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才庸（1913年—1942年）

陈才庸

又名陈财荣，海宁县硖石镇（今海宁市硖石街道）人。父亲陈子祥在硖石镇小街开设一家叫“文魁堂”的小书店。陈才庸从小便在这小书店里受到新文化的熏陶。他酷爱艺术，善书画、篆刻，会雕塑，小学毕业后去杭州印刷所学艺，在那里学会了刻制印刷用的宋体字。1934年回到家乡，在一家印刷所负责木刻、绘画。

1937年年初，陈才庸和从上海回乡的进步青年吴曼华、史惜华等人一起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还在当地一家商报上办了《女声》（后改名为《抗战》）副刊，宣传抗日，陈才庸设计刊头。11月，日军轰炸硖石，陈才庸立即投入救护伤员和安置难民工作。11月24日，硖石沦陷前夜，陈才庸与吴曼华等不愿做亡国奴的青年，一起流亡到杭州，在驻岳庙的省抗战后援会上，加入了省“战地服务团”。之后他随团辗转于金华、建德、富阳、桐庐一带，救护伤民、难民，开展抗日救亡宣传。1938年4月，陈才庸由金华的地下党组织介绍去龙泉县（今丽水市龙泉市）参加县政工队。8月，中共龙泉县政工队特别支部吸收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9年，陈才庸调任龙泉县民众教育馆馆长，与郭世桢合作，在龙泉县政府的大操场墙上，创作了两幅巨大的彩色壁画，一幅是《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另一幅是《中国不会亡》，这两幅画鼓励有志爱国同胞为挽救民族危亡、赶跑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奋斗。不久，陈才庸又到义乌参加“浙江省战时政治工作队第三大队”。在义乌，他经常白天背雨伞，穿草鞋，吃干粮，深入穷乡僻壤，发动民众参军，开展“二五减租”，救济难民；同时写标语，作漫画，宣传抗日。晚上在油灯下认真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提高思想认识。在党的教育下，陈才庸深沉的爱国热情逐渐凝聚成坚强的革命意志。

1940年年初，受中共浙西特委指派，陈才庸到崇德的《浙西导报》社工作。3月，中共《浙西导报》支部成立，陈才庸任支部书记。支部先后发展了吴曼华及印刷工人刘方公、倪加民等人入党，从而使报社内党的力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加强。8月，特委决定把《浙西导报》支部改为特支，由陈才庸任特支书记。特支的建立，使《浙西导报》被党组织直接掌握。报社工作繁忙，人手又紧张，陈才庸经常身兼数职，埋头苦干，恪尽职守。报社在印刷上级党组织交办的党内文件、传单的同时，还帮助地方印刷农村教科书。在工余时间，陈才庸还经常教工友们射击术，培养他们与敌人作战的本领。《浙西导报》成了宣传团结抗日主张的舆论阵地，鼓舞了浙西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心，推动了浙西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更引起了国民党浙西行署的恐慌。

《浙西导报》

1940年11月，《浙西导报》被国民党政府查封。经特支书记陈才庸向上级党组织请示，报社大部分人于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撤到了天目山。中共浙西特委指示吴曼华、陈才庸、张纪斐组成中共特别支部，在天目山“长期埋伏、广交朋友、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国民党浙西行署有意对他们实行分散监视，还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搜查了陈才庸的宿舍。反动派的种种迫害行为，并没有使陈才庸屈服，他仍然积极工作着。是年冬，陈才庸被派任浙西民族剧团的副团长，继续进行抗日宣传。1941年春，孤岛上海和敌占区杭州有一部分爱国青年想来内地参加抗日战争，苦于路途险恶，未能出来。当剧团知道这个情况后，在讨论谁去敌占区指引时，陈才庸不顾艰险，挺身而出，带着6位青年横跨京杭国道，冲过敌人的封锁线和碉堡，回到天目山。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的气焰更加嚣张，1941年10月，借“有中共嫌疑”的罪名逮捕了陈才庸。当时，陈才庸在天目山朱陀岭上演《日出》，扮演鲁贵这个角色。第二幕下场后，他便被便衣特务抓走，在国民党浙西行署调查室被秘密审讯了七八天，受尽严刑拷打，被折磨得遍体鳞伤，但他英勇不屈，始终没有暴露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和党组织的秘密。1942年春，陈才庸被杀害于天目山羊角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