名郑氏笺者，明此笺之语，己实言之也”。解说郑注《毛诗》而名笺之故，最为中肯。汉及其前，以六寸之“专”注写经之解说，名之为“传”，亦同于笺。汉代校雠和缮写定本手续，大约如此。

汉代以前，竹册和木札不但应用不同，其编连之法或亦有所异。用竹帘式的编简为册，亦用于连札成编（“编”是居延木札编册之自称）。在竹、木同用编册之外，应有专为穿系贯串木札、木觚之法，即在木札、木觚的一端上穿系一根绳束。敦煌出土的《急就章》第一觚，在觚的上端一面斜削其角，斜角面上写“第”“一”两字，两字之间有一穿孔。积若干觚乃成一本《急就》。《居延汉简甲编》第二五五四是一极长四面觚，下端削尖，似有一孔。《流沙坠简》杂事类第百十，百十一尼雅城所出两简作“卯　之八”“午　十”，在卯、午之下各一穿孔，当是一编残存的两枚。《罗布淖尔》第二十五简记里数，简下端一孔。凡此编觚、编札，系用一根单编穿束若干木札或木觚。此种编札法，后来渐代以两道及两道以上的编绳，其制衰亡。但到了唐代，边远地带还有保存此法的，如于阗所属马咱托拉、白拉滑史德两地所出征税簿，札长38厘米，穿孔在札末（见《流沙坠简》杂事类第百十四至百二十二等九札）。

用单绳编札之法，不同于用多绳编册之法，所以刘熙《释名·释书契》分别两事，曰：“札、栉也，编之如栉齿相比也”，“简，间也，编之篇篇有间也”。编之篇篇有间者，指编册的竹简与竹简之间，皆因两面穿缀几道绳子而生间隔；编之如栉齿相比者，或指编札如梳子，一道绳束在上，如梳之上部，而垂挂之诸札，如梳之有栉齿并列，上连而下不连，如梳比然。

上述穿系贯串木札或木觚的方法，其所用的绳索需要牢固，因每一翻检，就要磨损其绳编。世传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应指这类木札的韦带。《说文》曰：“韦，兽皮之韦，可以束”，“弟，韦束之次第也”，后来从竹作第。敦煌出土《急就章》，“第一”两字刻在觚端斜削之处，而“第”与“一”之间作有穿束之孔。此“第一”之“第”，犹“卷一”之“卷”，最初是名词，后来引申为次第的形容词。简册所称“第一”“第二”乃是“册一”“册二”之义。由此可知书册分“第”之法由于韦束，而韦束乃编束木札或木觚之上端穿孔之用，不宜作为穿缀编册的绳纶。因如以韦编册，则卷用不便。木札所束的单位为“弟”；竹简和木简所编的单位为“编”（篇）为“册”；竹木简所编和纸帛所书的，也皆以“卷”为单位。凡此书册的单位名称，后来渐渐有所改变，如编册为“编”的，改为“篇”；册为象形，后又假策为之，又变作笑；“册”流传于口语，至于今日。“卷”本为帛、册、纸所共用，后来成为纸本所专用。汉初既以编竹简之法编木札，于是札、牍、牒、版乃与竹简相通用。占据一定地位的木觚，渐渐为小学篇章所专用。“第一”之第相当于“卷一”“册一”之卷或册，后来引申为次第；原先以若干札、觚而用一条绳束者为第，后来变为每一简或每一札的编次。

我们根据实物的形制，推定古有单穿束绳的书册。不意在得此结论后，发现乾隆时经学家李惇已有同样的推测。他在《群经识小》卷四《论方策》一条下，曾简明扼要地说：“简狭而长，编简者当于简头为孔，按其次第以韦贯之，夫子读《易》，韦编三绝，是也”。他是根据韦编而想出来的，有了实物，可以证成他的这种推论。不过他以为古代编简者皆是如此，则不尽然。

