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必达（1923年1月—1943年2月）
陈必达
化名陈木天、陈慕天，小名陈小观，桐乡县濮院镇（今桐乡市濮院镇）人。曾就读于濮院镇敬业完全小学校。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浪潮也席卷了濮院，在老师的鼓励下，陈必达和同学们上街高唱抗日歌曲，宣传抗日思想，并倡导国货、抵制日货。1936年，陈必达离开濮院，到吴兴县善琏镇福昌达绸布庄当学徒，饱受老板的奴役。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抗日的怒火燃烧了整个浙西大地。1938年秋，陈必达毅然离开绸布庄，到抗日游击队朱希、汪鹤松部队参与政治部工作。在该部的工作使陈必达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也掌握了不少游击战术知识，很快他由一个小学徒成长为一个活跃的政工人员。每天他不是书写、张贴标语，上街演讲，下乡演出，就是到民校、识字班积极宣传抗日道理，大造抗日舆论。11月9日，近万名日伪军配以汽艇、飞机，多路围攻朱汪部队。10日，陈必达随部队由乌镇撤至练市镇附近的钟家墩。翌日上午，部队被敌人以优势兵力四面包围。由于钟家墩南、西、北三面环水，仅有两条路与外相通，不利突围，除陈必达等部分武装随副司令汪鹤松突出重围、朱希用菱桶泅水幸免于难外，余皆壮烈牺牲。钟家墩血战后，陈必达随朱、汪突围部队撤到临安整编、训练。刚从新四军军部派来的周达明给大家讲游击战术课，短期整训提高了陈必达的军政素质，使他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进一步掌握了游击战术知识。
1939年春，朱、汪部队重返浙西沦陷区，活动在桐乡乌镇至吴江严墓一带。陈必达在政训处中共党员的影响下，夜以继日地奔波驻地，开展地方民运工作，发动群众，先后建立了“妇救会”“儿童团”“救国会”等群众组织。频繁的战斗生活，使陈必达迅速成长为一个智勇双全的游击队员。5月，中共浙西特委为了更好地争取朱、汪部队，决定将朱汪部队中共支部改建为特支。特支的建立加强了党的领导，加快了党的发展工作。9月，陈必达在中共党员的帮助和教育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的陈必达更加意识到自己身为党员，肩负着抗日救国的重任。1939年年底，朱汪部队被国民党苏南行署改编，共产党人在该部队已无法立足。经中共浙西特委安排，陈必达于1940年1月奉命返回家乡濮院开展抗日救亡活动。2月下旬，中共浙西特委决定建立中共嘉（兴）崇（德）桐（乡）工委。3月，中共嘉崇桐工委组织委员刘明来濮院，与陈必达接上了组织关系，并确立了“以结拜兄弟的方式，团结抗日骨干，培养、发展党员，壮大我党力量”的工作方法。5月底，陈必达在发展韩起祥、朱树声、潘金海等人为“抗日反汪大同盟”成员后，成立了“抗日反汪大同盟”濮院支部。9月，经过培养考察后，陈必达吸收了很多共产党员，经过中共嘉崇桐工委批准成立了中共濮院支部，陈必达任书记。建立党组织后，陈必达继续努力边进行党的发展、组建工作，边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他依靠党员秘密串联发动，广泛结拜兄弟，在壮大抗日力量的同时，还利用平时闲谈、学校演讲等多种形式，积极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揭露敌伪罪行，启发民众觉悟，从而点燃了濮院地区的抗日之火。当时，镇郊南石桥一个绰号叫“尖刀三少爷”的汉奸高善富成为当地抗日救亡运动的主要障碍。1940年初夏，陈必达请示中共嘉崇桐工委同意后，率领一支由近十名党员和进步青年组成的武装小分队，以急行军的速度向高善富的老巢南石桥进军，途中抓住了高的亲信，证实了高在家，而且戒备松懈，遂前往高家一举将其抓获并处决。之后，为消除隐患，陈必达又击毙了蔡安浜的日伪情报员祝阿妹。这一系列的镇压汉奸行动，打击了濮院地区敌伪的气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使濮院地区抗日之火越烧越旺。
1940年年底，濮院党组织成员增至35人，支部下属党小组除原有濮院镇、米安桥外，还新建了国界乡小组。鉴于濮院地区党员数量的增加，为了更好地加强党对这一地区的领导，1941年1月，中共嘉崇桐工委报中共浙西特委同意，决定成立中共濮院区委，陈必达任区委书记。2月，陈必达又在嘉兴泰石乡（今属洪合镇）发展了5名党员，建立了中共泰石乡支部。濮院地区的抗日工作鼓舞了广大人民，也震惊了敌人。抗日救亡的局面打开之后，陈必达又将眼光投向了新的目标——搞武装。5月，因为国界乡（今洪合镇所在地）副乡长兼自卫队副队长夏福庆，陈必达暴露了身份，只得紧急撤离嘉崇桐地区，来到苏南抗日根据地，经过学习后任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六旅政治指导员。在连队里，他积极做好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经常找干部、战士谈心，是干部、战士的贴心人。战斗前，他积极做好宣传工作；战斗中，他又总是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是连队里的顶梁柱。
1943年2月，陈必达所在连队在向大茅山竹篑桥进军时与大批日伪军遭遇，陈必达为掩护部队撤离，殿后狙击，战斗中不幸身中数弹而壮烈牺牲，时年20岁。
陈必达的信件、表壳及烈士家属证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