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版序言

在这些演讲中，我试图调和我的精神分析的实践经验与现存的理论——或者不如说与通向这一理论的进路——之间的冲突。它实际上是概括我对我尊敬的导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从多年的经验当中总结出来的指导原则的态度的一个尝试。既然我的名字与精神分析相联系，并且在一段时间里我也成为对这一运动的大规模的谴责的一个受害者，有人也许会非常惊讶地问道，我怎么直到现在才第一次明确我的理论立场。当差不多10年前我清楚地意识到弗洛伊德已经超越精神病理学现象的当代知识——尤其是复杂精神活动心理学——的界线多么大的距离时，我并不觉得自己有条件进行任何真正的批评。我不具备——出于他们的无知和无能——认为自己有理由进行“批评的”反驳的那些学者的勇气。我认为，在敢于进行批评之前，一个人必须首先谦虚地在该领域工作多年。当然一直不乏不成熟和肤浅的批评的不幸结果。然而，绝大多数的批评者甚至对自己的愤慨和技术上的无知懵然不觉。精神分析继续不受干扰地兴旺发展，不为周围嘈杂的不科学的喋喋不休感到烦恼。众所周知，这棵树已经极其壮大，不仅仅是在一个半球，而是在欧洲和美洲同样如此。冠冕堂皇的批评不会比《浮士德》中的“臀部见鬼者”（Proktophantasmist）获得更大的成功，他在“瓦卜吉斯之夜”（Walpurgisnacht）中悲叹道：

真荒谬！你还想待在这儿？

马上消失吧！你已经被通过解释消除了。

批评者们忘记了，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有其存在的充分权利，而这对精神分析也适用。我们不会犯我们对手的错误，既不会忽略他们的存在，也不会否认他们的存在权利。但这使我们背上了在正确事实知识的基础上对自己进行公正批评的义务。在我看来，精神分析需要这种内在的考量。

有人错误地提出，我的态度标志着精神分析运动的一个“分裂”。这样的分裂只能是与信仰方面有关。而精神分析则与知识和日新月异的阐述有关。我将威廉·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准则作为我的指导原则：“你必须发挥每一个词实际的现金价值，使它在你的经验之流内部起作用。这样，比起一个解决方案来，它显得更像是更多工作的一个程序，尤其是所存在的现实的变化方式的一个暗示。这样，理论就变成工具，而不是我们可以仰仗的未解之谜的答案。我们并不依赖它们，而是要继续前行，并且间或地在它们的帮助下再一次地改造自然。”[1]

按照同样的方式，我的批评并不从学术争论出发，而是从我在这一领域10年来的认真工作中所得到的经历出发。我知道自己的经历无法与弗洛伊德非凡的经历和洞察相比，然而在我看来，我的一些阐述确实比弗洛伊德的相关阐述更恰当地表达了被观察到的事实。无论如何，我在我的教学工作中发现，我在这些演讲中所提出的这些观点，为我在努力使学生们对精神分析有所理解的过程中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实际上，我决不认为一个谨慎和有节制的批评是“变节”或者分裂；相反，我因此希望推动精神分析运动不断地开花结果，并为缺乏实践经验或者被某些理论成见所妨碍、一直不能掌握这一方法的那些人，开辟一条通往精神分析知识宝库的道路。

我必须要感谢我来自纽约的朋友史密斯·伊利·杰利夫（Smith Ely Jelliffe）博士——他亲切地邀请我参加在纽约福尔德海姆大学开办的附设课程——使我有机会进行这些演讲。这九篇演讲是在1912年9月所作的。我还必须为贝尔维尤医院（Bellevue Hospital）的格雷戈里（Gregory）博士在我的临床示范中所提供的帮助致以最大的谢意。

只是在1912年春天，在我为这些演讲所进行的准备之后，我才在那一年的夏天看到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论神经的特性》（Uber den nervosen Charakter）这本书。我承认，他和我在很多方面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但这里不是更深入地讨论这个问题的适当地方。而应放到别的地方去讨论。

C.G.荣格

苏黎世，1912年秋