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聚生（1924年—1949年5月）
朱聚生
海盐县沈荡镇人，笔名陆亦斋。其父朱善昌以经营一家名为“朱裕兴”的南货店为生，家境还算殷实。朱聚生3岁丧母，由继母抚养成人，为了表达对两位母亲的纪念，他还曾取名赵曾（生母姓赵，继母姓曾）。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朱聚生的整个童年都充斥着枪声和硝烟，直到1936年，12岁的朱聚生才得以进入镇东小学读书。其间，又因日军不断侵扰，学校停课，朱聚生被迫辍学在家。在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对自己家乡的烧杀抢掠后，朱聚生内心一直有一股澎湃的爱国热情，他在心里暗暗告诉自己，一定要参加革命，一定要驱逐日寇！当时，朱聚生有一位名为任渔乐的老师。任老师是一位爱国热血青年，曾带领沈荡镇的爱国青年组成抗日救国青年团、前线剧社、救护队等抗日救国团体，宣传抗日思想，救护伤员。由于年龄尚小，朱聚生不能参加这些团体，但他经常跟随任老师参加各种抗日活动，这些活动奠定了他一生的爱国思想基础。
1942年春，朱聚生考入嘉属七县联合中学，在那里，他学习刻苦，成绩优秀。朱聚生平日里常常爱打抱不平，富有正义感，因而在学生中威信很高，很快就被推选为校学生自治会主席。当时的联合中学受国民党浙西行署控制，常在学生中大肆宣扬“三民主义救中国”，朱聚生也接受了这一思想。然而，当时的联中校长却在民族危亡时期禁止学生参加抗日活动、贪污学生伙食费，朱聚生便组织学生到行署请愿，当局被迫换了校长。不料，新任校长竟然变本加厉地制止学生参加抗日活动，校内一片死气沉沉，加之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朱聚生大失所望，忍无可忍之下，朱聚生选择离开学校，回到了家乡。
1944年春，回到沈荡的朱聚生看到的是一片萧条景象，乡亲们饱受日军奴役，却敢怒不敢言。痛心疾首的朱聚生决心唤醒广大民众的抗日信心，遂与一些爱国青年在沈荡附近的农村筹办《海北青年》杂志，揭露日军暴行，介绍国内抗日形势，激发人民的抗日斗志，但终因恶劣的环境，杂志只出了一期油印本便终止了。虽然只有这唯一的一期，可《海北青年》在当地群众中还是引起了很大反响，这更加坚定了朱聚生利用报刊开展斗争的信心。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迫于生计的朱聚生接手了父亲的南货店，但眼看着国民党各级官吏大发“接收财”，很多汉奸竟然摇身一变成了抗日功臣，继续欺压百姓，朱聚生内心十分矛盾，本来对国民党尚抱一线希望的他，为国民党的腐朽堕落而深感痛心。最后，强烈的正义感和爱国心使得他选择了一条伸张正义之路。1945年9月，朱聚生在海宁硖石联合了几个原来的同学，自筹经费创办了《青年报（海北版）》，与地方恶势力展开斗争，后来又因经费困难，在陆陆续续出版几期后，该报被迫停刊。1946年6月，朱聚生应三青团海盐分团部之邀担任《生报》编辑，他利用该报的有利条件常常在报上刊登一些指斥弊政、揭露贪官污吏和反映劳动人民遭受剥削压迫现状的文章。
1947年春，为了拉拢朱聚生，国民党委任他为沈荡镇副镇长和沈荡镇国民中心小学校长。他鄙视国民党官场内部的争权夺利、钩心斗角，将满腔心血都倾注于办学之中。当初接手时，学校无校舍，缺少教师和经费，朱聚生顶住各种非议，将沈荡大庙改建成校舍，为了充实经费甚至变卖家中财产捐献给学校。他还千方百计聘请了许多思想进步的年轻教师执教，努力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这期间，时任海盐县警察局督导员的杨竹泉主动接近朱聚生，实际上，杨竹泉是共产党派往海盐的地下工作者。很快朱、杨二人即成了莫逆之交，在杨竹泉的影响下，朱聚生逐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思想上有了很大变化，开始信仰共产主义，明白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并想方设法寻找共产党，想要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但由于革命需要，杨竹泉不便向朱聚生透露自己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1947年11月17日，朱聚生与杨竹泉在沈荡合办了《行报》，朱聚生任总编辑。该报向人民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报道被国民党当局所封锁的解放战场上的真实情况，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及其罪行。
1948年春，中共苏北九地委一线联络员陈开白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了解到朱聚生的情况，特地赶到沈荡对朱聚生做进一步了解，之后上报上海组领导，并多次从各个方面考察朱聚生，半年后，上海组正式与朱聚生建立了联系。从1948年夏至1949年春的半年多时间里，朱聚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除了继续抓住《行报》与学校这两个阵地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外，还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多项任务。1948年10月中旬，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处派便衣来沈荡密查朱聚生及《行报》的情况，无获而去。11月初，朱聚生在全县教师代表会上被推选为主席，抗议国民党当局对教育界的迫害政策。11月22日，《行报》被国民党当局查封。11月23日，朱聚生带领8名代表去县参议会请愿，提出补发欠薪、增加教师收入等3项条件，迫使县长马凭祖答应了全部请愿条件。朱聚生积极团结、组织进步青年，开辟民教工作，办起类似革命老区学校模式的民众夜校，用自编自印的教材进行革命启蒙教育。12月初，《行报》编辑沈志直在回苏州老家时被捕，杨竹泉等人也受到国民党当局监视，朱聚生秘密送杨竹泉等人前往苏北解放区，自己则留下来继续斗争。
1949年春节前夕，白色恐怖到了最严酷的时刻。陈开白来到沈荡与朱聚生联系，朱聚生表明了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并再次提出要到解放区工作。党组织委派中共苏北九地委上海工作组负责人之一的陈一忠亲自赴沈荡当面考察朱聚生。1949年2月下旬，陈一忠代表党组织接纳朱聚生为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候补期一年，并要求朱聚生继续留在沈荡坚持斗争。2月底，杨竹泉受泰州一分区公安局长江联络站派遣潜入苏南、上海等地开展策反工作。临行前，杨竹泉给朱聚生写信，要求其设法搞几张记者证，朱聚生按照杨竹泉给的地址写了回信。不幸的是，杨竹泉在过长江时被国民党特务发现，朱聚生的回信也被搜走了。3月18日深夜，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第四稽查大队以共产党嫌疑的罪名逮捕了朱聚生，并将其押到上海，关进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第四稽查大队内，后移至提篮桥监狱。在狱中，敌人对他施以酷刑，朱聚生始终坚贞不屈，咬紧牙关，坦然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但丝毫没有吐露敌人想要的东西，用实际行动实现了他入党时的誓言。
1949年5月7日，在黎明前的最后一刻，朱聚生与杨竹泉、李白、秦鸿钧等12人在上海浦东戚家庙遭敌人枪杀，朱聚生与同志们高呼：“共产党万岁！”之后便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表达了自己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