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 奇（1919年[1]—1942年5月）
施 奇
女，原姓陈，在狱中化名周琳，平湖县城关镇（今平湖市当湖街道）人。由于家境贫寒，曾当过童养媳。1936年，性格倔强的她离开家乡进入上海一家缫丝厂做工，本以为从此可以获得自由，然而却受尽压迫和剥削，且仍无法果腹。“是命该如此吗？还是……”年少的她常常思索这个问题，却始终得不到答案。后来，施奇勇敢地加入了罢工的行列。在共产党的教育以及工友的关怀和帮助下，她进入夜校学习，逐渐认识到了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根源，懂得了只有推翻反动统治，劳动人民才能获得解放的道理。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工厂倒闭，施奇无处可去，只得进入难民收容所，在那里，她学唱抗日救亡歌曲，从此开始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经工友介绍，施奇参加了上海十九救护医院医疗小组，这个医疗小组是为八路军敌后战场服务的，她在小组里担任事务员。1938年1月，施奇随医疗小组由上海抵达宁波，与宁波的红十字会汇合，并入该会交通股，先后驻在宁波龙华寺和翰香小学。后来，交通股又与上海煤业救护队（共产党外围组织）合并。7月，煤业救护队到皖南古关，施奇也一同前往。她在那里学习了很多进步书籍，思想上有了很大进步。
1938年8月，施奇离开煤业救护队，来到皖南泾县中村，参加了新四军，被编入教导队第八队九班，任班长。虽然她文化程度低，可她的学习成绩却很好，政治、军事、文化门门功课都名列前茅。上课时，她聚精会神地听讲，认真做笔记；讨论会上，她理论联系实际，积极发言；军事训练时，她严格遵守纪律，研究技术；行军时，她从不落后，还主动帮助别的同志背背包、扛枪；生活上，她吃苦在前，勤俭朴素。不久，施奇便被党组织接纳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1939年年初，在教导队毕业后，施奇被分配到军部速记班工作，半年后又被调往军部机要科任报务员。她处处严格要求自己，起到模范作用，因而威信很高，同志们对她的共同评价是“坚毅纯朴、正派大方、热情诚恳、奋发有为”，她因此被称为新四军机要战线上的“丹娘”。
1938年，中国红十字会上海煤业救护队员在宁波合影（前排右一为施奇）
1940年秋，国民党发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新四军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北撤。组织上照顾女同志，要求她们化装后经上海转往苏北，施奇却主动要求跟部队一起走，从而负责译电工作。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战斗中施奇镇定地译发电报，保持与党中央的联系。当敌人包围圈越来越小时，她按照上级命令忍痛毁掉电台，烧掉密码，但突围时不幸被俘，随后被敌人押送至三战区政工队。在那里，她饱受折磨，身患重疾，但面对淫威，仍坚贞不屈，坚持宣传革命道理，讲新四军的抗日活动，讲皖南事变的真相。由于施奇病情日益严重，周围进步青年强烈要求给施奇进行治疗，敌人不得不将她送到医院。在医院里，施奇仍然坚持斗争，她的宣传起了很大作用，敌特为之惊恐，认定其为共产党员，将其投入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今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监狱。在监狱里，国民党反动派把她当作重要政治犯进行审查，并诱骗她自首：“只要承认参加共产党是走错了路，保证以后不再给共产党做事，就可以送你去治疗。”施奇对狡黠的敌人丝毫不加理睬。敌人达不到目的，只得将她从广丰县监狱押送到上饶集中营。在集中营里，饱受折磨的施奇仍然保持着一颗坚定的共产党员的心，靠着坚定的意志感染着身边的难友。狱中难友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为施奇抗议，要求敌人给施奇治疗。敌人为了掩盖罪行，对外声称施奇患有膀胱结石症，每天给她几片消炎药，并允许每星期派一名女同志代表去探望施奇，这使得施奇的病室成了狱中联络站，有力地配合了集中营内的对敌斗争。1941年年底，一批同志准备越狱，并把计划告诉了施奇，她是多么渴望回到革命队伍，渴望看到革命的胜利，但身体却一天天虚弱。
1942年5月28日，国民党特工对上饶集中营的新四军战士再次进行屠杀，施奇被抬到茅家岭葛仙庙附近，奄奄一息的施奇看出了敌人的意图，她用尽全身力气，挣扎着站起来，大喊道：“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这些强盗，卑鄙！无耻！今天，你们能杀死我一个，明天，你们，和你们的整个阶级，通通都要被我们埋葬！”敌人被吓得连连倒退，慌忙将大团棉花塞进施奇的嘴，把她推进了事先挖好的土坑里，年仅23岁的施奇就这样被活埋了。如今，在江西上饶茅家岭仍矗立着施奇的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