编简与编札之异制，也反映了先秦简与牍在应用上的分别。编简与简，用于国家重大记事与经典书籍。《多士》称殷先人“有册有典”；周初分鲁公以“备物典策（册）”；《孟子》所取《武成》的三策；《鲁语》臧文仲使人写展禽语的三策；《洛诰》之“祝册”；《顾命》之“册命”；《小雅·出车》之“简书”；《左传》之“受策”（僖二十八，襄三十，昭三）；西周金文《颂鼎》之“令书”“令册”；《左传》（文十五，襄二十）凡得罪于君，“名在诸侯之策”；《左传》襄二十五：“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王制》：“太史典礼，执简记，奉忌讳”；《左传》隐十一年：“凡诸侯有命告则书……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仪礼·聘礼》：“史读书，司马执策立于其后”；《礼记·祭统》：“史由君右执策命之”；《逸周书·尝麦篇》：“作策执策”；《仪礼·既夕篇》：“书遣于策”，即《隋书·礼仪志》的赠册，《聘礼》记：“百名以上书于策”，亦聘用餽赠名册。凡此简、策、典册策大部分指编简，其主要的用途为经典、国史、语录以及聘、丧赠赙名册等。

版牍的应用，似属于次于上述的公文书。《说文》曰：“牍，书版也”；《战国策·齐策》王建母临终言，命“取笔牍受言”；《韩诗外传》周舍曰：“墨笔操牍，从君之过，而日有记也”；《汉书·武五子传》曰：“持牍趋谒”；《汉书·周勃传》曰：“狱吏乃书牍背示之”（亦见《史记·绛侯世家）；《汉书·外戚列传·赵皇后传》曰：“手书对牍背”；《释名·释书契》曰：“牍，睦也，手执之以进见，所以为恭睦也”；《急就篇》颜师古注云：“牍，木简也，既可以书，又执之以进见尊者，形若今之木笏，但不挫其耳。凡此近于手版的牍，临朝记事所用，其长度当为一尺（《后汉书·蔡邕传》注引《说文》），其宽度则应宽于编册的木简。《论衡·效力篇》曰：“书五行之牍，书十奏之记”；《春秋·序》曰：“小事简牍而已”，孔疏云：“牍乃方版，版广于简，可以并容数行”；《仪礼·聘礼记》曰：“不及百名书于方”，贾疏云：“方若今之祝板，不假连编之策，一板书尽，故言方板也”；《既夕篇》曰：“书赗于方，若九、若七、若五”，注云：“方，板也，……每板若九行，若七行、若五行”；《后汉书·循吏列传》谓光武“其以手迹赐方国者，皆一札十行细书成文”。由版、牍并容数行，知其广于仅容一行的木简。牍之称为方为版，乃指其广。《管子·霸形篇》曰：“于是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笔，明日皆朝于太庙之门。朝，定令于百吏”；注云：“方谓版牍也，凡此欲书其所定令也”。由《聘礼记》所述，方对编策而言，《中庸》所谓“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方或版牍不但为宽者，而且是单片的。《周礼·内史》曰：“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王制禄，则赞为之；以方出之；赏赐亦如之”。《周礼·硩蔟氏》曰：“以方书十日之号……县其巢上，则去之”。而方之称为版者，则为簿录名籍。《周礼·大胥》司农注云：“版，籍也”，《周礼·司士》、《宫伯》郑众注云：“版，名籍”，《周礼·小宰》司农注云：“版，户籍”，《论语·乡党》郑玄注云：“负版者持邦国之图籍”。《史记·张丞相传》谓其“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明习天下图书计籍”，方书即版书，乃指名籍之类，即公牍簿书档案。出土汉简作长方形而有数行者，应为版牍。

牒于汉代称为编牒，是其可以编连成册。《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诸侯会于黄父，将“输王粟，具戍人”，宋右师不奉命，晋士伯责之，“右师不敢对，受牒而退”，牒当书所应输粟及戍人名数。《战国策·齐策》孟尝君逐于齐，因谭拾子之谏，“孟尝君乃取所怨五百牒削去之，不敢以为言”。五百牒乃所记怨者名籍，必是编连之。《玉篇》训牒为札为谱，《史记》屡称谱牒、牒谱、牒，《汉书·艺文志》有历谱一类，出土汉简中的历谱皆可以编连，属于牒之一种。先秦的编牒，当只是名籍、历谱之类，汉世并以名木简所编的经牒。

