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伯生（1923年—1949年7月）

范伯生

桐乡县同福乡（今桐乡市凤鸣街道）人。范家世代以耕田为生，是村上出了名的忠厚人家，原来家道还算殷实，但到了范伯生父亲一代，时运不济，盗匪蜂起，灾祸不断，范家先是典卖土地，后是典卖房屋，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1923年的腊月十三，大雪纷飞，滴水成冰，灵安港北岸范家谷一间老屋里忽然传出几声微弱的婴儿啼哭声，一个男婴来到了人间，他就是范伯生。范伯生14岁的时候，日本鬼子来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范家谷北面有一片荒凉的荡地，叫金沙庵荡，方圆三四里没有人家，杂草丛生，高过人头。日本鬼子“扫荡”过境，金沙庵荡成了范伯生与乡亲们逃难避乱的地方，乡亲们一年四季都在担惊受怕中度过，少年的范伯生恨透了这不平的世道。22岁的时候，范伯生终于盼来了抗战胜利，总以为从此天下太平，老百姓可以安居乐业了，却又遇上了内战爆发，国民党反动政府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农村经济迅速崩溃。范伯生家只有两亩多一点土地，养不活全家6口人，只得四处谋生。1948年，经亲戚介绍，他来到了同福乡政府，谋得了一个伙夫的差事，混一碗饭吃。

1949年5月，崇德全境解放，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人民解放军接管政权。同福乡乡长是一个姓陈的解放军排长，他见范伯生是个穷苦出身的青年，为旧政府人员做饭完全是迫于无奈，人又机灵勤快，便留他下来，继续在乡政府做饭。在日常接触中，范伯生觉得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对贫苦老百姓秋毫无犯，还嘘寒问暖，完全不同于国民党部队，从心眼里佩服。陈乡长也觉得范伯生熟悉当地民情，是个可用之人。当时，崇德县正组建地方武装——县中队，而灵安设立区分队，陈乡长就推荐他当了区分队战士，并经常教导他：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做一名人民战士，为人民干事是十分光荣的。范伯生在陈乡长的帮助和教育下，思想觉悟迅速提高，他积极向新政府提供土匪活动线索，反映社会情况，投身到艰苦又复杂的剿匪反霸斗争之中。那时正值新旧政权交替之际，新政权刚刚建立，立足未稳，旧政府人员又不甘心失败，时刻想反攻倒算。区分队里有两名战士顾有松和朱龙云，在旧政府里混得久了，坏习气很重，好吃懒做，强拿强买，又过不惯新政府里的艰苦生活，在旧政府人员的利诱拉拢下，企图叛变，投入土匪部队。

1949年7月11日，陈乡长派范伯生带顾有松、朱龙云去新桥村附近侦察匪情。顾有松、朱龙云两人觉得这是投匪的好机会：一是他们都带着步枪，带枪投匪，匪首一定会另眼相看，日后肯定会委以要职；二是他们认为范伯生虽然是班长，但年纪轻，只要稍加利诱，肯定会随自己投匪。所以，一路上两人不断撺掇范伯生，一会儿说在新政府里跟着解放军剿匪反霸，生活待遇太差，在旧政府里干事，倒是经常有鱼有肉吃；一会儿又说：“这天下共产党说不定还坐不住，老蒋有美国人支持，说来就来的，我们现在跟着共产党，老蒋回来了，我们里外不是人，两面不讨好，到时候怎么办？还不如学英雄好汉讲义气，从一而终。”范伯生教导他们说：“陈乡长经常给我们说老解放区的事情，那里搞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贫苦百姓都分到了土地。还说待我们这里局势平稳后，也要马上搞土改，分到土地，自家种自家吃。这不是我们贫苦百姓朝思暮想的好事情吗？你们看解放军纪律严明，从来不欺压老百姓，确实是人民子弟兵，共产党真是我们穷苦百姓的大救星。你们再不能三心二意了。”顾有松、朱龙云两人却决意要去投匪，见范伯生不但不从反而来劝说他们，恼羞成怒，胁迫道：“今天是个好机会，要投一起投，你不投，我们是二对一，不怕你不随我们两人。”范伯生坚定地说：“我是跟定共产党了，共产党的路，我是走到底的！”顾有松、朱龙云见阴谋败露，凶相毕露，行至一个叫道士庄的小村时，借口鞋子掉了，故意落后几步，偷偷地向范伯生的后背开了枪。范伯生当场倒地，鲜血直流。顾有松、朱龙云拾起范伯生的步枪，仓皇而逃。消息传至乡政府，陈乡长非常震惊，三天后，他亲率区分队包围新桥匪巢，生擒了顾有松、朱龙云。之后，同福乡政府召开公审大会，顾有松、朱龙云被执行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