汉简中有不少木觚，除作为小学篇章的临写、诵读的课本以外，既用以记事，亦作为起草之用。敦煌和居延两地所出，有三面、四面、六面者，即有三棱、四棱、六棱者。三棱者可以写三面，可以只写二面，四棱者也可以只写三面。《沙流坠简》小学类考释，因见有三棱之觚，其三面二狭一广，各为半柱形之半，遂谓“初由一方而剖为二觚，复以二觚联为一方”，定觚是方版之“方”。这种说法是可商的。不但实物上觚为多方的，后世注家亦同：颜师古注《急就篇》曰：“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书”，《一切经音义》卷七十三引《通俗文》曰：“木四方为棱，八棱为柧也”，《汉书·律历志》注引：“苏林曰：六觚，六角也”，《说文系传》引：“《字书》曰：三棱为柧木”。

武威出土木简，都是采用最好的材料而且经过精治的，每一根的横剖面都成正角长方形，四边和上下两端都是棱角显明。但居延汉简常利用从旧木札削去一层薄皮（削衣）而重书的，被削弃去的薄皮叫做，乃是柹。《后汉书·杨由传》曰：“又有风吹削哺”，注云：“哺当作柿，音孚废反”。《颜氏家训·书证篇》曰：“《后汉书·杨由传》云风吹削胏，此是削札牍之柹耳。古者书误则削之，故《左传》云削而投之是也。或即谓札为削，王褒《童约》曰书削代牍，苏竟书云昔以摩研编削之才，皆其证也。《诗》云伐木浒浒，毛传云浒浒、柹貌也。史家假借为肝胏字，俗本悉作脯腊之脯，或为反哺之哺。学士因解云削哺是屏障之名，既无证据，亦为妄矣。此是风角占候耳，《风角书》曰：庶人风者，拂地扬尘转削。若是屏障，何由可转也？”此解从札牍上削下的薄片名为（或隶作柹、林），风可吹起，居延出土削片而尚残存字迹者，都较薄。

《说文》木部曰：“，削木札朴也，从木声，陈楚谓椟为”。此字后来隶定为柹为，或假胏、脯、哺等字为之，音如孛，其义为薄。削木札朴、谓削木札之朴，削下的木片名为。王濬造船，木蔽江而下，《晋书音义》中云：“林，木片也”。陈楚谓椟为，段玉裁据《韵会》所引，改为“陈楚谓之札”，《一切经音义》卷四十七引《三苍》曰：“，札也，今江南谓破削木片为，关中谓之札，或曰札”。从牍樸分片削出的木片，用以成牍者为札，所以《一切经音义》卷七十三引《仓颉篇》曰：“，札也”，《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索隐云：“，木札也；附，木皮也”；其弃去不用者亦曰，所以《汉书·田蚡传》注云：“肺，斫木札也”，《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正义引颜师古云：“一说柿，斫木札也，喻其轻薄附着大材”；其已成书札而整面削去重写，其削去弃去之片亦谓之，即风吹削之。关于《颜氏家训》此条，向来多有误解，叶氏据之遂谓“知札牒之木为柹木”，有人以为柹木是用作札牒的一种木材名，则大误。

以上因附述诸家之说而有所修订，澄清了某些问题。经过此次对武威汉简的整理，感到简册制度的研究，还可以推进一步。尤其是今天有了更多而可据的实物，时代、出土地点、用途、材料、形制、长度都有所不同，可以全面的作一番整理。出土地点的查明，残折部分的缀合，以及书籍记载的搜集，仍然是当前所急要作的。简文文字内容的辨识，形制大小及其用途的分类，以及断代定期，也都非常重要。

一九六二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